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追捕季秉权

公安部《啄木鸟》杂志的“尘封档案”系列，讲述了建国初期的一些大案、要案，故事情节曲折精彩，同时，也给世人以警示。

1、英烈罹难

　　1951年3月7日，一辆美制小吉普车从外滩方向疾驶向位于平凉路、隆昌路口的上海市公安局杨树浦分局。汽车在分局院内停下后，几个民警从车上押下一个三十多岁的犯人。他，就是本文叙述的主角人物——谋害王孝和烈士的凶犯季秉权。

　　在叙述季秉权被我公安人员几经侦查，终于被缉拿归案的真实故事前，我们有必要先介绍王孝和其人。

　　中国青年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一本风靡全国的传记书籍——《青年英雄的故事》，这本书介绍了王孝和与黄继光、董存瑞、邱少云、向秀丽等英雄人物的光荣事迹，给青少年留下了深刻印象，为他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在上海滩及周边省区，王孝和的英名早在1948年就已经随着当时震惊上海滩的“王孝和事件”而遍传四方了。

　　王孝和，祖籍浙江鄞县，1924年出生于上海虹口的一个海员家庭。幼年在宁波旅沪同乡会所办的小学读书时，就已显露出其正直和追求正义的优秀品格。1937年，发生了日本侵略上海的“八一三事变”，王孝和无法再在上海读书，遂随母亲赴浙江乡下，在乡间读完小学后，只身回到上海，寄居其母舅家。王孝和16岁时，考入上海励志英文专科学校。

　　王孝和在励志英文专科学校期间，勇于接受进步思想，积极靠拢中共地下组织，于1941年5月4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段时间，王孝和的家庭发生了重大变故：其原在太古轮船上当司炉工的父亲，因积劳成疾而被辞退。王孝和的父亲只好靠做批贩少量煤炭前往浦东出售，赚取微薄的收入以养家糊口。王孝和是一个孝子，为了减轻父亲的负担，于1942年底终止了在励志英文专科学校的学业。

　　1943年1月，王孝和考进了上海电力公司（即今上海杨树浦发电厂），公司分配他在发电管理室当了一名抄表员。王孝和工作后，其组织关系随之转至上海电力公司的地下党组织，在党的领导下，继续进行秘密工作，颇有成效。

　　1947年秋，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已经由原先的“战略进攻”被迫转为“战略防御”。蒋介石频频下令，指示上海国民党政权“必须稳住”、“确保上海应有的经济地位和工业优势”，以为其发动的内战提供政治和经济保障。在这种形势下，作为上海工业命脉的上海电力公司就成为国民党方面必须全面控制的要地。

　　国民党方面为了控制上海电力公司，于1947年9月查封了该公司原先由中共地下党掌握的工会，随即又宣布将工会解散，然后准备成立由敌特担任核心领导的新工会。中共地下党看穿了敌人的阴谋，王孝和等秘密发动群众，几经斗争，终于迫使当局不得不同意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公开选举工会领导。1948年1月，上海电力公司召开了全公司员工大会。经过激烈斗争，王孝和等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当选为工会核心领导，中共地下党掌握了对杨树浦发电厂实际上的控制权。

　　其时，国民党在战场上愈见颓势，这也使敌人加深了对王孝和等人的仇恨。1948年春，上海申新九厂工人在地下党的领导下，进行了震惊上海滩、连蒋介石也大叫“厉害”的大罢工。国民党军警出动了装甲车，武装镇压罢工斗争，酿成血腥事件。王孝和根据上级的指示和工人群众的要求，以工会名义发动公开募捐、佩戴黑纱，强烈抗议敌人的血腥暴行。

