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巴蜀地区曾是秦的重要经济区，又是汉的起家之地，两汉之际还出现了公孙述割据政权，东汉末社会动荡、各路诸侯征战不休。

割据益州的刘焉、刘璋集团，割据汉中的张鲁宗教合一集团以及之后的刘备集团。他们的兴衰成败与豪族大姓的的支持或反对有密切的关系。

巴蜀豪族与中原地区豪族之间的关系对前者的发展也至关重要，这种关系在两汉时期是如何发展变化的，东汉末及蜀汉时期又发生了那些变化呢？

最后，自秦灭巴、蜀之后，中原汉文化开启了与巴蜀古文化的融合进程，西汉时文翁治蜀，于蜀中建立学官，儒学开始以官方形式全面影响巴蜀社会。

巴蜀豪族作为社会阶级中的中上层，拥有极大的优势，最先与儒学相结合，而儒学与选官制度的紧密结合又更加速了巴蜀豪族的发展壮大，但巴蜀豪族在东汉中后期的“爆发式”发展是否真的可以直接归因于儒学的发展，还是说与其他方面的社会问题有莫大的关系？

巴蜀豪族的诞生

从地理上看，巴蜀地区四面群山环绕，与中原华夏相阻隔。这种封闭独立的地理单元对于巴蜀独特文化体系的形成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商周时期，虽然巴、蜀国均为中原王朝的藩属国，但其实这种臣属关系并未在很大程度上强化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的交流。

因此，在秦灭巴蜀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巴蜀始终处于一种华夏边缘的“戎狄之长”的身份。经过了秦对巴蜀百余年的统治，巴蜀在文化上即表现出与秦文化相似的特征。

《华阳国志》就有“（蜀）星应舆鬼，故君子精敏，小人鬼黠，与秦同分，固多悍勇”。秦汉之交时，巴蜀已初步得到了华夏社会的认同。在官方的主导下，在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原文化对巴蜀文化发起了全面而猛烈的冲击与融合。

在这种融合的过程中，巴蜀文化的内核逐渐被儒家文化所占据，而古巴蜀文化则逐渐以风俗习惯和地域民族性格的形式留存于下来，成为巴蜀文化消亡后留下的深深的烙印。

中原对于巴蜀的歧视随着两汉时期儒家文化与巴蜀文化的迅速融合而逐步减轻，但并未消失，直至魏晋时期，广汉太守夏侯纂问秦宓：“至于贵州养生之具，实绝余州矣，不知士人何如余州也？”言语中，颇有轻视之意。

可见，巴蜀被正式纳入华夏体系的确立以及文化的融合并未完全使得中原对于巴蜀的轻视消失，而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以地域歧视的形式延续了下来。

而巴蜀豪族的产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积累，在秦统治下的百余年内，巴蜀经济发展迅速，社会政治持续稳定，文化上则受到秦文化的耳濡目染，逐步建立了对中原政权和文化的认可。

汉初基本继承了秦对巴蜀的优惠政策，不但得到了巴蜀社会的支持，后者更是在楚汉战争中为刘邦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巴蜀豪族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条件均具备的情况下，应运而生。

此外，随着文翁在蜀地建立学官，儒学开始以官方的形式在巴蜀广泛传播。文翁在蜀地兴官学的作用在于，他使得入学官求学与入仕直接对接，开启了儒学与入仕相结合的大门，这是对巴蜀平民阶层最有力的刺激。

蜀地父老争相求为学官子弟，实现了文翁教化蜀地人民的初衷。当然，对于财力物力皆占优势的巴蜀豪族来说，这使得他们更容易成为学官子弟，更容易入仕为官，更有利于巴蜀豪族的发展壮大。

这一时期的巴蜀豪族发展，虽然处于早期形成阶段，各方面的发展还不太成熟，但已经出现了地主、官僚、士人、工商部分相结合的趋势，后世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这种趋势也愈加明显。

汉元帝至东汉中期的巴蜀豪族

西汉中期以后，汉代的豪族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逐渐的官僚化与世官化，东汉时期则朝着士族化的方向发展，这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相比而言，虽然巴蜀豪族在发展速度、规模亦或是质量上都要弱于前者，但整体上也呈现着相同的趋势。在西汉元帝以后，巴蜀豪族发展进入了快速稳定发展时期，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从元帝至东汉和帝时期，巴蜀豪族基本上处于稳步发展阶段，这一特征，从出现在史籍之中的豪族数量即可反映。据统计，两汉期间，载于《华阳国志》中的巴蜀豪族中可考者，共计93族，其中巴占36族，蜀占57族（汉中占8族）；

以时间来划分，则西汉时兴起占20族，东汉时兴起占60族，三国时期兴起则占13族。

西汉元帝以后，随着中央对儒学的推崇，通经与致仕结合的更为紧密，

大大推动了巴蜀乃至全国儒学的发展，进而激励了巴蜀豪族政治地位的上升，使得巴蜀豪族士人的官位普遍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出现了一大批官至二千石以上者。这时期兴起的豪族也成为了东汉后期巴蜀豪族发展的佼佼者。

东汉后期巴蜀豪族发展至巅峰

经过汉初以来300余年的发展与积累，巴蜀豪族无论是在经济、仕宦或儒学化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与深厚的积淀，豪族精英群体也在不断的扩大。

