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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54年，西汉景帝年间，“七国之乱”爆发，因不满汉景帝的“削藩”政策，吴王刘濞、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纠集五十万大军。

犯上作乱，叛军来势汹汹，战火一直烧到了睢阳前线。

图|西汉中央政府与诸国统治范围图——地图参考

打仗，打的就是后勤。然而此时长安粮草不足，为了应对这场战争，迫于无奈，朝廷向长安的高利贷商人们开口借钱借粮，并答应，一旦战争结束，会按十倍的利润还给他们。

可是，这些利欲熏心的商贾们，此时却统一口径，一律只回答两个字：不借！

商人们不借的原因很简单，汉王朝岌岌可危，就连当时汉景帝自己都没有把握，这场仗一定可以打赢，更何况那些唯利是图的商人们。

他们一看“七国之乱”来势汹汹，就各自捂紧了钱袋子，不等到战局战况分明，是绝不肯出一分钱的。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个人毅然站了出来，他就是商人无盐氏。

无盐氏告诉汉王朝，这钱，他借！

作为一名商人，无盐氏愿意借出这笔钱，并不是因为他的家国情怀，而是因为他敏锐地预测到了，这场战争，叛军只是声势大雨点小，最后的获胜者，一定会是汉王朝。

如果能够抓住这次机会，那么对于汉王朝，他无盐氏堪称再造之功，成为关中首富，指日可待！

果不其然，几个月后，汉景帝座下大将周亚夫率领汉军势如破竹，大获全胜，一举荡平叛乱诸侯。

汉景帝也没有忘记在危难时刻伸出援手的无盐氏，爽快买单，大手一挥，无盐氏回收十倍厚利，一跃成为关中首富。

这便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次有名的“发国难财”还能得到好结果的罕见例子。

图|汉景帝刘启—画像参考

之所以说无盐氏的例子有名，是因为他不仅发了国难财，还能全身而退。毕竟，在中国古代，发国难财通常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没有根基的，会被直接处死；有根基的，会被薅完羊毛之后灭族。

所以，为什么在中国古代很难发国难财？在信息闭塞的古代，怎么才能“一夜暴富”？

一、发国难财，小心遗臭万年

“文臣人人可杀！”

公元1644年，闯王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城，崇祯皇帝慌了手脚，连忙命令军队护驾。可是，此时的大明王朝经过连年征战和灾荒，国库早就见了底，崇祯皇帝连士兵的军饷都发不出来。

图|崇祯皇帝—画像参考

没有军饷，士兵们自然不愿意替他卖命，根本没有战斗的积极性，就等着李自成打上门来，开门“迎闯王，不纳粮”。

万不得已，崇祯皇帝只好厚着脸皮，向朝中的大臣借，他心里很清楚，国家不是没钱，而是国家的那些钱，都被这些人给私吞了。

现在闯王李自成就要打进北京城，大明江山朝不保夕，官员们头顶的乌纱帽也要没了，这些文武百官，这个时候总该慷慨解囊，为国家出一份力。

图|闯王李自成—画像参考

没想到，崇祯皇帝一纸圣旨发下去，大臣们却个个哭穷，说自己没钱。崇祯皇帝气得火冒三丈，却又无可奈何，最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李自成进了北京城，自己也在景山的一棵歪脖子树上，结束他痛苦沉重的一生。

临死前，崇祯皇帝发出了一声愤慨——“文臣人人可杀！”

崇祯皇帝的这声愤慨，事后来看，并非空穴来风。朝中大臣大多来自江南，是为江南士族，江南自古富庶，封建时代，太平盛世之时，江南就是朝廷的钱袋子；灾荒战乱之时，江南便是吸血的毒瘤，会加快国家的灭亡。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郑和下西洋。

公元1405年至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为国家挣取海量外汇。巨额财富支持明成祖朱棣五征漠北，修明长城，通大运河，迁都北京，国家财政蒸蒸日上。

明朝中后期，为了抵御倭寇，朝廷实行海禁，江南士族双手赞成。可这群人面上支持，私下走私，赚得盆满钵盈。

国家越衰败，他们越富庶。崇祯已经穷得要靠典买宫中器物维持宫内日常开销，可这群士族，依旧花天酒地醉生梦死，趴在国家身上大发国难财。

图|郑和下西洋—地图参考

只是，这些江南士族们，面对清军的滚滚铁骑，尽管个个卑躬屈膝，企图留得一线生机，但清军可不惯着这些蛀虫，直接抬手一扬，统统送这群人去见了阎王。

一场屠戮下来，江南士族损失惨重。因为他们不顾国家利益只顾自己享乐，迄今为止，他们留下来的名声，依旧不怎么好听，可谓是“遗臭万年”。

二、不是不想发，环境不允许

其实，想要挣钱这种事，古今中外，人们的心态都是一样的，谁不想穿金戴银，吃香喝辣？可能不能挣到钱，除了与个人的能力挂钩之外，和时代背景也有很大关系。

可是，古代的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适合发展商业的环境。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是一个农业社会。传统的四种职业——“士农工商”，其中，读书人被看作是最上等的，因为可以参加科举，鱼跃龙门，飞黄腾达。

与之相比，商人就是最下等的职业，白居易的《琵琶行》曾写道：“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离别”。由此可见，商人从古至今，都是一个处处被鄙夷轻视的职业。

图|琵琶行——画面参考

不仅是老百姓，国家对于商业的发展，也向来不重视。

公元前356年，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推行变法，商鞅变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重农抑商，奖励耕织”。