　　2、漏网之敌

　　国民党反动派面对着年轻的王孝和的英勇斗争，恨得咬牙切齿，决定对王孝和下毒手，务必要拔掉这颗连蒋介石也知道的眼中钉。

　　1948年4月21日清早，王孝和和往常一样，骑着自行车从虹口家中沿着杨树浦路前往工厂上班，他途经腾越路中纺12厂时，被守伏已久的特务逮捕。

　　王孝和为人谨慎，严守纪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多年从未出过事。敌特尽管进行了多时侦查，但没能掌握王孝和是中共地下党的丝毫证据。鉴于王孝和在工人中的威望，敌人不敢强行逮捕王孝和，就给王孝和加上了“破坏发电设备”的罪名。

　　王孝和被捕后，南京方面传来指令：送交上海高等特种刑事法庭审判。

　　王孝和的被捕，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愤慨，人们纷纷向国民党提出了强烈抗议，声势之大，连西方多家通讯社也进行了连续报道，美联社将此称为“王孝和事件”。

　　1948年6月28日，国民党上海市高等特种刑事法庭宣布判处王孝和死刑。

　　王孝和及其家属当即提出强烈抗议，并迅速上诉于南京国民党中央法院特种刑事法庭。中外多家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

　　1948年9月24日，国民党中央法院特刑庭驳回王孝和的上诉，维持原判。

　　9月30日，敌人将王孝和杀害。王孝和被捕后一直到临刑前，始终没有暴露其中共党员的身份，以自己的生命维护着党的纪律。他临刑前，向前往采访的新闻记者发表了讲话，披露这一阴谋的真情，要求记者主持公道，公开披露真相，并大义凛然地高呼口号：“特刑庭乱杀人，不讲理！”“国民党政府不讲理！不讲理的政府要垮台！”据当时前往刑场采访的记者报道，王孝和在挨了敌人的枪弹后，还向前迈了一步，表示了他至死抗争的决心和豪气。

　　当时在腾越路中纺12厂逮捕王孝和的敌特分子头目，是国民党特务分子万一和警备大队长洛鹏。1949年5月下旬上海解放后，这两名首犯受到了人民政府的严厉惩处。消息传出，人民群众纷纷拍手称快。由于敌人策划及实施这一阴谋时全部是暗箱操作，即使是敌方人士也不知详情，因此当时人们都以为已经为英烈彻底报了仇。其实，参与谋害王孝和的还有一个敌人。

　　这个敌人，姓季名秉权。季秉权于解放后离开了原先供职的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杨树浦分局，这自是一个逃避人民政府严厉惩罚的最佳渠道。此刻，季秉权蜷缩于上海滩的某一个角落里，高枕无忧，只道已经逃过了这一关。殊不知此不过是“逃得了一时，逃不了一世”的暂时侥幸而已。

　　1950年12月，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镇反运动。

　　两个月后，即1951年2月，镇反运动进入了高潮。2月中旬的一个上午，上海市公安局侦查处的两名侦查员，奉命清理从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接收的敌伪档案中的《奖惩考核记载》部分。在当时，这是能够迅速查知哪个敌特分子犯下的哪桩罪行、参与了哪桩罪恶活动、在其中所起了何种作用的一条较为可靠的途径，因为这是敌人营垒里对自己人的奖惩记载，具有很高的真实性。

　　3、展开侦查

　　这两名侦查员在敌特档案中发现了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1947年对于该局警察的一份《成绩考核表》，就是在这份考核表中查到了一条事后证明很有价值的线索，据这份考核表记载：杨树浦警察分局警官、司法股长季秉权在该年度“努力开展对于上海电力公司共党地下活动的秘密情报工作，查得若干关于共党活动的线索”。

　　这份《成绩考核表》还附有季秉权所呈交给上海市警察局的由其侦知的关于上海电力公司王孝和是共产党的信函密件。

　　侦查员当即把这份档案抽了出来，经重新认真研读后，认为季秉权具有迫害王孝和烈士的重大嫌疑。于是，这份敌档很快就被送到了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杨光池的案头。

　　杨光池副局长对此非常重视，阅读过侦查处的意见和该敌档后，在上面批下了他的意见——

　　案情重大，拟即查处。

　　随即，敌档材料又送到了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那里。这位老资格的保卫工作专家也在上面作了批示——请杨树浦分局迅速查处该案！

