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营长叛变，八路军却浑然不知，吴瑞林被叛徒五花大绑

作者：武陟东旭

“算了吧，刘教导员，收起你这套把戏，别把我当傻子！”

1938年2月的一天，山东临沂的一个村庄里，八路军营长用枪指着营教导员吼道。

营长这么一说，战士们全都把枪摔到地上，他们齐声呼喊道：“老子不干啦！”

教导员耐心对营长说：“我们一起去找司令员。”

“不行，今天你休想离开！”营长大声说。

营长跟教导员之间发生了什么？战士们为什么要回家？

发飙的营长，是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4支队3营营长李国麟。

李国麟，祖籍山东，身材魁梧，留着一脸络腮胡子。

他早年在东北当过土匪，人送外号“李胡子”。

东北话里，胡子就是土匪，这个外号一语双关。

当年，李国麟是个有血性的人，当土匪的他，在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了抗日义勇军。

后来因为东北形势恶化，他的队伍遭日军重创，他带着残兵败将回到山东老家，拉起了游击队，再度举起了抗日大旗。

但是在山东打游击也很艰难，他的队伍整天被日军追得不得安宁。

残酷的现实让李国麟明白，自己的力量太弱了，必须找一个靠山。

想来想去，他想到了抗日救国军的司令员廖容标。

1937年12月，廖容标领导黑铁山起义之后，组建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5军，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队伍壮大到30多个中队、5000余人，名震齐鲁大地。

李国麟想加入廖容标的队伍，度过眼下的难关。

正好，廖容标也注意到了李国麟的队伍。

为了取得抗战胜利，我方的政策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积小流为江河。即使人马很少的队伍，也不会嫌弃，尽量去争取、去团结。

多一个朋友，同时就少一个敌人。总比他们当汉奸，或者是跟蒋军干要好。

因此，廖容标和李国麟谈得非常投机，很快敲定了接收的事。

不久，这支队伍被改编为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4支队3营，李国麟担任营长，教导员是刘春。

能够在廖容标领导下坚持下来，这说明李国麟抗日还是有点决心的。

既然如此，他对刘春哭诉什么，莫非受到了什么委屈？为何有人说这支队伍不像抗日队伍？

原来，这支队伍一部分是李国麟自己带过来的人，一部分是蒋军残兵，还有一部分是济南监狱释放出来的囚犯。当然，也有不少铁路工人、煤矿工人和农民，以及当地的地痞流氓。

因而成分复杂，纪律松散，不好管理。队伍如果带不好，不但难以发挥作用，还可能出乱子。

因此，廖容标非常重视队伍的改造工作，派刘春到该营担任教导员。

对于刘春的到来，有人不高兴，他就是营部秘书吴子贤。

此人思想顽固，对我军一直持敌视态度。

偏偏李国麟对此人非常信任，因为吴子贤人称“小诸葛”，给部队出了不少点子，让李国麟从中受益。

李国麟对他言听计从，把他当成自己的智囊。

李国麟的部队虽然被改编成八路军有一段时间了，但依旧有很深的旧军队烙印。

他们把秘书和政工干部叫“师爷”，把连长叫长官，战士相互称弟兄。

部队操练的时候，首先要喊一声口号“李司令（李国麟）好！”

营部专门有一个骑兵警卫班，装备精良，每人配有三大件：驳壳枪、马步枪和大刀。

刘春（左）

除此之外，李国麟还有一个贴身警卫班，他们不编入队列，晚上睡在“李司令”的床边。

在热兵器时代，李国麟非常痴迷武术，在营部设有一个武术教官。

这个教官身穿道袍，肩上背着一把宝剑，剑柄上还用黄绳子拴了一个药葫芦，不伦不类，阴阳怪气，像道士一样。

更让人忧虑的是，营里的很多战士有亲属关系，不是宗亲就是姻亲，山头林立，派系众多。

他们不但乡土观念严重，而且群众纪律很差，拿群众东西不给钱，到饭店吃霸王餐的事时有发生。

因此，他们在群众中影响很坏，老乡们说这个队伍不像八路军。

廖容标

廖容标对此忧心忡忡，唯恐出什么乱子，这才派刘春去担任教导员，给连队也派了几个干部，加强教育，发展组织。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部队纪律有所改进，面貌有了改变。

这样一来，“师爷”吴子贤不高兴了，“教官”心里也不是滋味。

他们整天在背后煽风点火，给李国麟大上眼药。

“李司令，廖容标来者不善，这是要夺你的兵权啊！”

“对啊，这是刘邦对韩信，兔死狗烹！”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啊，李司令！”

这样一说，李国麟深感不安。

这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在和教导员刘春一起吃饭的时候，李国麟大倒苦水，诉说自己的委屈：“陈指导(陈鹤洲，去延安参加青年工作会议了)说，咱这队伍不像八路军，要把队伍拉到省委、支队部驻地岸堤去。”

“弟兄们听了寒心，你可要向廖司令反映，为的兄弟们撑腰做主啊！”李国麟声泪俱下地说。

廖容标

刘春急忙解释：“李营长，这都是传言，调动是没有的事，说这话的人别有用心。”

李国麟固执地说：“是不是传言，我能分得清，我又不是三岁娃娃。”

“你如果不信，那我们可以去见廖司令当面核实啊，你看可以吗？”刘春诚恳地说。

李国麟说：“我不去，真想落实，可以让上面派人来调查。”

