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最初“冗员”的含义是指在固定官职之外，为了应付急事而故意多设了一套人马。“古设官分职，人有常守，转移执事,不可无人，故有冗员备使令。”这些人平时无专职，实际上是一些坐食俸禄的闲散人员。

如果说，这些冗员的存在，是为应对不测而设置的预案，在实职之外设一个备职，倒也不无道理。问题是利用这一惯例，古代掌握实权的官员，趁机“为人择官”、安插嫡亲、受赂卖爵。

这样一来，官吏之数大增。“官职冗滥”，不但造成了“官冗伤财”，加重了国家财政危机，而且增加了老百姓的负担，发展下去有可能导致严重社会危机。

古代历史上的有识之士，看到了这些弊端，发出过“省冗官”、“去冗官”、革冗员”、“汰冗员”、 “减冗吏”、“并冗吏”的呼吁。

如晋武帝时，朝官傅休弈提出过建议：不能让那些多余的散官，坐着吃百姓的粮食，应该让他们去种田，以增加“天下之谷”。唐代的白居易也呼吁道：“ 捐不急，罢冗员”（舍弃不必要的机构，淘汰无关紧要的官员）。

历史上的有作为的国君，在抓精简机构，裁削冗员方面，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的事例。

光武帝刘秀

东汉建国初，县级机构共有1587 个，每个县有各类官吏30到50人。建武六年(公元30年)六月，光武帝刘秀根据战争过后，人口急剧减少至一千多万，而县级机构数量和官吏数量仍然未减的情况，下令“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一下子就裁并了407个县，使县的总数减少到1180 个。同时精简了一大批官员。按每县官吏平均40人计算，就裁汰了16000余人。

到了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全国官员总数7567人，民口数53256229人，官员数与民口数的比例为1.42：1万。

文宣帝高洋

北齐文宣帝高洋建立北齐时，东魏留下来的地方机构膨胀吓人，所辖人口却少得可怜。当时地方机构有州级113个，郡级523个，县级1468个。有的州如北荆州只有933户、4056人口，却下辖3郡8县，平均1郡311户，1000余口；1县不到120户，500多人口。西定阳郡仅辖1县，只有42户，140人，比现在的一个村庄还要小。

按照北齐的规定，低等的下下郡，机构人员编制103人；低等的县编制30人。就是说，西定阳郡140个民众，需养活133个编制人员。

文宣帝针对“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户之民，空张郡目”；“牧守令长，虚增其数”（一百户的地方，便设置一州；三户人家，也建立一郡；州牧、郡守和县令、县长，随意增加虚位）的严重程度，在天保七年(公元556年)十一月，开始大规模地精简地方机构、裁减富余人员。

文宣帝下令撤销了“三州、一百五十三郡、五百八十九县”，共使39400多人丢掉了官位下了岗。其中：3个州是696人；153个郡是15799人；589个县是22971人。

20年后的幼主承光元年（577年），北齐官员总数为2322人，民口数20006880人，官员数与民口数比例为1.16：1万。

只是北齐的立国历史短，只有28年，精简机构的效果还未得到长久的显示，就被北周代替了，于是，地方机构重新臃肿起来，郡的数量又上升到五百多个。

隋文帝杨坚

开皇元年（公元581年），隋朝建国。隋文帝杨坚，首先对朝廷机构进行了精简，确立了“三省制”(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并废除“九品官人法”，规定九品以上地方官吏均由朝廷任免，以防止地方乱增滥用官吏。

开皇三年(583年)，也就是隋朝开国第3年，隋文帝一下子废除了郡的建制，实行州管县的两级体制。这样，全国裁掉五百多个郡，裁减官员五万多人。

25年后的公元606年，即隋炀帝大业二年时，全国官员总数为12576人，民口数46019956人，官员数与民口数比例为2.73：1万。

唐太宗李世民

唐太宗李世民更把“省官”视为善政之先。他认为，官员不在多，在于用人得当。如果任用了好官，尽管人数不多，也可以让天下得到治理；用了不好的官，人数再多又有什么用呢？因此，他“量才授职，务省官员”。

他即位不久，便从朝廷到地方对机构和人员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精简。而且着眼点，首先放在精简朝廷各部门上。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将朝廷各部门中的文武官员，从2000多人压缩到610人。同年，把地方原来的360个州合并为331个州。

他为了把自己的主张贯彻下去，还专门颁布了法律条令：每一部门都有规定的官员数，凡设置的人员超过了定编，或不应设置而设置的，超编一人，打长官一百大板；超三人，罪加一等；超十人，处徒刑二年。

唐太宗的并合机构、压缩人员，取得了“吏寡易求” 、“官省易治”、“俸绿易供"的成果，为“贞观之治”辉煌提供了重要保证。不过到武则天当政后，官僚机构又开始庞大起来了。

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期间，也对机构和人员进行了精简，为“开元盛世”打下了基础。

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唐朝全国官员总数为18805人，民口数41419712人，官员数与民口数比例为4.54：1万。

我们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尽管古代精简机构，裁汰冗员，不乏事例，但由于封建王朝帝制性质的决定，始终缺乏坚持不懈的自我调节的机能，往往在中期又故态复萌，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恶性循环之中。有的朝代如北宋仁宗期间，官与民的比例甚至达到了10.77：1万。这些值得后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