　　上海市公安局侦查处随即向杨树浦分局发出了公函，通报案情，要求杨树浦分局对该案进行侦查，迅速将季秉权逮捕办案。

　　杨树浦公安分局局长娄家庭接到这份公函后，立刻召来了分局政保股长刘震东。

　　娄分局长把市局的公函给刘震东看过后，问道：“这个姓季的家伙是何等人物？”

　　娄家庭之所以要向刘震东了解季秉权的情况，是因为这刘震东乃是季秉权的“同事”。原来，刘震东是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中的中共地下党员，1946年，他受党指派，来到了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杨树浦分局。因此，刘震东对同在杨树浦分局供职的季秉权的情况是比较熟悉的。

　　当下，刘震东向娄分局长汇报了他所知晓的关于季秉权的情况——

　　季秉权，字仲衡，现年36岁，系江苏盐城人氏，家庭成份大地主，上海政法大学肄业生。1942年至1946年曾做过生意，投机失利，遂于1946年11月报考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得以录用。

　　季秉权在上海市警察局训练所第二期警官讲习班受训一月后，于1946年底进入杨树浦分局。最初，季秉权在分局司法股担任誊抄员。不久，杨树浦分局辖管区域内的怡和啤酒厂发生了一起外国人命案。季秉权因参与侦查时立了功，遂被提升为司法股长。解放后，季秉权离开了杨树浦分局，听说曾经被解放军收容处理过，其后情况不详。

　　娄家庭听了汇报，沉思片刻，说：“不管季秉权现在藏匿何处，我们也要把他抓获，为王孝和烈士报仇！刘股长，这个任务就交给政保股了。”

　　“是！”

　　刘震东接受任务后，随即在政保股抽出了4名侦查员，连同他自己一共5人，组成了一个侦缉季秉权的专案小组。

　　当天，专案小组就开始运转，拉开了侦缉季秉权的序幕。

　　当时，季秉权早已不知下落，要在大上海的茫茫人群中寻找一个人，其难度几乎与大海捞针相似。专案小组分析了情况，认为季秉权原是杨树浦分局的旧警察，而现在分局中还有一些留用的旧警察，与季秉权算得上熟人，也许他们中有人曾在什么地方与季秉权不期而遇过，如果真是这样，那倒是一条索取线索的捷径。

　　4、全市通缉

　　专案小组分头向分局原留用人员作了调查，但一个一个都问到了，竟然没有一个人碰到过季秉权。

　　这条路走不通，只好另外想办法了。侦查员想到了通过从户政部门查阅户口卡的主意，这一工作虽然繁重，但只要季秉权还在上海，他就得报户口，这就有了一个地址，按图索骥找上门去，还不是瓮中捉鳖？

　　侦查员经过一番努力，终于从户政部门查得了季秉权居住于复兴东路某弄某号。

　　刘震东自是大喜，带了拘捕搜查证，一声令下，一行人直扑而去。到得那里，一看，这个门牌是一幢老式石库门房子，两层楼，黑漆匠门，紫气东来。侦查员叩门而入，里面住着七八户人家，一一看了看，问了问，却没见季秉权其人。再问，有住户告诉说季秉权确实住在这里，但已经很长时间没有露面了，不单其本人不露面，而且其家人也不见露面。

　　一个侦查员问道：“是搬家了吗？”

　　“搬家倒没听说，可能是住到别处去了吧，以后还会回来的。”

　　可是，侦查员是没有耐心等到以后的。于是，一行人去了居委会。居委会接待了他们，负责治保的人告诉侦查员：“季家确实已经很久没住过人了，他们离开时并没有来居委会打过招呼，因此我们也不清楚他们移住哪里去了。”

　　这种结果，难免使人失望。对方可能察觉了侦查员的失望，稍停又说：“季秉权可能住到他的一个亲戚家去了。”

　　“亲戚家？在哪里你们知道吗？”

　　“那位亲戚据说住在新闸桥一带，具体地址就不清楚了。”

