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是从哪里来的？-日本起源之谜

日本人是从哪里来的？

在中国，历来有徐福受命于秦始皇而东渡蓬莱神山求仙药一说。这一记述最早见于司马迁所著《史记》的多个章节中，在其后的诸史籍中逐渐提到徐福到达的就是日本。浙江省沿海地区自古流传着徐福东渡的传说。

日本最早对徐福到来的记述见于1339年南朝大臣北畠亲房所著《神皇正统记》。而在现实中，日本存有数十处纪念徐福的庙、祠、墓、碑等，甚至有几十处“徐福登陆处”、多种徐福传说及祭祀活动。在日本名人中，据传1994年曾任两个月首相的羽田孜（1935—2017）在生前称自己是徐福的后代。

关于“徐福东渡传说”的真伪历来众说纷纭。然而，自远古以来中国大陆就有前往日本列岛的移民则是真实的历史故事。

日本起源问题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是一个岛国。无论怎么想象，日本的早期居民也一定是从外部进入的，而徐福年代来自大陆的移民只是久远历史长河中的一段不太久远时期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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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起源研究的早期学说

考古研究表明，距今数万年至十余万年前，日本列岛就已有原始人繁衍生息。

经过漫长的旧石器时代，到了距今一万年左右时，日本进入了新石器时代。1877年，美国动物学家莫尔斯（Edward S.Morse）在日本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掘出了大量外部有草绳样花纹的陶器，因此这一时代被命名为“绳纹时代”。

公元前约2、3世纪，日本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在这一时期的遗址中，发掘出了大量比绳纹陶器更先进的陶器。由于这种陶器首先发现于东京都文京区弥生町，所以被命名为弥生式陶器，该时代也叫作“弥生时代”。

早在绳纹时代，日本列岛就已通过朝鲜半岛陆续从中国大陆接受了包括水稻种植、青铜器、铁制工具等在内的先进文明。其中，最早接受大陆文明的应为离大陆较近的北九州地区。（见王金林：《简明日本古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

对于日本及日本人起源的研究始于近代，而这门学问最初是由西方人带给日本的。1823—1829年间在日本活动的德国人医生西博尔德（Phlipp Franz von Siebold,1796—1866）最早开了这一研究的先河。

19世纪上半期，正当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在贸易和文化领域拒绝与西方各国交往时，荷兰以只搞贸易不传天主教、并且帮助幕府镇压起义军的作法深得幕府信任，取得了西方国家中唯一与日本进行贸易与文化交流的地位，得以在长崎的出岛设立荷兰商馆。此时正在东印度的德国人西博尔德得到荷属印度总督范·德·卡佩伦男爵的赏识，于1823年受聘出任出岛荷兰商馆馆长的保健医生兼自然调查官，成为第一个受准在日本内陆行走的“荷兰人”。（见[德]绿山（Reginald Grünenberg）著：《发现东极 西博尔德》，（中文版）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22年）

（西博尔德）

博学多才的西博尔德在救治病人的同时，开展了对日本的动植物学及民族学的研究，其中就包括对日本人起源的研究。在前后两次驻日生涯、40余年的研究过程中，西博尔德积累了大量资料，在欧洲出版了数十种书籍，成为日本近代文化的开拓者，同时也成为日本起源研究的开山之祖。西博尔德出版的书籍之一就是《日本人种的起源》（1832年在《巴达维亚杂志》第13辑刊行）。（见赵建民：《西博尔德的日本研究及其国际影响》，《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西博尔德认为，原始日本人就是阿伊努人，属于蒙古人种，而现时期日本人的祖先则是新石器时代以后迁入日本列岛的民族。他在1852年出版的《日本》一书中指出，中国大陆的“渡来人”与北方蒙古系的鞑靼人是日本人祖先之一。其后，以美国动物学家莫尔斯（Edward S.Morse）为代表的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原始日本人并非阿伊努人。但两种学说都认为，后来的日本人到来后，把原始居民驱赶了出去。

（阿伊努人）

1877年，莫尔斯通过考古活动在关东平原发现了绳文人渔猎生活的证据——日本第一个贝冢遗迹。贝冢文化的发现开了日本现代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的先河。如今的考古学家在该贝冢遗迹上发现了直径几十米到200米的巨大贝壳鱼骨坑，贝壳鱼骨堆积物的厚度在几十厘米到2米不等。经推断，这些贝类和鱼类给绳文人提供了9%的必需卡路里。

到了明治时期（1868—1912），西博尔德的儿子希尔德等外国学者对日本起源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与此同时，日本本土学者的研究也有了长足进展，各种学说纷纷涌现。1886年，东京帝大教授坪井正五郎(1863—1913)在该大学成立了“东京人类学会”，以“日本人起源”为中心展开了热烈讨论，提出了“日本民族混合论”。坪井的弟子鸟居龙藏（1870年-1953）在对日本全域及中国东北、华北、西南进行全面田野调查之后，将日本民族的形成分为六大系统，其中之一是由中国江南、西南广泛分布的苗族北上而成（当时的苗族是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的统称）。此后，鸟居龙藏反复论述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在亚洲民族中所占的地位及其与日本古代文化的关系。然而，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学术界为了迎合不断膨胀的民族主义和扩张主义思潮，出现了“纯血统论”，认为日本人的祖先是单一人种。

