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器的使用是和民族地区文化交流及战争密切相关的,铁器在文化交流和战争等形式中得到传播和发展,这对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民族之间的交流、边疆地区的巩固、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的改变等都起到重要作用。对于西南地区历史时期第一次开发高潮的到来打下坚实的基础。

铁器作为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工具,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会导致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的转化,社会转型的实现也会促进铁器的传播和发展。

当铁器首先在西南地区产生和发展,以后又先在巴蜀地区传播,然后又传播到云贵地区,这些地区的社会形态先后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尤其在部族林立、形态复杂的西南夷地区,其社会形态都被纳入中原王朝的较先进的社会形态中。

先秦两汉时期是西南地区发展的重要时期,而铁器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所以探讨西南地区从先秦两汉时期铁器的传播和发展的原因，对于研究西南地区社会、经济、民族等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技术动因

关于技术动因就是云南和四川很早就有发达的青铜文明,四川的三星堆青铜文明震动中外,云南滇池附近地带,具有发达的青铜冶铸工艺。和当时中原地区相比,毫不逊色。正是由于具有发达的青铜冶炼技术,西南地区的冶铁在中原地区和西北地区影响下,产生了早期的铁器冶炼技术。

二、政治动因

西南铁器的传播与发展和当时社会转型以及国家政治密切相关,事实上,两者呈现出互相促进的正向关系。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秦政府实施郡县制和羁糜式分封制相结合的政策,并根据巴、蜀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统治措施。

在巴地，秦一方面消灭宗姬巴国的政权,俘虏巴王,置巴郡；另一方面,给予巴族较大的权利,利用大姓首领推行其各项政策方针。《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秦政府先后诛杀蜀侯陈壮、烽、结,“但置蜀守”,最终确立郡县制。

至于在西南夷地区,情况较为复杂。本文中所谓西南夷是一狭义概念,主要指西汉时期的样柯郡、越离郡、益州郡、健为郡和东汉时设立的永昌郡。约包括今四川西南部的凉山州、攀枝花、云南省北部和贵州西部地区。

西南夷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有的发展较快,已有“君长”、邑聚”。处于定居的农耕阶段有的则比较落后,还处于原始社会的游牧经济阶段。总体上看,其社会形态还是原始社会的部落联盟制阶段,对于这样一个部落林立,社会形态复杂的地区,汉武帝在北却匈奴,西通西域以后,开始大规模开发西南夷地区,前后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他派唐蒙率军带着增帛和货币至夜郎,招降了夜郎,以其地设楗为郡,这是中央王朝在西南夷地区设置的最早一个郡。又以司马相如为中郎将,以同样方式招徕“西夷”邛笮,以其地设十余县,属蜀郡。同时命唐蒙、司马相如分别修筑南夷道和西夷道,但工程艰巨,引起西南夷部族士酋和巴蜀士民的不满,只得作罢。

第二阶段源于张赛在大夏见到蜀布和筇竹杖,知道由蜀到身毒经滇国有路可走,便奏明汉武帝,以政治手段招徕滇国。在政治手段解决失败后,就实行军事手段,元鼎五年平南越,并“杀使者及楗为太守”及“常隔滇道”的且兰侯。

次年,以兵威迫夜郎王归附,并将其地设立牂柯郡。同年,在司马相如所开西南夷地设置越嶲郡。元封二年,汉王朝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至此,西南夷大部分地区纳入西汉王朝版图,郡县制在西南夷得以确立。而永昌郡的设立,标志着整个西南边疆已完全纳入王朝版图,奠定了中国西南边疆的基本格局。

秦汉王朝在西南地区设立郡县后,就相应地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措施,以保证对西南地区的有效统治和开发。在巴蜀地区,秦汉政府一贯坚持大规模地移民,移民不仅有利于中央王朝统治的巩固,还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先进的文化观念,对于巴蜀地区的经济开发和人们生活习俗的影响是巨大的。

其次中央王朝推行经济政策,对巴蜀地区也产生重要影响。秦汉王朝都对巴蜀地区实施一系列经济优惠政策,以巩固对于此地区的统治。秦王朝推行其田律制度,确立土地私有,自由买卖,委任官吏指导人们进行农业生产活动,例如河渠和破塘的整修等。西汉中期实行盐铁专卖制度。对于全国和西南地区都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文化上秦政府在全国实行焚书坑儒政策,对于医药、卜、种、树之外的《诗》、《书》等诸子百家书全部烧毁。巴蜀文化由于一贯崇尚原始巫术、阴阳五行等宗教观念,得以秦政府的保留认同和利用并发扬广大,所以巴蜀文化的精髓和精英几乎全面保存下来。两汉时期,汉政府要么派官吏、文学人士到巴蜀地区传播宣扬汉文化,或派巴蜀人士到京师接受汉文化的教育指导,对于巴蜀地区的汉化起到很大作用。

在西南夷地区,汉王朝实行“各以地比”政策,运用巴蜀的人力、物力统治开发西南夷地区。两汉时期的“各以地比”取得巨大成效,对于西南夷地区的开发,西南夷地区社会的转型,西南夷地区铁器的传播和发展都起到积极作用。