　　“你知道那位亲戚的姓名吗？”

　　治保委员就住在季秉权家隔壁，以前季家的那位亲戚一直到季家来串门，与治保委员是相识的，不过姓名他不清楚，只知道姓周，以前听对方说起过，那里的隔壁是一家香烛铺子。

　　侦查员心中一喜，有了香烛铺子这个坐标，再找姓周的就不是一桩很犯难的事情了。

　　吉普车掉头驶往新闸桥，这回先去派出所。派出所的同行听说这一行人是为王孝和烈士的案子登门的，自是重视，派出所所长立刻放下手头的工作亲自接待。侦查员一说香烛铺子隔壁的周家，对方就说有这样一户人家。

　　“这户人家的政治面貌如何？”

　　“属于一般群众，没有发现过有什么犯法的事，与邻里的关系也不错，平时没有什么磕磕碰碰、吵吵闹闹的。”

　　侦查员拿出了季秉权的照片：“我们要找这个人，不知道他是否住在周家？”

　　派出所所长随即唤来户籍警：“你看看这张照片，周家最近住过这么一个人吗？”

　　户籍警看了照片，摇头说：“我没见过这样一个人。”这就是说，季秉权并没有移住周家。侦查员谢过派出所同行，出得门来，想想不妥，又决定既然来了，就干脆到周家去打听一下季秉权的行踪。

　　周家接待了来自杨树浦分局的不速之客，主人听侦查员说明来意后，先申明季秉权最近和以前都没有住到过他家；接着告诉侦查员说季秉权前不久曾去过他家，说在做生意什么的。侦查员无功而返。之后一连几天又走访了季秉权以前的一些朋友，可是谁都说不出季秉权的行踪下落。

　　到这一步，就只好考虑发通缉令了。1951年2月27日，上海市公安局向全市发出了拘拿谋害王孝和烈士的反革命分子季秉权的通缉令。

　　5、加急查处

　　季秉权解放后的情况如何呢？这里要向读者作一个交待——

　　1949年5月中旬，人民解放军进逼上海，兵临城下。季秉权料想上海解放不过是指日之间的事，于是灵机一动，想把杨树浦警察局“接管”下来，再交到解放军手中。这样，他季秉权就是乱世之中的俊杰，共产党按功论赏，作兴还请他担任分局领导也有可能；再不济也得考虑他的功劳，将功折罪乃是共产党的政策，他以前在历史上所犯的罪行就可以“折”掉了。季秉权主意打定，当即实施。当然，凭他一个人的力量是难以美梦成真的，得另外再约一些同伙。于是，季秉权就纠合了中统特务毛德祥、彭阿二、仇一鹤、张万明等人，几个人打出了一个旗号叫“上海市政工队”。

　　“上海市政工队”刚亮出旗号，上海已经解放了，季秉权一班人没来得及活动。

　　但是，季秉权的动机还是被人察觉了，再加上他在解放伊始勾结地痞流氓分子欺压百姓的行为，1949年末他就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6军拿下，送进了该军的散兵游勇管理处接受审查。

　　此举令季秉权大出意外，他知道自己的罪行严重，特别是“王孝和事件”，只要一露底，脑袋就要搬家。因此，季秉权一进散兵游勇管理处，就小心翼翼，处处注意，甚至连晚上睡觉也常常处于半醒状态，只怕万一说梦话时把“王孝和事件”

　　吐露出个片言只语来，引起别人的注意。

　　这种状态维持了8个月，到了1950年8月，季秉权总算结束了白日提心、晨昏吊胆的日子。第26军散兵游勇管理处，因为没有审查出季秉权有什么重大问题，遂让其具结交保，把他放了出来。

　　季秉权侥幸逃过审查，得以从解放军第26军散兵游勇管理处出来后，看到社会上的形势对他这类人大为不利，寻思照这副样子，“逃得了初一，逃不过十五”

　　不是一句吓人的空话，自己犯下了这等大罪，人民政府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这次虽然逃过了，下次不知几时还会找上门来的。要想逃过，看来只有“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

