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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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赏赐是中国古代统治阶级治国的重要手段之一，“凡先王治国之器三，三器者何也？曰：号令也，斧钺也，禄赏也”，这句话是管子说的，将赏赐作为三大施政手段之一。

宋朝向来以仁爱治国，赏赐也被统治者当成广施恩泽的重要途径。君主以物质作为杠杆，充分发挥赏赐的积极作用，调动臣民积极性。

无论在太平盛世，还是内忧外患之时，宋朝都将物质赏赐作为治国的常用政策，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莫过于郊祀赏赐了。

一、宋朝政府的“赏赐”理论盛行

《周礼》中曾记载小宗伯“掌衣服，车骑，宫室之赏赐”说明在周朝，就有执掌赏赍的官员。赏赐通常被解释为对于有功者的物质或者精神奖励。

《辞源》中将“赏”解释为对有功者赐予财物，官爵；“赐”解释为“给予、恩惠”，带有由上至下之意。

西汉以后，恩惠类的赏赐在社会生活中起到的稳定作用开始受到重视，渐渐成为实施“仁政”的一项重要手段和内容。

宋朝的君臣发表了大量与赏赐相关的言论，以赏赐为主的仁政手段得以发展。

宋朝统治阶级吸取唐末五代君权式微的教训，自宋开国以来就不断的有大臣强调皇帝执掌赏罚大权的重要性。

三司史张方平曾进言“凡大赏罚，人主之事，非圣心自出，臣下不敢任之”，只有皇帝才可以拥有操纵赏罚的权利。

关于赏赐的重要性，宋高宗曾在国家财政窘迫的时候说：“唯赡军赏功，务在激劝，此不可减尔”有功者必赏，认为只要赏罚得当，重赏有功的将士，肯定可以赢得战争的胜利。

不仅皇帝这样认为，大臣田锡也多次上奏表示“又将帅恩信，恤士卒，必丰财货，方得士心”。

建议国家不要吝啬钱财，尽量多给将军拨款，将帅把钱分给部下，就能培养出忠贞不二的士兵，作战时才会与将同心，冲锋陷阵，奋勇杀敌。

宋人对于赏赐的时效性也很看重。赏赐具有一定的时效性，要是过分的拖延，就会降低受赏者的期待值，那么赏赐的作用也会被减弱。

宋高宗曾对臣下说：“即已获贼，赏宜速行，若稍缓，则失信于人，无以示劝”，赏赐逾时，就会失去应有的激励效应，甚至会带来负面影响。

赏赐在宋朝不仅用于嘉赏，还可用来“交换”武将手中的“军权”。

宋人“崇文抑武”的思想贯穿整个统治周期，宋太祖时期曾令曹彬伐江南，允诺胜利后任命为使相，曹彬大捷，宋太祖赏赐了五百贯钱，却并未提及升迁之事。

宋室南渡后，战争频发，武将获得实权，但是局势稍微平稳后又开始压制武将，这与北宋时期做法如出一辙。

“翻诸礼例恩赐，各自倍多”用优厚的经济待遇相继回收了“中兴四将”的军权。

郊祀赏赐就是在宋人以赏赐为主的仁政治国政策中诞生的。

二、郊祀赏赐的主要群体及社会影响

宋朝的郊祀赏赐具有两种含义，广义上所代表的祭天大礼，主要包括“南郊”，“明堂”，“祈谷大礼”；狭义的含义指的是南郊大礼。

其中“南郊大礼”和“明堂大礼”最受宋朝重视，明堂大礼的一应规格全部仿照南郊大礼进行。

“国家旧制，每遇郊礼，大赍四海”上至皇亲国戚，下到贫民百姓，家国内外，几乎无所不包。除了宗室成员，各级文武百官外，还包括周边政权，士兵，学生，工匠等。

皇室成员的赏赐就颇为丰富。按照宋朝礼制，担任亚献的皇子赐银帛3000两匹，外加袭衣，金带，鞍勒马。

熙宁新制后，亚献，三献皇子加赠银500两，皇孙，曾孙，玄孙加赠银300两。亲王赐银帛2000两匹，银鞍勒马一匹。

文武百官按照等级高低分别赏赐，等级较高的宰臣，枢密使赐银帛1500两匹，银鞍勒马一匹。等级较低的京官，幕职州县官赐银帛5两匹。

与宋朝有着朝贡关系的周边政权也能在郊祀赏赐中获礼。例如交趾，安南等国在宋高宗绍兴二十九年就因郊祀大礼获得金带，金银花器，细衣著等。

军队系统里的郊赍等级更加明确。根据入伍时间，兵种，驻扎地不同赏赐数额略有差异。按照军队等级可以获得60贯至20贯钱。