总之,西南地区实现社会转型后,个体农户在秦末农民战争对社会的重新组合和西汉前期的“清净无为”的政策下,得以大量产生并得到相对稳定发展。新兴地主和个体农户对于生产具有很大积极性,这是以前非铁制生产工具所无法满足的,因而构成铁器在西南地区大传播和大发展的强大动力。

而西汉中期的盐铁专卖制度恰好是一剂助产催生的兴奋剂,它有利于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进行铁器的生产、传播和发展,无疑盐铁专卖政策促进了西南地区铁器的传播与发展。

三、社会动因

1.开辟道路

先秦时期,由于蜀的重要战略地位,通往四川盆地的子午道、故道、褒斜道、石牛道就受到极大重视。中原王朝政府就不遗余力大修栈道,而栈道的修筑的前提条件就是要大量使用铁器。到西汉时期,政府由于长安人口的骤增和出于对匈奴战争的需要不得不重视大修栈道,通于蜀汉。

汉武帝以张汤的儿子张印为汉中郡太守,“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道果近便”。汉武帝还命司马相如、唐蒙开西南夷道,以加强对“西南夷”的统治,主要开辟耗牛道、五尺道、南夷道三条道路,三条道路各长数千里,工程十分艰巨。

西南地区山高岭峻,水深流急,许多地区都必须凿山栈道,架设桥梁。西汉政府为修通这几条道,花费了数年时间和巨大的人力物力,并因此引起了朝廷上的一场争论。有关记载“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数岁道不通”,“因通西南夷道,发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费以巨万计。”“悉巴蜀之租赋不足已更之”。

2.屯田垦殖

汉开西南夷之初,面临从千里之外肩扛担挑运送粮食，大约每十余钟运到的只有一石的困难。因此，汉王朝在此地推行移民屯田政策。大量的汉移民迁入该地区,他们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铁制生产工具。

移民们在政府组织下垦稻田,开沟渠,造破池。如文齐在朱棣时组织人们“穿龙池,溉稻田,垦田二千余顷”。东汉时期“西南夷”地区的农垦活动有了更大发展,许多东汉墓葬都出土陶塘、陶田从侧面反映了这一事实。这一切农业活动是需要大量铁器的。

3.开矿

西南地区的矿产非常丰富,并且在东汉时已经开始开采,而且具有一定规模。西昌东坪新莽一东汉初的冶铜遗址面积达2万平方米,现在矿渣堆积尚有3米之厚,并在遗址上发现撅、锤、斧、凿等汉式铁制工具,证明汉代己用铁制生产工具开矿。其他如朱提、连然、羊山等地矿产的开采,亦需要大量的铁制生产工具。

4.战争

西汉王朝主要战争是对匈奴的,据《汉书武帝纪》记载,从二年至元朔四年夏,仅八年中就与匈奴发生战争21次,出动兵力最多达30万人。西汉王朝在西南夷地区设立郡县后,少数民族反抗汉王朝的斗争也一直没有平息过。

汉王朝多次派遣军队镇压。武帝元封二年,将军郭昌、中郎将卫广击“西南夷未服者”。元封四年—六年郭昌击昆明。昭帝始元元年水衡都尉吕破胡击益州。始元四年—五年大鸿护田广明、军正王平击益州。成帝二年陈立击翁指。

新莽时期平蛮将军冯茂、宁始将军廉丹、庸部牧史熊击益州。东汉时期,光武帝建武十九年威武将军刘尚击。还有许多小型战争不胜枚举。这些战争旷日持久,需要大量的铁兵器,从西汉中期滇池附近墓葬发掘大量铁制或铜铁合制的兵器即是明证。

5.人口增加

西汉平帝时期,西南夷地区有人口127万左右,东汉时期,人口大增,汉顺帝时期约有290万左右,如以每人年需铁0.6公斤计算,则需铁1740吨左右。所以一直到东汉时期,西南夷地区仍然需要从巴蜀和中原输入铁器。

四、总结

铁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区,成为可能，它给手工业工人也提供了一种很好的工具。西南地区矿产资源丰富,铁器的使用推动了西南地区工矿业的发展,成都城因盛产铁设置铁官,铁器的冶炼和使用推动了城市的经济繁荣。

秦政府在四面扩张战争中,虽然主要使用的是青铜兵器,但是也和其先进的冶铁技术分不开。铁器的应用也推动贸易的发展,铁器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贸易资源。

铁器的使用也促进了西南地区社会习俗的改变,例如铁三足架的使用,便利了人们的饮食,节约了木材铁凿的使用,导致了汉代厚葬之风的形成,汉代画像砖的兴盛以及崖墓的大量形成。铁锯的使用改变了过去用整木挖凿的“船棺”葬习俗,代而之的是用若干木板拼合木棺。

铁的出现还使武士由佩带青铜剑到佩带铜柄铁剑,再到佩带纯铁剑。总之,铁器的使用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也促进了边疆的开拓和巩固,对于西南地区历史时期第一次开发高潮的出现起到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