　　不过，这时已是1950年了，上海解放已经一年多，在那种形势发展日新月异的情况下，季秉权要想逃掉也已经没有条件了。当时，全国大陆都已经解放，各地对治安抓得很严，外出旅行的人员住旅馆得凭证明；住私人亲友处，也得凭证明向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有时甚至走在路上也会遇到军警人员要求出示证件或者证明。季秉权审时度势，知道不但已经没有办法往香港、台湾溜，就是去外地避避风头看来也不大可能了，于是只好打消主意。

　　不过，逃掉不行，躲开那倒是有可能的。上海滩这样大，要躲藏他季秉权这样一个人应当说还是有条件的。季秉权自己是警察出身，知道些侦查的道道儿，知道只要躲藏得法，公安局是很难找得到他的，于是他就离家外出躲藏起来了。

　　季秉权这一躲，就引出了上海市公安局的一道通缉令。

　　上海市公安局的通缉令发出后，全市各个分局、派出所都知晓要拘拿谋害王孝和烈士的凶犯季秉权一事了。当时，各公安分局、派出所几乎每天都要接到来自本市以及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寄来的通缉令。因为上海乃是全国最大的城市，各地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畏罪潜逃时很多人都会逃来上海，想利用这个城市的“大”得以藏身，然后寻找机会逃往海外。通缉令一多，处理起来就有个轻重缓急。各个分局、派出所都知道王孝和一案的分量，不约而同把这一通缉令作为急案来办理。

　　6、意外发现

　　1951年3月1日，上海市公安局发出这道通缉令的第三天，上海市公安局新成分局就获得了一条线索——

　　这条线索的得来可以说是纯属偶然，那天上午，新成分局的一名刑警小唐，奉命前往常德路的一户居民处去调查一条新发生的刑事案件的线索。小唐对常德路一带的路不熟，拐进了一条八卦阵似的小弄堂后就转不出来了。后来他看见有一户人家的门虚掩着，就叩门而入，欲向主人打听他要走访的那户人家。推门进去时，屋里坐着一个穿西装、戴眼镜的中年男子，正在桌前吃早饭。那人见进来一个警察，冷不防吓了个哆嗦，手一抖，把一碗泡饭打翻在桌上！

　　小唐这时还未在意，以为是自己的突然叩门而进使对方受了惊吓，连忙道歉，然后才询问走访对象住在何处。那人却不回答，只是摇手。这时，主人出来了，给小唐指点了路径。

　　小唐走访过调查对象后，在返回分局的路上才想起了这件事，越想越觉得不对头。回到分局后，他去向组长汇报调查情况时，看见组长的办公桌上有一份通缉季秉权的公文，上面的照片看着觉得似乎眼熟，便随手拿过来看看。一看之下，那人竟是谋害王孝和烈士的凶犯，不禁一个激灵，头脑里闪电似的闪现出先前在那户居民家看到的那个穿西装的中年人，越想越觉得那张脸酷似眼前这份通缉令上的季秉权。

　　组长看见小唐对着通缉令出神，便随口问道：“怎么啦，对这个案犯感兴趣了？”

　　小唐说：“我刚才看见一个人蛮像这个通缉对象的。”

　　“是吗？怎么回事？你说说看。”

　　小唐就把情况一五一十说了说，刑警组长的身份与刘震东相似，也是打入国民党警察局的中共地下党员，他已经在新成分局干了5年警察，因此对常德路一带的情况很是熟悉，当下便说：“你说的那户人家姓苏，主人四十岁出头，右腮帮上有一道两寸长的刀疤，是不是？”

　　小唐点头：“对。”

　　组长马上抓起了桌上的电话机送话器：“苏家没有这样一个成员的，那是个外来客，先问问派出所报了临时户口没有。”

　　电话打到派出所，那边一翻临时户口登记本，苏家没有报过户口。这边一听，顿时警惕起来，组长当即带了小唐和另一个刑警，拿着那份通缉令前往苏家。

　　苏家主人接待了警察，但是，屋里已经不见那个穿灰色西装的中年人了。

　　刑警问道：“老苏，刚才那个男子呢？”

