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的夏天，八国联军的枪声响彻北京城，惊醒了慈禧天朝上国的美梦。

慈禧顾不上平时的矜贵和体面，打着“西狩”的名号狼狈出逃，一路灰头土脸的逃到山西境内。

此时的晋商正值繁荣之时，八大晋商富可敌国，过惯了奢靡生活却手中拮据的慈禧，也正是看中了晋商这一点，开口向晋商借钱。

巨富曹家借给慈禧30万两白银，被慈禧赏赐金火车头钟，但借出10万两白银的乔家，却只要了慈禧“福种琅嬛”四个字当作赏赐，那乔家这一做法究竟是作何考量呢？

“西狩”募捐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不得不放弃紫荆城的荣华富贵，带着光绪帝仓皇从后门逃跑，为逃跑美名的“西狩”之行也仅仅只有名字好听，过程十分艰难。

仓皇出逃的慈禧来不及仔细收拾逃跑所需的金银细软，因此不得不减衣缩食，为了躲避官兵和农民起义军，慈禧甚至乔装打扮成农户模样混在难民中，一路风餐露宿，早就看不来往日北京城的尊贵模样。

西狩之行的狼狈处境直到慈禧逃到山西境内才有所缓解，因为慈禧在山西找到了可以为其募捐的人选——山西晋商，打着募捐复国的名号向晋商伸手借钱。

慈禧此次目标也十分明确，一个是祁县乔家，另一个则是邻县太谷的曹家。

曹家出资30万两白银，被慈禧问要何赏赐时，曹家人明白圣意难测，不敢有所要求，只得回复“全凭老佛爷做主。”

于是慈禧做主，赏赐乾隆皇帝的“金火车头钟”当作抵押。

而等慈禧问到乔家时，乔致庸自知这10万两白银是收不回来，只说了一句“只要老佛爷的字。”这简单的赏赐引得慈溪开心。

从表面上看，曹家的赏赐实用价值远大于乔致庸索要的字，“金火车头钟”是英国进献给乾隆的礼品，价值珍贵，慈禧把它赏赐给曹家，算是作为30万两白银的抵押，跟曹家两清。

对于乔致庸这样一个精明且有政治嗅觉的商人来说，怎么可能会做亏本买卖？眼前的蝇头小利远不如长远发展。

乔致庸早在得知慈禧要到访时，就将自家的大德通票号收拾出来，当作临时行宫接驾慈禧和光绪帝，敏锐的政治嗅觉让乔致庸察觉到这是一次上好的机遇，眼下慈禧和光绪帝落得逃亡的地步，朝廷内外交困，让慈禧还钱是不可能的。

若是提出做官的要求，乔家作为晋商中的佼佼者和官府本就存在一定的利益关系，这样就是公然破坏政治规则，对乔家的商业版图来说弊大于利。

还钱和做官都走不通，那就只能另辟蹊径。

乔致庸向慈禧要了四个字做赏赐——“福种琅嬛”，简单的要求让慈禧大喜过望，回到北京城后，慈禧便派人将书写着这四个大字的牌匾送到了乔家。

从实用价值上看，这四个字确实不如金火车头钟，但乔致庸提出这个要求，却是有更长远的考量。

一则这四个字意指慈禧居住过后乔家变成了“人间仙境 ”，满满的讨好之意给足了慈禧太后名头，也在太后面前赚足了人情；二则清朝仍处于一个重农抑商的阶段，但甲午战败后重商的思想逐渐显露，乔致庸不图回报的行为大大取悦慈禧太后，有了慈禧太后的撑腰，乔家之后扩充商业版图可以说是如鱼得水。

富甲一方的乔家

晋商凭借其特有的商业文化模式在明清商会中占据一席之地，晋商中发展最繁荣者富可敌国，有言称“皇室建筑看故宫，民间建筑看乔家。”足以看出乔家在晋商中的经济实力之雄厚。

乔家发家之史的关键人物，是乔致庸的祖父乔贵发。

乔贵发从小父母双亡，因家中贫穷，备受冷眼。有一次，乔贵发本家一个侄儿的宴席，他被喊去帮工，因故晚到了一会儿，便受到侄儿家管事的嘲讽和羞辱，一怒之下，年轻气盛的乔贵发收拾包袱赶着“走西口”的浪潮，前往长城以北的口外寻找谋生的机会。

