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59年12月4号上午，在功德林监狱里面的一座小礼堂里，宣布了首批特赦名单，这次被特赦的人只有十个。

这次特赦在功德林里面掀起了很大的波澜，一来是人数太少，二来是这十个人当中，有不少人的官很大，而且所犯下的罪也很大。

因此，其他战犯们就产生了一个错误的概念，就是官大罪大的先特赦。

那么，事实上是否如此呢？其实并不是。

这篇文章，小胡豆就和你聊聊其中缘故。

正文

我们先来看看首批的被特赦的十个幸运儿都有谁：

王耀武：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主政山东，黄埔嫡系。

郑庭笈：中将军长，黄埔五期毕业生。

曾扩情：黄埔一期毕业生，少将军衔，著名特务，嫡系骨干。

陈长捷：中将司令，晋军出身，非嫡系。

杨伯涛：黄埔七期毕业生，十八军军长，被编入黄维十二兵团。

邱行湘：黄埔五期毕业生，206师师长、洛阳警备司令。

杜聿明：黄埔一期毕业生，陆军中将。

宋希濂：黄埔一期毕业生，陆军中将，黄埔系骨干。

周振强：黄埔一期毕业生，陆军中将。

卢浚泉：滇军出身，被俘前担任第六兵团司令官。

十个人里面有八个人毕业于黄埔，另外两个虽然不是黄埔出身，但也在黄埔进修过。这十个幸运儿的官职都不低，而且有八个还属于老蒋的嫡系。

而且，像王耀武、宋希濂这两个，当初还是抵死顽抗的死硬派，淮海战役的时候，杜聿明是坚决不投降，逃走的时候还下令释放毒气。宋希濂的罪过也不小，是他派人枪决了瞿秋白。

所以，当首批战犯名单出来，特赦仪式结束后，那些没有上名单的战犯们回到牢房，就是好一顿抱怨。

王陵基的想法，也是其他大多数战犯的想法，他就直呼“啥子特赦哟，就是官大罪大的先特赦。

不过，也有明白人看不过去，也不给他面子，直接就回怼过去，说你王陵基官也不小啊，你是上将，他杜聿明也不过是个中将。要说犯的罪，你老王也是厉害得紧，当年你在重庆当卫戍司令的时候，干的坏事可不少呵。

这王陵基当年在重庆制造了“三三一惨案”，直接导致137个无辜的师生死亡，受伤的人多达千余。

听到这里，王陵基没话说了，不说别的，就重庆那档子事，他肯定得吃枪子的，如今幸运的还活着，是烧了高香了，还好意思计较别的。

大家伙在牢房的大通铺上，你一言我一句的聊开了，由王陵基这个话头举一反三，扯到了康泽身上。

这康泽来头也不小，当年是复兴社的创始人之一，在特务界和戴笠齐名，是老蒋的心腹。要说他的罪，那也着实不少，一个特务的骨干领导，犯下的罪孽就不细说了，因为实在太多太杂。

本来康泽也是心生不满，凭什么自己不在特赦名单上面，这回被大伙一说，反倒是自个想通了。是啊，就凭自己当年干的那些事，早就吃了枪子，如今还活着就不错了。本文来自头条号“怪味胡豆史”原创，其他平台和作者均为搬运抄袭

还有孙渡，虽说不是老蒋的嫡系，但官也不小，当年云贵川的扛把子，带着滇军围追堵截过人家，要说官大罪大，他也是逃不过的。

经过大家伙这么一聊，什么“官大罪大的先特赦”这个错误思想，就消除了，只要敞开了来聊，什么误会都能消除。

其实，战犯们聚在一起抱怨、聊天，也是监狱管理的高明之处。

管理员知道这些战犯们肯定会对特赦有不满情绪，这种情绪可不能藏着掖着，一定要他们自己说出来才行。

当时，战犯们被组成了好几个学习小组，所以，管理员事先就找到了组长，做好思想工作，再让组长们回到牢房后，不要阻止和打压战犯们的话题，而是要引导他们，把自己心里的真实想法说出来，做进一步的沟通。

因此，当“官大罪大也特赦”这个思想问题解决后，组长们就提出，大家伙还有啥想不通的，接着说。

这时候就有人提出，这些首批被特赦的人，其实是为了对台湾做工作，特别是对陈诚做工作。

这是因为在十个特赦战犯里面，有杨伯涛和邱行湘，这二人只是少将，相比较而言，军衔和官阶都不算大，但是他们都是陈诚的老部下。

不过，有了之前的经验，这次大伙围绕这个问题稍微一展开聊，不消一会就解决了。

如果真的是对陈诚做工作，那干嘛不把黄维放出去，他和陈诚的级别差不多，当年可是老陈的得力助手，要说关系，黄维和老陈的关系更为密切，咋不把他特赦出去搞工作。

再说了，像方靖、宋瑞珂这些人，哪个不比邱行湘、杨伯涛更合适，这些人和老陈走得更近。

就这么你一言我一语的闲扯当中，战犯们也基本上是自己做通了自己的思想工作。毕竟从根源上而言，哪个不是要吃枪子的命，如今留你一条命，还不给你上刑，对你的管理也比较宽松，居然还不知足，还奢望别的。

这样一想，倒也是心理上平衡了许多。

那么，首批特赦的条件是什么呢？

1959年9月18号的《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社论，就已经说明了缘由，就是六个字“确已改恶从善”。

简单的说，就是在监狱里表现良好，态度积极的战犯，选取了其中十个最为突出的，作为首批特赦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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