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的楚国，最早在周成王时期受封于“楚蛮”之地，“姓芈氏，居丹阳”。经过上百年的发展逐渐向南推进，到东周初期已经发展成为长江流域的一大政治势力。楚国最强盛时期占据了长江流域的大部区域，是“合纵连横”战略中攻秦的带头人，楚怀王担任“纵长”。

战国时期楚国在华夏大地尤其是江淮地区及以南留下了大量的遗迹。都城毫无疑问是楚国政权最核心的空间，楚顷襄王十九年，秦军攻入楚国郢都，楚国迁都至陈城，而后于考烈王十年迁都钜阳、考烈王二十二年迁都寿春，最后于负刍五年被秦军灭国。战国晚期的楚国，先后多次迁都。

一、郢

《史记》记载，楚文王时期，始都郢。目前认为郢应为楚国对都城的统称，而一些供楚王指挥作战、游猎巡视的别都、陪都等便在“郢”前加字，以区别于郢，如蓝郢、鄢郢等。

自楚国称王之时起，便定都郢。而关于郢的地望和概念，学界普遍认同“郢”并非指同一城市，而是楚国将都城都称为郢。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说法，即战国时期楚国都城为纪郢。“郢”字最早见于西周金文，是甲骨文中的“呈”字和“邑”字的形声组合。

代表“王说邑”，暗含“称王”的意思。楚国当时在周王室的分封系统中处于“子”的地位，其固守周王室南部边疆，战略地位较为重要。《楚世家》中记载，楚武王由于没有受到周王室的“尊号”，因此怒而“自尊”为王。因此楚武王在周王室势微之时，通过将国都加上“郢”字，来表露自己的不满和称王的决心。

其中“郢”即为概述，指楚国历代的都城、故土。楚人有念旧的习俗，认为楚武王定都郢是楚国兴盛的象征，因此凡迁都，依然使用楚武王时期定下的都城名字。纪南城所在的沮漳河下游地区、江汉平原，自西周以来都是楚国的势力范围，目前对纪南城成为“郢”的时间仍有争议，但是至少在战国中期，其郢都已是现纪南城，此时郢都的周边均为楚国势力范围。

二、陈城

《史记》中对“白起拔郢”的多处时间记载均相同，即“顷襄王二十一年”，楚国在秦军的攻势下，“东北保于陈城”，在陈城建立了新的都城。陈城曾是陈国的都城，《礼记·乐记》中“武王克殷……封帝舜之后于陈”记载了西周时期陈国分封的历史。

周武王分封陈国于该地，一方面是为了褒奖“帝舜之后”；另一方面是因为陈国的先祖在商末即“服事先王”；而主要原因还是出于国家安全战略的考量，“以藩屏周”，当时陈国封地即为周王室的南部边疆，东南部的东夷虎视眈眈，陈国分封于该地能将周王室的统治范围扩大到淮北地区。

陈国大致的势力范围在以淮阳为中心，东到安徽亳县、涡阳一带，向西延伸至西华县以西与许国相望，向南到达颍水流域，与顿、项、养、胡等国相连，至北约在今扶沟、太康附近与郑、宋两国有联系。陈国从面积上看并不大，但是地理位置优越，其位于淮河左侧重要支流上，境内有鸿沟、颍水、谷水等河流，是沟通东南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交通要道，有充分的战略意义。

陈国在楚国攻打之前已具备有战备工事，有城墙。据《吕氏春秋》记载，楚庄王准备攻打陈国时，派使者前往观察，使者汇报说“不可伐也……城郭高，沟洫深，蓄积多也”，这就说明在楚惠王灭陈国前，陈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城市防御工事体系。

陈地在并入楚国版图后，也是区域性的商业、军事中心，这从楚国金币“陈爰”中能得到反映，目前发现的“某爰”并不多，其等级等同于“郢爰”，从侧面反映出陈地在楚国城市中重要的地位，陈城拥有独立铸币的资质和商业贸易的自由。可以说，是仅次于都城的政治经济中心。陈国重要的地理位置，使得陈国作为一个军事小国，要想活下去，就需要积极求变，寻找盟友。

而春秋时期，陈国距离齐国最近，且他们都有相同的战略目标——阻挡楚国北上侵略中原，因此在前期，陈国主要和齐国结盟共同抗击楚国，在鲁僖公十九年（公元前641年）时，陈国初步与楚国建立了同盟关系，六年后，楚国解救了被陈国战败的顿国顿子，兵临城下之际，陈国被迫屈服于楚国。

城濮之战后，楚国元气大伤，陈国于鲁文公三年（公元前624年）又与晋国、鲁国等组成同盟共同征伐沈国。晋国与楚国矛盾激化后，夹在中间的陈国左右摇摆，处境艰难。他只能不断作为盟国加入到两方中较为强大的一方以换取保护，而避免遭到另一方的打击报复。

陈国的境遇并非唯一，春秋时期小国林立，这些国君大多被夹在强国之间，作为某一强国的盟友，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艰难求生存，遑论更好的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小国被吞并是必然的结果。

战国时期的淮北是楚国与中原商业贸易的主要场所，也是争霸战争的前沿地区。战国早中期楚国国力强盛，淮北地区尽为楚地。到楚怀王时期，宋国趁楚国深陷垂沙之战时，借机“南败楚，取地三百里”132，淮北地区部分落入了宋国。

到楚顷襄王十三年（公元前286年），齐国与秦国“连横”，获得了秦国的支持，灭宋国，“南割楚之淮北”，淮北地区又落入了觊觎该地许久的齐国之手。楚顷襄王时期，楚国跟着以秦国为首领的“伐齐之师”夺回了淮北之地。此后陈地一直掌握在楚国的势力范围内，直至“白起拔郢”后，楚王室向东北方向撤退定都。