乔贵发在包头这座边塞小城做起了“买树梢 ”的生意，他发现春夏耕种之际农民手头拮据，粮价也低迷，若是此时和农民商议收购粮食，等到秋收之后，不管粮食市场价是多少，都以商议好的价格成交，便能险中取利。

乔贵发通过其商业智慧和手段，创下乔家最开始的商号“复盛公”，成为了包头地区最大的商号，后来产业一分为三，分给三个儿子。

乔致庸的父亲乔全美接手后，创建了乔家包头“复”字号，他吸取父辈的经商教训，给子孙后代制定了一套严格的“五不准”家规：一不准吸鸦片；二不准纳妾；三不准赌博；四不准冶游；五不准酗酒。

并于乾隆年间在乔家堡村修建大院，形成了现在乔家大院的最初规模。

乔致庸从小熟读四书五经，还考取了秀才，他本来不愿意经商，但在准备科考时听说家中产业因商战中对手的算计一落千丈，兄长也一病不起。

不得以的情况下，乔致庸临危受命，在商战中以牙还牙打压对手，解除自家产业的危机，初步展露出惊人的商业头脑。

乔致庸当家时，山西境内诞生了不少从事金银汇兑业的金融组织，模式类似于近代的银行，称为票号。

票号的影响力之大几乎统治了全国的汇兑，民间流传有“山西票号，汇通天下”的说法。

乔家的产业“大德兴”原本以经营茶叶、粮食、皮品、药材等业务为主，乔致庸受到第一家票号的启发，把目光放在了前景更为广阔的票号行业，根据商业形势需要将“大德兴”改名为“大德通”，开办了“大德通”、“大德恒”两家票号。

乔致庸在票号产业上可以说是后来居上，“西狩”期间乔致庸对慈禧太后的雪中送炭、不图回报之举，为乔家积下一笔人情债。

在慈禧的授意下，乔家票号负责朝廷各省的公款汇兑业务，让乔家成功站上了票号产业的风口，扩大了大德通票号，并迅速在全国各地二十多个城市建起分号，发展为汇通天下的大票号。

兴盛时期，大德通的股本与存款总额达七八百万两以上，根据《山西票号史》的记载：光绪十年，大德通的商券每股分红高达八百五十两；光绪十四年发展到每股三千两；到了光绪三十四年每股一万七千两。

官商合作极大地扩充了乔家的商业版图，成为乔家走上鼎盛时期的关键因素，乔致庸凭借自己极高的商业头脑和敏锐的政治嗅觉，带领乔家走上繁荣鼎盛。

乔家繁荣的因素除了商业头脑，还有乔家的用人和处世之道。

乔家接待慈禧太后西狩入住一事，由乔家票号大德恒掌柜贾继英促成，在慈禧的车架还没有进入山西境内时，贾继英就代表乔家与官员吴永打好了关系。

吴永是负责帮慈禧打前站，张罗如何迎接圣驾的官员，贾继英利用自己的关系网和吴永搭上了线，替乔家接揽了迎接圣驾的任务，并提前了解到慈禧需要募捐复国的费用，做足了一切准备。

光绪三年，山西境内大旱，甚至出现了人人互食的现象，史书记载：“光绪三年，人死一半。”

乔致庸最先做出表率，出巨资赈济灾民，下令让乔家人禁肉食，穿粗服，省下来的钱财让家中佣人上街施粥赈济。

在乔致庸的带领下，祁县的财主富人也纷纷加入到赈济的行列，最后祁县成为灾民人数最少的县镇。

这两个因素也给乔家在多次历史的冲击中留有缓冲的空间，不至于快速的分崩离析，但在历史的洪流中，乔家还是走向没落。

日渐衰落的票号

乔家繁荣在清末，也在清末民国交接时期逐渐衰落。

庚子国难后，乔家产业在朝廷的帮助下走向繁荣，乔家的票号“大德恒”和“大德通”也在和官府的合作中发展到鼎盛，但与朝廷之间过于密切的资金往来和依赖，最终也成为了乔家产业衰退的最大诱因和隐患。

慈禧太后去世后，清廷仿效西方国家建立了户部银行，全国各地应该支付的款项直接通过中央银行，不再通过民间票号。

二十世纪初期，在辛亥革命等战争的打击下，山西的各大票号纷纷倒闭，乔家的“大德通”和“大德恒”也在历史的洪流中走向衰落。

乔家的后代如今散布在全国各地，但乔家繁荣的代表——乔家大院依旧安稳地坐落在祁县，向后人昭示着乔家那段峥嵘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