按照入伍时间新兵的郊赍大约为老兵的半数。对于抓获和自首的逃兵也有赏赍。

郊赍的主要对象包括致仕官员和高年（高龄老人）。宋仁宗时期就赐予内外致仕文武升朝官，绢，米，面，羊，酒等。

四京和诸路州府年龄超过90岁的老人赐米面各一石，酒1瓶，男子赐紫绫棉袍一件，女子赐紫菱一匹，棉五两。

“今以大礼之故，不劳之赏三年而一遍，所费八九百万”明堂大礼和南郊礼都属于郊祀大礼。

两者在宋朝交替举行，给中央财政带来的压力可想而知，据熙宁末年统计郊赍赏赐的钱数相当于所有官员料钱的三倍还多。

每次举行郊祀大礼之前所带来的巨大财政压力往往会转移到地方财政上去。地方为了应付上级部门，在筹备郊祀期间就开始筹借临时份额。

宋真宗时期曾下令，“翌年郊祀由内藏库发放诸军赏赍，三司不得催促诸路，诸州军监不得以修贡，助祭为名”说明地方政府常借由郊祀的名义催征各类赋税。

地方官吏趁机额外征敛，“视为奇货”打着国家政策的幌子，堂而皇之的征发各类物品。在偏僻地区，小民惶惶然而不敢违抗。

郊祀大礼本意是为国祈福，为民祈福，但是郊祀之前的大肆征收又让小民之家的资产遭到打击，与郊祀的目的背道而驰。宋朝不得不实施政策来削减郊赍费用。

三、宋朝对郊祀赏赐的控制手段

两宋时期对于郊赍的控制措施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宋仁宗庆历年间至宋神宗熙宁年间；熙宁至北宋末年，整个南宋时期。

宋仁宗时期开始大力的削减郊赍费用，张方平在庆历二年受令，开始规划节省费用，“自下而议上则于礼不合，由上以率下则于名为正”建言给宋仁宗由宫禁开始节省一切费用。

同月减皇后及宗室妇人郊赍半数，并且以法令的形式确定下来。

六月份开始裁减朝中官僚的郊赍，并且确定了具体的裁减数额。

具体数额大约为“旧四千、三千者损一千，千损三百，三百损百，百损二十”皇室成员减半数，朝臣按照级别依次削减。此次改革力度非常大，旧制受赐越多，新制中节省的数额就越多。

神宗，哲宗两朝也对郊赍规模进行控制，尤其以宋神宗时期力度最大。熙宁元年九月份诏三司裁定宗室月料，嫁娶，郊祀大礼，适度降低赏赐力度。

并且编订成册，以法令颁布实施。熙宁三年编订的每年郊赍费用条例，审核通过后开始正式实施。

此次相比于庆历二年，裁减费用更多，但是官员的整体数量也较前者更多，郊赍数额仍然高达800余万。

宋哲宗时期采纳朱光庭建议，以财政支出为基础，核算郊赍费用，减少不必要的开支。每遇皇室宗族生辰大礼，所赐恩泽减少四分之一等。

除了裁减郊赍费用外，南宋时期开始，郊祀的规模也在缩小。南宋初年举行的郊祀大礼规模，就远远不及北宋时期，在此基础上历朝还在不断的缩减。

建炎二年南郊郊赍费用约为179万贯。绍兴元年在越州举办的明堂大礼，仅仅赏赐内外诸军，约160万贯缗，连北宋时期的半数都不到。

南宋中后期以后，“锡赍金缗视前郊减半，盖自宫禁，百官，宫人，宗戚，阉宦下至医祝、胥皂，人人有之不可复废矣”。

南宋历任君主都在削减郊赍费用，这和此时期财政危机凸显密不可分，虽然没有明确数额记载，但是郊祀规模却大范围缩小。

结语

宋朝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为统治者推行大规模的赏赐提供了物质基础。

经济的繁荣，物质生产的大发展，让宋朝的可用来赏赐的物品也极其丰富，像是大力发展的雕版印刷术让刻版的书籍作为赏赐臣民的主要物品之一。

纵观两宋时期，所有在位的君主即使是财政极为困难的时期，也没有完全放弃对于臣民的赏赐，这和其他王朝有着明显的区别，也是统治阶级仁政的代表。

只是宋朝“抑武重文”思想严重，即使王朝经济发展迅速，却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铠甲”。

这让宋朝在周边民族看来像是一块让人垂涎的“肥肉”，只能在一次又一次的战争失败中被蚕食，最终走向衰亡的道路。

参考文献：

《续资治通鉴长编》

《张方平集》

《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