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祝宗梁，是抗日杀奸团的一名成员。

抗日杀奸团，顾名思义，以铲除抗日时期的汉奸为己任。

和其他抗日团体不同的是，组织内的成员，全部由生活在北平、天津的富家子弟组成。

很难想象，这样一群衣食无忧的公子小姐们，会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参加到如此危险的工作中来。

但这不难理解，我们是最早接受高等教育的一批人，也最容易接触学生运动带来的反日爱国情绪。

我们虽然家境优渥，却也是一名中国人，国难当头，我想只要是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站出来，为保卫祖国，贡献一份属于自己的力量。

加入抗日杀奸团后，我处理过很多汉奸，其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次，当属刺杀大汉奸程锡庚。

一、铲除“大汉奸”程锡庚

程锡庚，江苏镇江人，接受过高等教育，出国留过学，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之后，担任过北京政府外交部条约研究会秘书，在投靠日本人之前，已经是当时社会上的名流。

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日军在北平成立伪临时政府，为更方便掠夺，日军又成立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并开始发行“联银券”，强制要求敌占区的百姓只能用“联银券”消费。

无奈，很多百姓为了活下去，只能用法币，在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以1:1的比例，兑换成“联银券”消费。

这样，日军只用一堆“废纸”，便从百姓手中掠夺来大量的财富，从而实现对华北地区的经济控制。

而程锡庚，在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成立后，立刻走马上任，担任伪联银天津分行第一任经理，成为一个对日军“摇尾巴”的大汉奸。

这样的民族败类，我们抗日杀奸团自然不会放过他，立刻开始制定对他的暗杀计划。

1939年初，团长曾澈从重庆拿到一封电报，上面列出20多名汉奸的名字，都是要除之而后快的对象，程锡庚的名字也赫然在列。

拿到这份名单后，我们立刻召开会议，商量该如何铲除大汉奸程锡庚。

有团员认为，可以在程锡庚的别墅内对其进行暗杀，但这种想法很快便被否决了。

作为大汉奸，程锡庚非常惜命，在他的别墅周围，密密麻麻部署了很多警卫和保镖，想要潜入刺杀，根本不可能。且程锡庚的别墅庞大，想要在其中找到他，也是一件相当不容的事。

团员孙若愚则认为，可以在程锡庚的办公地点进行暗杀，但这种想法同样也被否决了。

因为程锡庚的办公地点相对偏僻，平时街上没几个人，得手之后，杀手很难逃离现场。

连续两个方案都被否决，就在大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时，有一团员站了出来，他表示，程锡庚办公区域的巡捕刚刚被调走，新换的巡捕刚好是自己，自己可以利用职务之便，让扛团成员潜入程锡庚的办公地点，然后将其暗杀。

“只是……”这位团员犹豫了一下，继续说道。

“程锡庚十分喜欢看电影，因此，我认为，最好除掉他的地方，是电影院！”

“这个方法好！”

团员们纷纷赞成，敲定计划后，针对程锡庚的暗杀计划，正式开始。

二、行动正式开始

1939年4月9日，是周末，我和袁汉俊、孙惠书、冯健美在吃完晚饭后，纷纷走上街头，前往天津市的各大电影院，寻找程锡庚的身影。

走到大光明电影院门口时，我一眼便认出程锡庚乘坐的“1657”车牌号汽车。

我知道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当即回到扛团总部，拿来四支手枪和两个烟雾弹，将三名小伙伴们召集起来，让他们在门口接应，我则带着另一名扛团成员刘友深走进了电影院。

买完票后，我和刘友深走进电影院，看到二楼有一个身影，和程锡庚很像，却又无法确认。

我担心伤及无辜，又不想白白放过他，灵机一动，我找到播放员，递给他一根烟，然后笑着说道。

“我找联合银行的程经理有事，一时间找不到他，您能在播放电影的间隙，播放这五个字吗？”

正所谓吃人家嘴软，拿人家手短，拿了我的烟，播放员也不好拒绝，于是便答应了下来。

不多时，电影幕布上便打出来五个字：“程经理外找。”