三、钜阳

《史记六国年表》中记载，考烈王十年“徙于钜阳”，这也是钜阳在先秦史料中的唯一记载。后代学者均认同楚国曾迁都钜阳。宋代以后的学者对“钜阳”的地名进行了考证，尤其是清代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明确记载了“细阳”的地望，即“颍州西北四十里”，且指出该城就是考烈王时期的钜阳城，秦汉时期讹传为“细阳”，属于汉代之汝南郡细阳县。

《大清一统志》中记载“细阳故城在太和县东”，这都为后人寻找钜阳城的地望提供了线索。《史记》有关《年表》部分的记载，大多准确无误，因其字数少、记载均为大事，在传抄、记录中不至于出错，这一记载应不是作者笔误，而是楚国确实曾“徙于钜阳”。至于楚国徙都是王室整体搬迁，还是短期迁都作为重要军事据点，从史料无从得知，仅能通过考古进一步发现与研究，方能解决此问题。

考烈王十年时，经过春申君的治理，东迁后的楚国逐渐恢复了军事实力，楚国先后取鲁、莒，与魏国联手救赵邯郸之围，楚国休养生息，不与秦国发生大规模冲突，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此时都城陈城，位于豫东地区，原本该城即为楚国与中原各城商业交流的边疆城市。

迁都后虽加固城防，但是其地理位置方面仍距魏国、韩国较近，且周边均为平原，无险可守，从都城防御角度而言，没有足够的战略纵深。因此定都于该地，只是楚国为避强秦的权宜之策，仍需寻一个固定、安全，适宜定都的城市作为都城。

魏国安釐王在位期间，先后对楚国军队开展军事行动，“睢阳之事，荆军老而走；蔡、召陵之事，荆军破”魏国先后进攻了睢阳、上蔡、召陵等地，此三处均距陈城不远，分别位于陈城东北、西部、西南，对陈城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因此迁都十分必要，或者说已经到了不能不迁的地步。

迁都钜阳后，楚国已开始营建新都，此时春申君封于淮北十二县，其受封可能肩负着营建楚国新都的任务。寿春城位置险要，其北为淮河、八公山，有天险可依；而通过淮河北岸支流又能十分方便地与中原各地联系，选择该地作为都城，拥有东南部大片腹地，又北距中原较远，有战略纵深，是理想的建都之地。

在迁都钜阳时，楚国可能已经预料到了在此地时间不久，因此没有花费更多精力用于钜阳城的修建中，而是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了寿春城的改造扩建中，自然也没有在史料中留下过多的记载。楚国在迁都时，也应是在其军事据点基础上改扩建而成为都城，也许“钜阳”留名较少也是由于其原另有城名，而迁都后将其更名为“钜阳”。

总之，钜阳应为战国晚期楚国一个短暂的都城据点，楚王在此时为了避免卷入中原诸国战争中，选择离开距中原较近的陈城，向东南腹地迁徙到了钜阳城，而在此时已经开始了寿春城的营建工作，由春申君主持。

淮北地区以往考古发现较少，在文物普查中当地文物部门认识到在淮北地区存在有一定数量的战国时期遗址遗迹。随着引江济淮工程周边文物保护项目的开展，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淮河北岸部分支流沿岸进行了考古调查与勘探，在西淝河太和县宫集镇段发现商周时期文化遗存。

在阜阳市颍河与茨河交界口古城村遗址发现战国时期车马坑和两周时期遗址。其中西淝河太和县宫集镇段殿顶子遗址与钜阳关系密切，从城址规模和年代属性上均符合作为战国晚期楚国都城的条件。

四、寿春

考烈王二十二年，楚国徙于寿春，在此度过了楚国的最后19年。寿春城，位于淮河南岸的现寿县，原为淮夷族群生活地，西周时期此地封有方国“州来”，春秋时期，“楚灭六、蓼、舒蓼”，此地纳入楚国势力范围。

州来最早出现在史料记载中，即为楚共王七年，吴王寿梦北伐时，“吴入州来”，影响了此地的政治格局，吴王寿梦的北伐代表着吴楚两国在江淮地区割据的开始。鲁昭公四年时，楚“然丹城州来”，派大夫然丹在州来筑城，逐渐加强了对江淮中北部地区的重视，充实了该区域的军事力量。

弃疾之乱后，楚国放弃了对江淮东部地区的控制，州来逐步并入了吴国的版图。《史记·吴太伯世家索隐》中“州来本为楚邑，吴光伐灭，遂以封季子也”，此处成为了季札的封地。楚昭王时期，吴国与楚国的战争愈演愈烈，吴国在江淮地区站稳脚跟后逐步向西推进，直至攻入楚郢都。

总结

除上述四座都城外，《战国策》中有“襄王流揜于城阳”的说法，黄盛璋先生通过考证指出城阳即今日信阳的楚王城，西汉时期的城阳就是在楚国的城阳基础上建设的，今信阳地区在春秋战国时期均属于楚国势力范围内，出土有多座春秋时期楚国墓葬，当地承担着保卫楚国边疆的重要任务。

楚国在躲避秦军北逃过程中，过冥扼三关，就能到达信阳的城阳城，楚国在当地据守阻挡秦国追兵，因此在此地建设军事设施、命名为楚王城，顷襄王在当地有过短暂的停留。

但是楚王在城阳停留时间不会太久，无论是《楚世家》和《六国年表》均记载楚人离开纪郢后进入陈城，而无城阳城的相关记载，且陈城在当时属于楚国管辖范围，距离相近，城防设施更完备，楚王没有停留在城阳城的必要，因此城阳城并不能纳入楚国都城的研究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