天津的子午炮与午炮台

在钟表报时尚没有普及的年代，天津卫城的城门启闭、百姓起居，都必须按镇署衙门炮声行事。故戴愚庵先生在《沽水旧闻》一书中，就详细记载了天津卫实行“子午炮”和“闭城炮”的旧制。

清同治九年（1870年）七月，李鸿章接替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来到天津并出任直隶总督。自甲午之后，李鸿章饱受朝野上下的非议，虽已垂暮之年，内心一直有雪耻之念。当时天津早晚启闭城门以鼓楼108杵钟声为准，但城外稍远村落却听不清钟鸣。李鸿章根据乡中父老的建议决心改良报时方式，废除鼓楼撞钟而改为放炮报时，此举意让百姓闻炮而动、闻炮而息，炮声振耳，时时让国人清醒，不无警示的意义。光緒和慈禧十分理解李鸿章的“改良”苦心，不但肯定了李鸿章的改良方案，而且把炮声报时的方法推广至全国各地。

重新修定颁布的“定时炮”报时制，是在每日子时和午时各放大炮一声，百姓要以官府炮声为参照，安排一天的劳作起居。百姓谓之“子午炮”。每日在东方发亮之时，还要放一声“亮炮”，准备开启城门。除了“子午炮”为全城百姓报时外，每晚城门关闭还规定了“两炮闭城制”。即由炮台上单设的小铁炮在每日晚戌时（八时）放小炮一声，关闭左扇城门，留右扇城门继续出入。到戌时四刻（近九时），放第二声小炮，则右扇城门也须关闭。关闭后行人车马再不得出入卫城，须待明日“亮炮”响后，方可再开城门。

点炮的炮台最初设在镇署门前（鼓楼西北），后又迁到府署门前（鼓楼东北），但这两处地方都离民居太近，炮声巨响，实在扰民。无奈将号炮迁到城外“院门口”附近的无人区。可是随着城外百姓的增多，炮声仍扰民，尤其对老幼惊扰最大。结果又移到了河北窑洼大道南头北运河河边，时间不长，又在此处搭建“新浮桥”，只好又迁移到北营门东早已废弃的原窑洼炮台，总算是解决了扰民的问题。但，淮军的营房都在大悲院附近，每日换班须坐船过河，很不方便，尤其在丰水季节，还容易出现翻溺事故。最终在对岸淮军诏忠祠附近的河边上修建一座午炮台（李公祠西箭道南头），当时这一带居民不多，附近大都是淮军的营房操场和淮军义地等。在炮台上掌控点炮的司炮称为炮官，因不可误时，责任重大，待遇也高于同级官兵，据说月俸三百，大大的肥缺也。天津百姓觉得炮官待遇太高，也曾作诗讽刺曰：“大炮三声响，月费三百两。饥民城外躺，谁肯把他养。”

李鸿章去世后，袁世凯接替他担任直隶总督。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袁世凯主持为李鸿章修建了规模宏大的祠堂，选址就在午炮台后边的淮军昭忠祠旧址。

（图一）

（图二）

【不同历史时期的天津地图对午炮台的记载】

这座午炮台，就位于后来修建的李公祠前街与李公祠西箭道交口的北运河河边，长十几米，用黄土夯实，高出街道地面三米左右，是个长方型的土台，有石阶通到上面。放炮的士兵由淮军护卫营委派，每日号炮风雨无阻。1900年庚子事变后，中国官员都被打散，八国联军成立了管理天津的临时政府“都统衙门”，这些外国人认为，敲锣打鼓和燃放鞭炮都是义和团的信号，于是发布公告称：不准百姓燃放爆竹，敲击锣鼓，发出巨响，就连过年过节也不能例外。记得张显明老先生在天津广播电台讲过一个“天津史上最没年味的一年”的故事，说的就是那一年。爆竹都不能放何况放炮，而且放炮的士兵早就跑光，“子午炮”自然就废止了。这下可苦了按炮声作息的百姓们了，没有了炮声，生活一片混乱，每日不知什么时辰，蒙着过活。一些有头脸的士绅们通过各种关系，找到当时由英国人把持的巡捕局，希望“都统衙门”能网开一面，恢复“子午炮”旧规。让百姓生活恢复规律。

1900年11月20日，在“天津临时政府”（都统衙门）第71次办公会上，天津巡捕局局长请求‘临时政府’准许每日正午时分，在衙门鸣炮一响报时，以方便天津城内外的百姓生活，获得临时政府全体委员的同意，并建议改在三岔河口的黑炮台鸣炮为宜。同时，考虑黑炮台在日军控制之下，责成临时政府秘书长通知日军参谋长，做好放炮的准备工作。由汉文秘书向全城百姓发出‘恢复燃放午炮的紧急通告’的公文，具体技术问题由巡捕局负责。”然而，此事进展的并不顺利，1900年11月28日“天津临时政府”召开的第75次办公会上第五项决议又作出“鉴于英国当局在鸣炮装置设计上的原因，本委员会下令，在新命令下达之前巡捕局暂不鸣炮。”的决定。此事一直拖到1901年1月26日，在临时政府第99次办公会上才决定“在一周内，由巡捕局在黑炮台上安装好一座鸣放午时炮报时的大炮。”天津的百姓这才恢复了较为规律的生活。本来是一件很容易办到的事，拖了如此之久，折射出临时政府成员国之间的相互猜忌和不合作。

我小学的时候，有几个同学就住在午炮台附近，当时靠河坡的一侧已住了几家船户，他们在炮台上挖出一个类似窑洞的小房间，挖出土炕，门口用席子、竹竿搭成窝棚，用破旧的麻袋当做房门。我那几个同学都住在炮台的下面，故每日放学后经常在炮台上爬上爬下的做游戏、捉迷藏。因这些人家在岸上没有户口，挖的房子都是“违建”，故家家不能通电，都点煤油灯，做饭就在河坡上挖一个“锅腔子”烧柴禾，生活十分不便。午炮台附近的安徽会馆门前小广场，每天下午至傍晚热闹非凡，有说评书的，变戏法的，卖膏药的，打把势卖艺的，卖各种小吃的。靠近会馆大门处，又有卖“仙鹤灯”的及“黄雀算卦”的，一直闹到天黑，午炮台周边才安静下来。上世纪50年代，李公祠照壁前的空地被改造成了“水产品批发市场”，午炮台旁又建起来卸鱼的船码头。来自塘沽和胜芳、白洋淀的渔船每天凌晨都在这里卸货，天亮后，又被市区各副食商店网点拉走，故这段路面十分泥泞。1956年，河北区整修河岸，炮台下面的船民才得到安置，有了陆地户口，迁出了炮台，搬到西窑洼的操场下坡。60年代海河停航后，原批发场地盖起了居民楼，这个鱼市又变成了“干腌水产品批发市场”，只在李公祠大街上保留了一间门市部，专卖海带、蜇皮、鱼干等产品。常走李公祠大街的人们都还能记得“三条石吊桥”桥头摆满海蜇的摊位。

1958年，大炼钢铁，各单位都要垒小高炉炼铁，纷纷到炮台来挖取黄土，几天的功夫，偌大的一个午炮台竟然挖没了。呜呼，一个历史遗迹就在人们的眼皮底下消失了。李公祠大街拓宽时，彻底消灭了午炮台的一切痕迹，大致能知道“午炮台”位置的人们也只能在“亲水平台”上凭吊古迹啦。（高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