　　“哦，他已经走了。”

　　“这人是什么人？跟你家是什么关系？”

　　“哦，他是我苏北乡下的一位亲戚，一直在南方做生意的，这次到上海来进点货，顺便来看看我，住了一夜。”

　　“报过临时户口没有？”

　　“没去报。他是昨天晚上来的，因为晚了，不敢打扰派出所同志，原想今天去补报的，但他刚才吃过早饭就走了，我就想不去报了。”

　　“你已经违反了规定，以后碰到这种情况，一定要去派出所报户口，派出所晚上一直有人值班的。”

　　“好的，我晓得了。”

　　刑警遂告辞而去。

　　7、不是此犯

　　刑警并没有轻易放弃对此事的调查。刑警组长知道这条弄堂是一条只有一个进出口的“死弄堂”，进进出出必须经过弄堂口的一家小烟纸店。而烟纸店的男女主人都是解放前就已经受地下党的影响、对旧警察中的地下党提供过帮助的进步群众，解放后那对夫妇更是积极为公安局提供线索，与刑警组长已经结交了朋友。凡是这条弄堂中进进出出的各类外来人员，无不在其眼皮底下扫描过，然后印在头脑中。

　　于是，刑警组长就决定去向烟纸店那里打听一下，看苏家的客人是怎么回事。

　　烟纸店那里果然已经留心了苏家那个穿灰色西装的客人的情况：他是6天前的一个傍晚到达的，当晚苏家还来烟纸店买了好烟好酒，又去对面弄堂口的熟食店买了卤菜。之后此人没有外出过，一直缩在苏家。此人是今天上午离开的，他来时手里拎着一个半新旧的皮箱，刚才离开时是空着手的，看上去神情像是很轻松，好像是出去逛马路的样子。

刑警组长由此发现了疑点，但他并没有马上去找苏家主人，而是安排小唐和另外一名年轻刑警在弄堂里找了一户可靠人家留下守伏，因为他从烟纸店主人所提供的情况中了解到，苏家那个客人的那个皮箱还在苏家放着，这说明此人因为小唐的突然登门而受了惊吓，急于离开，又怕被拦，于是假装散步的样子出了弄堂。他不可能把皮箱扔下不要了，因此一定还会重新返回苏家来取，也有可能托人带信给苏家，让苏家送往其新的藏身点。所以，只要守住弄堂口，就能抓住这个“榜上有名”的罪犯。

　　刑警组长对此事守口如瓶，既没有向上级报告，更没有通报杨树浦分局，因为他做事一向慎重，不把案犯抓到手，是不会吭声的。但是，他通过详细询问烟纸店男女主人，也已经深信苏家的那个客人就是通缉令上的那个季秉权。刑警组长不愧是资深警察，其对情况的判断完全准确——

　　当天傍晚，暮色苍茫之中，果然有一条黑影溜进了苏家。小唐两人当即从守伏点现身，坐在弄堂口的烟纸店里抽着香烟守株待兔。不多时，就看见那家伙拎着一个皮箱匆匆出来了。小唐两人把对方截住，要查证件、证明。对方大惊失色之下，扔下皮箱就想滑脚，自然没有得逞，被两个刑警揪住后，扣上了手铐，押着就走。

　　这个被捕的家伙，确实酷似通缉令上的季秉权的照片，但是遗憾的是他并不是季秉权，而是从苏北逃来上海的一个还乡团骨干分子。此人姓苏，是常德路那条弄堂里的那个苏姓居民的族兄，初解放时利用封建氏族关系伪装积极，竟然当上了农会副主席。但随着群众觉悟的提高，其反动本质渐渐暴露了，在历史上所犯下的血债也被揭露出来了，眼见得行将拿下，一枪毙命，于是就逃离乡下，想先在上海躲一躲风头，然后设法逃往海外。不想正好赶上上海全市通缉季秉权，而其面容确实酷似季秉权，结果就落网了。