1945年日本战败后，“日本民族是单一的大和民族”的论断开始受到学者们的质疑，新的日本民族起源论应运而生。

1948年5月，冈正雄、石田英一郎、江上波夫、八幡一郎等学者召开了题为“日本民族·文化的源流与日本国家的形成”的座谈会。在此次座谈会上，冈正雄提出了“通古斯人征服说”（通古斯是对满—通古斯语各族的泛称，这些族群分布在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以东至库页岛），江上波夫（1906—2002）提出了“骑马民族征服说”。

江上波夫认为，日本民族从弥生时代就已开始形成，其民族特性属于南方类型；而在4至5世纪时，东北亚的骑马民族由朝鲜半岛渡海征服了日本，日本皇室也是这些“渡来人”的后裔。早在德川幕府时期，已有新井白石、藤井贞干等人指出了日语和朝鲜语的类似性，并认为日本人是朝鲜人的后裔。（见樋口隆康《日本人是从哪里来的》，讲谈社现代新书，1971年）。江上波夫在这个意义上指出：“我把日本国家的成立和日本民族的形成明确加以区别”。（见江上波夫：《骑马民族国家》，中公新书，1967年）三上次男则认为骑马民族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渡海到了九州。

上述这些学说都直接否定了日本肇国神话和“天皇万世一系”说的虚构。

考古学者樋口隆康指出，关于日本人的起源历来有“原住民说”、“先渡来民根干说”、“后渡来民根干说”三种基本观念，并指出了“渡来民”的五种路径。他认为，进入日本列岛的外来移民主要有五条途径：一是北路（从西伯利亚、极北经桦太[即库页岛]、北海道进入东部日本）；二是朝鲜路（由朝鲜半岛渡过对马海峡登陆北九州）；三是东中国海路（从中国东海岸直接东渡至九州）；四是冲绳路（经过台湾、冲绳登陆南九州）；五是南洋路（由南洋经小笠原岛到达关东地区）。（见樋口隆康：《日本人是从哪里来的》，讲谈现代新书，1971年）

（弥生人和绳文人）

1979年，日本大阪教育大学人类学名誉教授鸟越宪三郎发表了“日本人的发源地在中国云南省”的观点。鸟越宪三郎详细考察了云南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和文化习俗，发现当地婴儿的胎记和日本新生儿的类似之处，云南当地的“火把节”和日本的“盂兰盆节”高度类似。

由于上述诸研究成果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关系最为密切，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陆续有日本学者和游客前来中国西南地区进行考察和“寻根”旅游。

（张正军著：《文化寻根——日本学者之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

21世纪初，植物学家中尾佐助和人类学家佐佐木高明等学者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照叶树林文化论”，指出从喜马拉雅山南麓经不丹、阿萨姆、中国西南、泰国、越南北部直至日本西部这一“照业树林”（常绿阔叶林）带地域在生活、民俗文化上都极为相似，所以应该在这一带追溯日本文化的源头。这一学说对日本民族起源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尾佐助：《照叶树林文化论》原著封面）

从人种的观点看，上述各派学说可以归纳为如下三种类型：

一是“人种更替说”。

该学说认为原始日本人与现代日本人完全不同，主张日本列岛发生过一次乃至两次人种更替。该学说的代表人物小金井良精(1858—1944)认为，日本列岛的原住民族即现在的阿伊努人在进入绳文时代后，被来自大陆的其他人种驱赶到了北方。

二是“多人种混血说”。

该学说由清野谦次首次提出，滨田耕作也持同类观点。该学说主张，自绳文时代以来居住在日本列岛的“原日本人”和来自亚洲大陆的“渡来人”混血形成了现代日本人和阿伊努人。鸟居龙藏则认为，日本人的祖先是通古斯人与阿伊努人、印度支那人、印尼人和少数汉族人混合而成的民族。

三是“人种连续说”。

这种学说主张现代日本人是从早期日本人逐步演化而来的。铃木尚认为，更新世时期中国华南的原始蒙古人种向东扩展至日本列岛，使原住在日本的绳文人在隔离的生态环境和文化因素影响下，体质发生了变化，经历弥生时代以后的各时期而形成了现代日本人。长谷部言人（1882－1969）认为，生活的变化导致日本列岛居民的体质发生了变化，从而形成了现代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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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起源研究的近期趋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类学者以新的科学方法提出了新的解释。

埴原和郎（1927—）运用形态人类学的方法，以人骨和牙齿形态多变量统计解析法进行研究，提出了“日本人二重结构”说，即主张现代日本人是来自南方的原日本人（绳文人）和后来的大陆北方渡来人（弥生人）混血而成。（见埴原和郎：《日本人的形成》，载《岩波讲座 日本通史第1卷 日本列岛和人类社会》，岩波书店，1993年）

