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二十三年十一月，时任兵部郎中程同文接到吏部新的任命，升其为鸿胪寺少卿。在京的同年、老乡们得知这一消息后，纷纷前往府上祝贺，并说程同文日后前程无量，或可在有生之年跻身六部堂官之列。

了解清代官制的读者或许发现了一个细节：兵部郎中为正五品，鸿胪寺少卿为从五品。这明明是降级调任，何来升迁之说？哪里又谈得上未来跻身六部堂官之列呢？

如果是这样认为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程同文调任按照官场上的说法，确实属于提升。要想论证这一说法，就得从六部的官制说起了。

六部设官的不合理性

六部是朝廷最重要的行政部门，凡国家政令都需六部推行实施。六部官员的设置沿袭明代，其最高长官为尚书，以下为侍郎。

清代在京各衙门堂官实行满汉双轨制，故各部堂官有满汉之分，即满、汉尚书各一人，左右侍郎满汉各一人。

雍正以后六部尚书的品级提升为从一品、侍郎为正二品。侍郎之下依次为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官，如果按照职能划分，如此的设定并没有什么问题。

问题是，侍郎之下的郎中级别仅为正五品，两者品级悬殊过大。也就是说，郎中不管能力有多出众，都不可能一下子越过三品六级直接提拔到侍郎的岗位上。以现在的观点来看，官员在本部门调剂提拔才是最合理的，这关系到专业对口与否。

然而制度的不合理，就迫使各部司官（郎中、员外郎）不得不改任其他部门。如此一来就会出现专业不对口、业务不匹配的局面。

换个角度说，如果郎中不离开六部衙门，那么他这一辈子都不会得到提升。这样的情况并非是少数，尤其是汉族官员，很多人到了郎中这个级别以后，就停步不前了。

开篇提到的程同文是嘉庆四年二甲进士，他前半生的仕途还算顺利，候补不到三年便被选为户部主事，几年后因获京察一等，被记名提升为兵部员外郎。

嘉庆十四年，程同文再获京察一等，晋兵部车驾清吏司郎中。此后，程同文的仕途进入了漫长的沉默期，近十年时间中在郎中位置上原地不动。

不是程同文不够优秀，根子就出现在六部职官制度上。如果说郎中以上有正从四品、正从三品官，那么毫无疑问，程同文将有机会更进一步，而且以他的专业技能，也能很好地胜任兵部的工作。

六部司官的晋升通道

郎中干得好且被提拔重用的大有人在，但他们都需要到六部以外的其他衙门进行历练，然后才能走上侍郎、尚书的岗位。

对于大部分司官来说，如果晋升最大的可能就是外放，即以道员、知府升用。清代京官名义上是高于外官的，比如从二品的布政使如果调任京官，一般都是降级任用，拟为正三品的太常寺卿或从三品的光禄寺卿。

正三品的按察使调任京官，一般拟用正四品的通政司副使，或大理寺少卿。地方官降低调任京官，在官场上就被认为是晋升。

京官调地方官相反，在品级上一定会有很大的提升。比较常见的就是六部司官调任道员、知府，这是因为在京各衙门中，适合六部司官的岗位不多，只能将他们调剂到外省任职。

除了调任外省，少数六部司官会被调至其他衙门任职，而这种情况下，就难以避免品级不匹配的问题。

六部郎中权重不假，但毕竟不是主官，所以按照清代的官制规定，就是皇帝有心提拔也不会贸然将其放在一把手的位置上，最好的选择就是作为副手历练一段时间，如果能胜任本职工作再作打算。

京城衙门除了六部以外，无外乎宗人府、都察院、大理寺、鸿胪寺、光禄寺、太常寺、太仆寺、翰林院、国子监、太医院、钦天监、内务府、理藩院等行政机构。

其中宗人府、翰林院、理藩院、太医院、钦天监、内务府等衙门，都有很高的任职资格，除了旗籍、出身之外，还得具备专业技能。

所以能选的部门并不多，主要是各种“寺”。而各寺堂官的品级普遍又不高，副手就更等而下之了。

从实际情况来看，郎中内用主要是任“少卿”，少卿权轻可在官场中人看来，可是实打实的“京堂”，其地位就如同六部侍郎一样。

少卿品级有高有低，其中以鸿胪寺少卿最低，仅为从五品。程同文以兵部郎中调任鸿胪寺少卿表面来看属于“降级”，实为晋升，道理很简单，因为有了“京堂”这个头衔，日后才有可能跻身更高级别的堂官。

清代统治者很早的时候便意识到了六部职官设置不合理的现象，但碍于祖制始终没有对其进行改革，当时就有不少大臣认识到这一弊端：

部务之不振也，曹郎（指郎中，引者注）积资十余年，甫谙部章，京察保一等，即简放道、府以去。侍郎多起家翰林，初膺部务，临事漫不訾省，司员拟稿进，涉笔占位署名，时人谓之“画黑稿”。

清末时，朝廷实施官制改革，六部中新增承政厅、参议厅两个机构，分别设正三品的左右丞、正四品的左右参议，以本机构的五品郎中、员外郎升正四品参议，参议升正三品的丞，丞升侍郎。

如果是在乾隆手就加以实施新官制的话，那么于国于民皆有裨益，但遗憾的是，没过几年大清就灭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