　　新成分局这边审清此人的情况后，按照当时的做法，立刻通知苏北公署公安局派驻在沪的专门追捕逃亡地主、恶霸、敌特的临时机构将其移押回原籍，不久就被判了死刑，执行枪决。

　　季秉权其时还不知道上海市公安局已经发出了通缉令，各分局、派出所正在密切注意其行踪动向，此刻他全然不知大祸即将临头！

　　就在上述的还乡团骨干分子苏某被捕后的第二天，上海市公安局卢湾分局也获得了一条关于通缉犯季秉权的线索。

　　8、前往缉拿

　　当时对于季秉权的通缉令的范围属于公安系统内部发布，卢湾分局在接到这份通缉令后，除了布置到下辖的各个科、股和派出所，出于重视，还在分局大门院内的告示栏里张贴了一份。这样，在分局里工作的非侦查部门的人员进进出出也就瞥上一眼，不管想记不想记，头脑里总是留下了若干印象。

　　这天，分局食堂的炊事员邱某经过告示栏时，听见两个来分局外调的苏南公署金山县（当时金山属于苏南公署松江专区）公安局的便衣，一边在看那份通缉令，一边在议论“王孝和事件”。这邱某不识字，标准的一个文盲，平时出出进进经过告示栏时从来不去看一眼的，因为他不是警察，不办案子，再说看了也等于白看，大字不识一个，你知道那上面写了些什么？但是，这回他听说那通缉令是与当初轰动上海滩的“王孝和事件”相关的，就禁不住要过去看一看了。

　　邱某这一看，季秉权的厄运就开始了：邱某感到通缉令上面季秉权的那张照片似乎有点眼熟，一时却又想不起究竟在哪里见到过。他就一边眨着眼睛想着，一边迈步往食堂走去。走得没几步，正好碰上政保股的一个他所熟悉的侦查员。对方见邱某一副苦思冥想的样子，全然没了平日总是挂在脸上的那种特有的满不在乎的嬉笑，不禁感到奇怪，便问邱某遇到了什么事。

　　邱某一说，那侦查员认真起来，一把扯住他：“这很要紧，你想一想看。”

　　这时，正好一辆被上海人称为“黄鱼车”的三轮人力货车，从两人旁边经过，车上装着食堂从菜场买来的一些荤菜、蔬菜。邱某见之，眼睛倏地一亮：“啊！我想起来了！”

　　邱某想起了这样一段情节：大约一个星期前，那天轮到他休息，妻子叫他去菜场（当时的所谓“菜场”，是由卖菜人自发集中出售各类蔬菜、家禽、肉食、水产等的集市）买菜。那天下过雨了，菜场旁边的那条小马路上坑坑洼洼地都是泥水。

　　邱某买了菜，小心翼翼往回走时，从后面过来一辆自行车，骑得过快，溅起的泥浆水把邱某的裤子弄得脏湿不堪。邱某自然要发几句牢骚，不料那主儿听见了，下车回头骂他“瘪三”，反说是邱某挡了他的道儿。邱某生性随和，不善争吵，当下也就算了，他走得很远了，还听见那人在骂骂咧咧的。

　　那个骑车人的模样，邱某觉得与眼前这份通缉令上的季秉权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邱某提供的这一情况引起了分局政保股的重视，他们把他请到了政保股办公室，让他回忆那个骑车人的细节。邱某说他记得对方的自行车把上挂着一个篮子，里面有一些青菜、豆腐干和两条鱼。

　　侦查员由此分析：那个酷似季秉权的家伙到那个菜场买菜，说明他住的地方距菜场不远；要骑了自行车到菜场买菜，又说明其住处又不很近。因此，此人应该是住在离那个菜场不远又不近的位置。根据这点，又加上邱某目睹其骑车而去的那个方向，分局向建国东路派出所打了电话，要求派出所向各居民委员会秘密调查其辖域内是否有这样一个人。