尾本惠市以分子人类学方法对日本列岛的三种民族集团——阿伊奴人、本土日本人、冲绳人进行遗传基因研究，提出阿伊奴人是日本的先住民，并主张应以自然特征和文化特征相统一的观点把握民族集团。（见尾本惠市：《关于日本人的起源论——分子人类学的视角》，载《现代的理论》（季刊），明石书店，2006年春季号）

据日本时事社等媒体2019年5月13日报道，日本国立科学博物馆等机构研究人员宣布，他们成功解读了日本古代绳文人（约1.6万年前至约3千年前生活在日本列岛的古人）的遗传信息，并推断绳文人和中国人拥有共同祖先。研究人员从一名由北海道船舶遗迹发掘而得的女性绳文人遗骸的牙齿中采集了DNA，实现了和现代人几乎同等精度的基因组解读。研究人员推断，现代日本本州大和族继承了绳文人的10%的DNA，绳文人的祖先大约从3.8万年至1.8万年前从亚洲大陆来到日本，绳文人由亚洲几个不同形质人种混居过着狩猎采集生活，并在日本生活了大约3万年。

据日本《朝日新闻》2021年9月18日报道，日本金泽大学和鸟取大学等学术机构组成的国际研究团队当天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宣布，在分析石川县金泽市发现的约1500年前古坟时代人骨的DNA过程中发现，古坟人DNA中包含东亚人身上多见的遗传特征。日本专家早在此前的1991年就曾提出，现代日本人的直系祖先可能是绳文人（日本列岛土著）与亚洲大陆移民混血的弥生人。而这次的研究结果表明，古坟人的DNA中包含着弥生人DNA中所不具备的在东亚人身上多见的遗传特征，这些特征与现代日本人遗传特征几乎一致。因此，是这些古坟人而不是弥生人可能为现代日本人的直系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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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起源论研究的当代意义

近代以来几代学者对日本起源的勤奋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并戳破了多层神话。

一是“皇国史观神话”。

关于日本人来源的一系列科学结论，自然与皇国史观大相径庭。当代日本人恐怕大多不会相信《古事记》《日本书纪》所讲的建国神话。但回想日本军国主义肆虐时期便可知，在不太久远的年代“皇国史观”确曾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与言论。

但另一方面，科学的进步也并不妨碍这些神话在传承民族精神方面的功能以及作为民族文化遗产的地位，正如同其他各民族也都拥有其自身的原始神话并也都受到珍视一样。

二是“单一民族神话”。

国际法专家大沼保昭的《超越单一民族社会的神话》一书从两个方面对“日本=单一民族”观念进行了批判。第一点，日本列岛的人们直至明治时期以后才有了自己是“日本人”这种意识。第二点，日本民族本身就是欧亚大陆和南方各民族之间移居、混血、杂婚的产物。

社会学家福冈安则认为，将日本人划分为“纯粹的日本人”（血统、文化、国籍均为“日本”）、日系移民、归国子女、归化人、遗孤、阿伊努人、在日韩国人、在日朝鲜人这种方法过于公式化。实际上，从血统上来看日本根本就不存在"纯粹的日本民族"。

历史学家网野善彦在他的《对单一民族说的质疑》一书中写道：首先，日本民族绝对不是均一的，而是存在语言、文化的地方差异；其次，“日本是复合民族”，这一点可以从日本人长相各异，既有长得像南方民族的人，也有长得像北方民族的人，还有的长得像朝鲜人这一点得到印证。（见小雄英二：《单一民族神话的起源——日本人自画像的系谱》，（中文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3月）

（小雄英二：《单一民族神话的起源——日本人自画像的系谱》中文版封面）

在日本社会生活现实中，“单一民族神话”具有两种消极作用。其一，否认日本少数民族的合法地位。其二，日本一些势力和少数政客仍试图让“皇国史观”死灰复燃。

2020年1月13日，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在福冈县直方市做演讲时称：“历经2000年，一个国家、一个地方、一个民族、一种语言、一个王朝延续126代天皇至今。这样的国家只有日本。”此番言论当即遭到阿伊努人关联团体的抗议并被迫道歉和改正发言。而麻生早在2005年担任总务大臣时也曾说过“一种文化、一个文明、一个民族、一种语言的国家，就只有日本”，当时北海道阿伊努协会就提出了抗议。可见，“单一民族神话”在日本社会依旧破而不灭。以冲绳为主要居住地的琉球族群也具有与日本本岛的大和族不同的民族特性。2008年以来，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多次在报告中建议日本承认琉球人为土著民族。

三是日本不接受移民的“神话”。

日本在人口逐年减少的趋势下迟迟未能正式打开接受移民的大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政界和国会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总是担心接受移民会使“单一民族成分”中掺杂外来血统。但近年来，迫于人口继续减少趋势的压力，日本接受移民的力度正在悄然加大。

综上所述，对日本起源论进行研究的首要意义就在于把日本及日本人的上古历史从神话还原到真实面目。这不仅对日本而且对其他国家的历史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那就是揭示人类的进化、迁徙和文化交融的真实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