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对待商人实行压制、歧视政策，“重租税”。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于广陵设置盐官，征收盐税，实行盐铁官营，大力打击商贾。

到了唐朝时期，虽然商业已经有所发展，朝廷却实行坊市制度，严格限制商业时间和范围。

图|唐朝长安城坊示意图——地图参考

宋朝是商业发展的一个高峰，出现了夜市和草市。然而，到了明清时期，为了巩固封建皇权，朝廷闭关锁国，依旧抑制商业发展。

这就导致了我国古代，商业法一直都不成熟。我国现行的商业制度和商业观，甚至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通过法律移植，从西方学习借鉴过来的。

在我国封建制度持续的两千多年中，统治者对于商业发展，始终是打压模式，采取抑商政策。

图|第一次鸦片战争——画面参考

在这样的环境下，商人们连保全自身都困难，就更别提在国家遭逢危难之际，壮着胆子去发国难财了。这财，只怕他们有运气发，没命花。

三、利用信息闭塞，实现一夜暴富

“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两岁者，故入海者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

公元97年，东汉使节甘英，奉西域都护班超之命，率团出使大秦（罗马帝国）。

据史料记载，甘英率领使团从西域龟兹出发，途经安息诸国，至西海（一说地中海，一说波斯湾）沿岸，因路途遥远而返。

图|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图——地图参考

甘英之所以选择放弃这次出使任务，就是因为安息国的向导告诉他：这片海域极大，若是遇上顺风，三个月便可度过。若是遇到逆风，就需要两年。

海里还有魅惑人心的女妖，听到她们的歌声，水手们就会被迷惑，停舟不前，直至死亡。

出使大秦困难重重，甘英被吓坏了，最终选择了返程。于是，汉朝与罗马，唯一一次有可能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就这么白白失去了。

后来的史料证明，甘英没能去成大秦，是有安息人从中作梗。至于安息人中间使坏的原因，说来竟是有些可笑——因为如果汉朝和罗马直接交流，达成贸易往来，自己这个丝绸之路中间商，就赚不了差价！

公元前138年与公元前119年，张骞前后两次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从此之后，东方的丝绸、瓷器、茶叶，就沿着这条漫长的丝路，穿过浩瀚的戈壁滩，荒凉的大沙漠，来到罗马人的手中。

罗马人从未见过丝绸这种轻柔飘逸的布料，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穿的还是兽皮、亚麻布。罗马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把丝绸奉为珍宝，并将汉朝叫做“塞里斯”，意思就是丝国。

图|张骞出使西域路线图——地图参考

据说，在罗马，丝绸与黄金等价。

当然，作为中国人，我们很清楚，汉朝时期的丝绸，虽然是上层贵族才可享用的珍品，却也不至于如此昂贵。

丝绸在罗马被炒出这样的天价，有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两个帝国——安息帝国和贵霜帝国。

图|罗马贵族穿戴丝绸图——画面参考

汉朝与罗马陆地距离相距5000公里，路途极其遥远。汉朝的丝绸能从汉朝运至罗马，全靠这两个帝国的商人运输转卖。

因为相隔太远，古代交通信息也不发达，罗马无从得知丝绸在汉朝的实际价格，加上安息帝国和贵霜帝国在中间一通忽悠，便真的以为，此物与黄金等价。

在当时，罗马每年要最少要花费42.5金磅购买丝绸，为了购买丝绸，罗马甚至一度爆发了财政危机。

图|罗马帝国时代的欧亚大陆——地图参考

为了保证自己的丝绸垄断地位不被打破，安息帝国和贵霜帝国，对于两个国家的使者，都采取了信息保密对策。

根据历史记载，罗马曾有好几次想和汉朝直接取得联系，却被安息从中作梗，最终不了了之。

就这样，靠着信息闭塞，以及各种横向操作，安息帝国在倒卖丝绸一事之上，赚得盆满钵溢。

实际上，这种利用信息差赚钱的法子，在以前被叫做“倒爷”，也就是根据地理位置调动产品赚差价，因为存在地理差距，也就产生了利润。

郑和下西洋，丝绸之路，乃至于明朝后期江南士族走私贩卖，都是利用信息差挣取巨额利润，只是由于利润过于庞大，因此被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不足为外人道也。

所以说，不是没有挣钱的法子，只是我们被自身所处的狭窄空间限制了眼界，只要留心，财富之路近在眼前。

结语

到了现在，这种利用信息查挣钱的法子，有了一个新的名称，“投机倒把”“空手套白狼”。

虽然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政府对投机倒把的行为实行严厉打击，但时至今日，国家对于商业发展的管控已经没有那么严格，个人挣钱，全凭自己实力。

很多人都说，现在的互联网时代，看似信息大爆炸，实际上缩小了人与人之间的信息差，一夜暴富的机会，是越来越小了。

实则不然，大家不妨仔细想想，为什么有的人，就能在平台上薅羊毛，甚至还能小赚一笔，不正是运用了信息差？

重农抑商的政策早已成为过去，国家对于商业发展不再打压，而是积极维护推动。如今世界格局急剧变化，中国入局已成必然之势。

如何在这风起云涌的格局剧变中，成为新时代的“无盐氏”，就要看诸位的嗅觉，是否灵敏。

参考文献

1.《史记·景帝纪第五》

2.《明史·本纪·卷二十三》

3.《明史·郑和传》

4.《后汉书·西域传·安息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