　　两天后，建国东路派出所报来了调查到的情况：建国东路某弄某号住有这样一个人。

　　卢湾公安分局当即向杨树浦分局通报了情况。这边政保股诸君闻讯，自是大喜，股长刘震东当即率侦查员陈冠林等两人，开了一辆吉普车前往捕拿。

　　9、枪决凶犯

　　作者在采写本文时，听刘震东先生谈过他当初逮捕季秉权时的细节。刘先生说那天去时已是暮色初上时分，路灯已经亮了，天空飘着如丝如缕的牛毛细雨。到得那里一看，那是一幢外墙已经斑斑驳驳的小楼，门窗都关闭着，从窗口里透出黯淡的灯光。

　　刘震东一马当先，上前去叩门。门虚掩着，一推就开。只见底楼客堂间的一张八仙桌旁围着几个人，正在打麻将，内中一个戴眼镜、穿中山装的男子正是警方久觅不着的季秉权！

　　几乎是同时，季秉权也已经认出来者正是他在杨树浦警察分局时的同事。以季秉权那思维，自然已经猜测到眼前这三位不速之客登门的用意了，头脑里闪电似的闪过“东窗事发”四个字，一张原本白皙的脸一瞬间变得绯红，但随即又恢复了正常，抬脸望着刘震东：“老刘！”

　　刘震东略一点头，没有应声。

　　季秉权打着哈哈：“老兄，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面啦，今天是来找兄弟的？”

　　“不错。你自己做的事情，自己应该清楚。”

　　“我有什么事情？还不是过去和你一起当旧警察时的那些事？这都早已在26军集训班里讲清楚了。老兄啊，现在解放了，人民政府讲究实事求是，你可不要没事找事，硬装斧头柄哦！”

　　刘震东把脸一沉：“季秉权，你被拘留了！”

　　季秉权一惊，刚要站起来，已被陈冠林两人揪住，利索地扣上了手铐。

　　季秉权被捕后，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不得不交待了其参与谋害王孝和烈士的罪行——

　　当时，被国民党特务组织派往上海电力公司专门对付中共地下党的敌特分子万一是季秉权的密友，两人臭气相投，互相勾结，互相利用，干下了大量破坏工人运动的坏事。当时万一担任上海电力公司的护工大队长，又是工会的一级干部。万一接受上司指令要对王孝和下毒手后，由于抓不到王孝和的把柄，一时难以下手。眼见得上司的催办口气一次比一次严厉，万一心中的忧虑也愈来愈强烈。一次在和季秉权一起喝酒时，万一把这一烦恼向季秉权和盘托出。

　　凭季秉权的经历和智商，他的脑子显然肯定要比万一玩得转。当下，季秉权给万一出了一个主意：王孝和在电机间工作，你们可以在发电机里放一些铁屑、回丝（碎纱）之类，然后嫁祸于王孝和，说他破坏发电机，这样不就有了除掉王孝和的借口了？万一就是采纳了季秉权的这一奸计，将王孝和逮捕并且处以死刑的。1951年6月，季秉权被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处死刑。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决定书全文如下——

　　被告：季秉权，又名仲衡，男，三十五岁，苏北盐城人。季秉权系杨树浦一带的恶霸，曾任伪警察局杨树浦分局司法股长，一贯勾结各工厂把头及该区地痞流氓，敲诈勒索，欺压人民，横行无忌，作恶多端，群众无不恨之切骨。一九四八年四月，竟捏造事实，伪造情报，与陆匪京士之爪牙，共谋陷害上海电力公司王孝和烈士，后又诬蔑工人群众的正义爱国运动，先后多次摧残工运，大肆逮捕先进工人及爱国人士，仅中纺十二厂遭其迫害者，即有十三人之多。本市解放之际，又勾结流氓头子张某、毛某等，伪称系“上海政工队”，冒名劫收破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七条第三款，并比照第九条第四款处死刑。以资镇压。

　　主任陈毅副主任粟裕一九五一年六月宣判后，季秉权即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