刘春听后非常重视，就向上级做了反映。

次日，政委姚仲明来到三营，李国麟将2连集合在操场上，然后说：“政委，你亲自调查吧。”

姚仲明

结果出人意料，2连的战士都说陈指导讲过这事，要将部队调走。

很显然，有人在背后做了动员，指使他们这样说。

李国麟指着刘春说：“听听弟兄们怎么说？你还说是传言吗？到底是谁在撒谎？”

见此情形，刘春非常着急，随即让李国麟召集全营战士开会。

会上，刘春苦口婆心告诉大家，要以大局为重，不要受坏人挑拨，被他们利用。

这时，李国麟突然掏出手枪指着刘春说：“算了吧，刘教导员，收起你这套把戏，别把我当傻子……”

说着说着，李国麟“情不自禁”哭了起来，用袖子不停地擦着眼泪，似乎有一肚子委屈。

这样一来，等于是火上加油，战士们忽然哗啦啦把枪摔到地上，高喊道：“老子要回家，不干啦!”

刘春一看，肺都气炸了，这分明是敌人的阴谋，想搞乱队伍。

他必须克制，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想到此，刘春语气平和地说：“我们一起去找廖司令，将情况说清楚。”

李国麟怒气冲冲地说：“不行，今天不把话说清楚，谁都甭想离开半步。”

刘春心想，自己一定要将这里发生的事告诉上级，他想到了连指导员景宣亭。

他使了个眼色，景宣亭假装去厕所，得以脱身。

但是从上午等到下午，从下午等到黄昏，不见景宣亭回音。

这时候，李国麟又下达命令，将全营集中到田家北村大庙和铁佛寺两地。

刘春无奈，只得表示同意。

部队在转移途中，刘春趁机离开队伍，大步流星赶到省委驻地，他见到了书记郭洪涛、支队司令廖容标、政委姚仲明。

景宣亭已经通报了那里的情况，大家正在研究对策。

领导很快做出决定，让姚政委、刘春、景宣亭立即到田家北村同李国麟谈判，最好要稳住部队。

如果不能，至少将我军的政工干部撤出该营。

谈判的结果不大理想，李国麟执意要离开八路军，他同意我方派的政工干部离开。

李国麟表态之后，刘春当即决定带着二、三连指导员等政工干部离开。

这时候风云突变，电闪雷鸣，天空下起了瓢泼大雨。

李国麟挽留说：“要不然，等雨停了再走？”

刘春心想，夜长梦多，他谢绝了对方挽留，冒着倾盆大雨回到省委驻地岸堤。

到了驻地之后，他们才发现少了一个人，二连连长辛云瑞没有来。第二天早上，辛云瑞才出现在眼前，他全身湿透，一脸污泥，狼狈不堪。

原来，李国麟将其捆了起来，禁闭在村外的一座小炮楼上。

后半夜，辛云瑞趁看押人员酣睡，想办法弄开了绳子，翻出炮楼，拼命逃回。

刘春听了非常气愤，当即带他到支队部报告这一情况。

可是，这并未引起首长的特别重视，他们仍旧对李国麟抱有幻想。

次日，支队领导又一名女科长去找李国麟，希望能说服他改变主意。

李国麟并没有幡然悔悟，而是在当天黄昏时率部向东北方向开拔。

由此可见，李国麟已经铁了心叛逃。

他已与蒋军顽固派头子秦启荣取得联系，所以才公开与八路军决裂。

不久，李国麟担任了救国军司令，在莱芜、章丘一带我根据地附近捣乱，疯狂与我为敌。

令人遗憾的是，在李国麟叛变3个月之后，从延安来的吴瑞林将军毫无防备地进入对方的防区，落入虎口。

1938年，刚刚从延安党校毕业吴瑞林走马上任，前往泰山特委担任军事部长。

到达山东之后，纵队司令部一位负责人向他介绍从司令部到泰山特委一路的情况，并给他制定了行进路线。

吴瑞林

一向谨慎的吴瑞林担心地问：“路上安全吗？”

负责人说：“你放一百个心，一路都是我军防区，只要到莱芜颜庄找到四支队三营，就等于找到泰山特委了，他们离特委很近。”

吴瑞林同志一行9人按照指定路线到达颜庄，一头扎进了李国麟叛军的防区，被五花大绑捆了起来。

八路军前去联系，他提出的条件是一百条枪。

这时候，八路军纵队负责人为难了：打吧，吴瑞林在里面；等吧，吴瑞林有危险。

如果给他们一百条枪，他们还会加码，得寸进尺。

因此，负责人瞻前顾后，犹豫不决，只能给李国麟捎信说，“枪支正在准备”，稳住他们再想办法营救。

就在这时，传来一个消息，吴瑞林脱险了。

更令人惊奇的是，吴瑞林一行是9个人，回来的时候是16个，多出了7个。

原来吴瑞林非常镇定，他从交谈中得知，这支队伍曾经是八路军，就开始耐心地做看押人员的思想工作。

最后，看押人员不但释放了他们，还决心跟吴瑞林走，回到八路军。

这时候，距离吴瑞林被扣押已经过去了8天。

吴瑞林负伤后留影

当时李国麟已经叛变数月，但是由于工作失误，八路军还有人对此不知情，导致吴瑞林落入虎口，差点出事，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1941年，李国麟流窜到章丘南部投靠了蒋军秦启荣部，不久又投降日寇，当了汉奸，被编入伪军吴化部的暂编一旅。

1944年，这个贯满盈、作恶多端的汉奸被我军俘虏后执行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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