少数受到了儒家文化熏陶的巴蜀士人，得以有机会冲破地理和地域文化的藩篱、获得关东士人的尊重，进入到中原文化核心圈发展。这是巴蜀豪族儒学化与官僚化结合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的成果。

东汉后期，特别是安帝之后，在西羌之乱中，朝廷所用非人，导致羌乱愈演愈烈，凭借着在平乱之中起到的关键性作用，巴蜀豪族以此为契机得以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朝廷中央事务中去，并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达到了顶峰。

但巴蜀豪族的这种辉煌也只是昙花一现，随着汉末社会动荡的加剧，特别是黄巾大起义的兴起，镇压平定地方叛乱成为了汉廷事务中的重中之重，由此造成中央权力的大大削弱和地方权力逐渐增强。

在此间，中原豪族凭借着深厚的政治、文化积淀和乡里名望迅速崛起，很快掌握强大的军事力量。而入仕中央的巴蜀豪族本身文质特点较强，在中原根基未稳，又远离巴蜀原籍，所起到的作用就可想而知了。

中央统治力的削弱使得原有的统治秩序不复存在，巴蜀豪族要想通过传统的入仕途径继续向上发展则更为困难。因此，巴蜀豪族发展在东汉后期达到了短暂的高潮后，转而又被社会的大动荡所打断，失去了继续发展壮大的机会。

汉末割据政权对巴蜀豪族的影响

两汉时期大部分时间内，巴蜀豪族的发展状况都是较为稳定的，并没有出现较大的起伏。

西汉末，王莽乱政，战乱四起，为保境自守、维护社会稳定，使益州免收战乱侵扰，部分巴蜀豪族对公孙述割据政权呈支持态度，实为退而求其次的无奈选择，一旦代表着文化正朔的统一的中原王朝重新确立，巴蜀豪族则立即改变态度，转而支持归附东汉中央统一政权。

东汉统一王朝总体上则延续了西汉以来的各项政策，不但没有对巴蜀

豪族施行压制，还对当时抵抗公孙述政权的豪族士大夫们则给以褒奖，使得巴蜀豪族的发展没有因此而受到不利影响。

因此，公孙述割据政权对于巴蜀豪族的发展并没有起到明显的积极或消极的影响。真正影响巴蜀豪族发展的则是东汉末年刘焉、刘璋父子割据势力以及蜀汉政权，而此二者在时间以及统治者内部矛盾斗争也是相连续的。

刘备入蜀前的十余年，经过刘璋政策的调整，巴蜀社会总体保持了基本的稳定。但这十余年间，正是中原诸侯混战的时期，诸侯互相征伐，无暇西顾益州一隅，客观上为巴蜀社会营造了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

正是在这种较为稳定和平的社会环境中，东州士群体逐渐融入巴蜀社会，由一个外来者、寄宿者的身份渐渐转变为长久客的身份，东州

士与巴蜀豪族之间的对抗关系得到而了一定程度的缓和。

在刘璋的统一领导下，转变为一种偏向合作的关系。这种状态直到曹操基本统一北方后，益州地区的战略价值开始显现，成为刘备与曹操争相争夺的地区。

时张松受刘璋派遣出使结好曹操，不料却受到后者轻慢，心中不悦，于是转而劝刘璋拒曹，迎刘备入蜀。这一方面显示出刘璋虽然暂时缓和了东州士与巴蜀豪族之间的斗争，但和平稳定的环境也使得刘璋自身的暗弱无能显露无疑。

不能人尽其才，使得部分巴蜀豪族与东州士对其心生怨气，在面对外患时持消极态度，这是张松与法正暗通刘备，助其取蜀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东州士与巴蜀豪族势力的骄横令刘璋心有不悦，希望借同宗刘备之力来压制前两者并借以抗曹。

而等到刘备彻底建立起蜀汉政权后，一方面，蜀汉政权是以积极而尊重的实际行动来吸收巴蜀豪族参与蜀汉政权的建设，但另一方面却又限制了其入仕空间，将他们压制在中下层官僚阶层中，使其不得参与蜀汉政权的中央决策。

从巴蜀豪族士人在两汉时期（主要是后汉时期）与蜀汉政权中的入仕职位对比来看，其官僚化发展则是一种倒退。这使得巴蜀豪族彻底沦为了区域性豪族势力，严重阻碍了巴蜀豪族向士族的演化，从此再无与中原豪族相竞争的资本。

总结

两汉时期是巴蜀豪族发展的重要时期，在“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下，巴蜀豪族的经济活动由农业、工商相对分离的发展模式逐渐转变为二者互为一体的综合发展模式。

到东汉后期，巴蜀豪族基本上完成了由形态单一的早期豪族形式到集官僚、地主、富商、士人于一体的典型豪族形态。其社会结构的发展与内地豪族有着极大的相似性。

而且与北方、西北及西南地区的豪族表现出的武质性相比，儒学在豪族发展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极其重要，这与内地豪族的发展有异曲同工之妙。

与此同时，北方曹魏政权却不断的主动改革政治，国力蒸蒸日上，文化也在不断的推陈出新。巴蜀豪族终因跟不上中原主流文化的脚步而远远落在了后面，失去了向上发展的空间从而彻底沦为地方性豪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