五个字放出来之后，二楼的一个座位上，一个男人刚想站起来，便被旁边的女生一把按住。

虽然动作十分细微，但还是被我捕捉到了，这必定就是来看电影的程锡庚。

我深吸了一口气，让刘友深在二楼出口等我，我则一个人来到程锡庚身后的一排座位，在他身后坐了下来。

看着离我只有一米远的程锡庚，我心跳的厉害，为缓和紧张的心情，我坐在座位上看了10分钟的电影。

10分钟后，我自觉已经冷静的差不多了，当即又深吸一口气，以最快的速度掏出别在腰上的手枪，对着程锡庚的头部，“砰、砰、砰、砰”就是四枪连射。

程锡庚的身体立刻跟软面条一般，瘫坐在椅子上没有了呼吸。

枪响之后，一时间电影院内乱成一团，顾客们嚎叫着，向电影院的出口涌去。

我也趁乱站起身，走到二楼门口，和前来接应我的刘友深碰头。她立刻挽住我的胳膊，两个人快步向着一楼走去。

刚走到楼梯口，一个保镖便从身后搂住了我，千钧一发之际，我当即拿出手枪，对着他的腹部便是两枪。

挣脱开之后，我刚要下楼，又一个保镖冲了上来，将我一把扑倒，我们二人就如同滚地葫芦一样，从二楼楼梯直接滚到了一楼。之后，我和他厮打在一起，被他按在身下，无法动弹。

我知道，再耽误一会，其他保镖冲上来，我插翅难逃，正无可奈何之际，袁汉俊等三人从门外走了进来，看到被压在身下的我后，当即拿出手枪，对着保镖的身体就是两枪。

之后，拉着我和刘友深快速离开现场。

整个过程虽然惊心动魄，却有惊无险，最终还是成功将程锡庚这个大汉奸给除掉了。

庆功会上，所有团员都沉浸在锄奸的喜悦中，曾澈从重庆拿回的另一封电报，却为这次胜利埋上一层阴影。

三、“不怀好意”的会见

6月中旬，团长曾澈接到一封重庆来的电报，立刻将我和袁汉俊、刘友深、冯健美四个人召集到一起。

在抗团总部，曾澈一脸凝重的看着我们：“重庆方面要求你们务必去一趟，你们准备一下！”

闻言，我们都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团长的命令又不能不听。当时学校的课程已经临近尾声，为不影响考试，我们硬是拖到7月上旬，才乘上前往重庆的飞机。

到了重庆后，我们住进了马鞍山招待所，几天之后，一个长相颇为“狡黠”的男人走了进来，问过之后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军统局副局长，戴笠。

戴笠十分热情的招待了我们，8月上旬，还带着我们去见了蒋介石。

会见期间，蒋介石向我们询问了一些学习和家庭情况，便让我们离开了，这番举动，让我们更加疑惑。

“虽说我们锄奸成功，但这样的正义人士太多了，为什么只有我们能受到国民首脑的亲自接见呢？”

带着满腔的疑惑，我们回到招待所后，这才知道实情。

原来，当日刺杀时，因为现场混乱，有一名英国人和瑞士人被杀。英工部局调查之后，逮捕了四名军统特务。

日军得知消息后，非得说他们就是刺杀程锡庚的“凶手”，于是不断对英国施压，要求他们将这四名特务引渡给他们。如若不然，就带兵踏平英国在天津的租界。

当时的英国，在欧洲战场上自己都应顾不暇，又拿来的精力和日本对抗呢？

他们不敢赌，于是当即便同意了日军的引渡要求。

得知消息后，戴笠十分心急，因为被抓的四名特工，都是军统骨干。

为保证他们不落于敌人之手，戴笠决定，让我和袁汉俊主动自首。

戴笠表示，我和袁汉俊自首后，大概率会香港当局关押，或者被送到英国，无论被送到哪里，他都会想方设法的营救我们，并给我们聘请律师，让我们将刺杀程锡庚的过程全部写下来，发往全国。

戴老板的要求，我们无法拒绝，只能照做。

没成想，日军也认为，四名骨干特工的价值要远远大于两个学生。因此，对于我和袁汉俊的自首，日军连受理都没有受理。

最终，四名特务还是被移交给日军，我和袁汉俊因为没有自首成功，又从香港返回了重庆。

事情至此，算是彻底落下帷幕了，但这件事引发的连锁反应，还远远没有结束。

程锡庚的死，彻底惹恼了日军，于是在1940年，他们发动了针对抗团的抓捕行动。

因为叛徒裴级的出卖，团长曾澈、李如鹏等骨干先后被捕，在监狱中，他们受尽酷刑，但始终没有交代任何关于抗团的情报，最终被日军残忍杀害。

我和袁汉俊等人，因为营救特务的事，逃过一劫。

这次事件之后，天津的抗日杀奸团已经名存实亡，为继续抗日，我和天津幸存下来的几个抗团成员一商量，打算到上海继续从事锄奸事业，相信那必然也是一段惊心动魄的经历。

不过，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