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族阶层的崛起对秦国发展影响深远：士族阶层的出现及影响

中国的社会结构，自古以来都是用”士农工商“这四个字来概括的。“士农工商”分别指的是四民，即：读书人，农民，工人和商人。最早出现于管仲的《管子·小匡》：“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柱石）民也。但管仲最早提出的士并不是读书人或士大夫，而是指军士。管仲把国民分成军士、农民、工匠、商贾四个群体，按各自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淮南子 齐俗训》：“是以人不兼官， 官不兼事，士农工商，乡别州异，是故农与农言力，士与士言行，工与工言巧， 商与商言数。”管仲认为这样分既可以同行之间交流经验，提高技艺，又有共同语言，可促进贸易流通，更会安于本业，群体稳定，有利于技艺传承。

士阶层对秦国政局的影响

这时的“士”已经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士”的形成有几个主要原因：

原因1、在春秋时期，随着周王室的去中心化，宗法等级、世卿世禄制度也随之衰落解体，民间长期被压抑的才能开始得以释放，学术思想出现井喷式发展，各类文化形式蔚然成风，聚徒讲学之风更是骤然兴起，上升的通道被逐渐打开，由贵族垄断的学术文化交流开始下沉到社会各个阶层。

原因2、春秋战国战乱频繁，诸侯国的兼并战争加剧了礼崩乐坏，封建制度开始解体，很多诸侯及贵族士大夫大到灭国小到灭家，身份突遭巨变，失产失业的人数量越来越多，这是造成“士”众多的一个主要原因，他们有的只能凭知识或技能依附于新的贵族阶层，为他们出谋划策或游说君王。有的逐渐散落到民间，将很多学术思想也带到了庶民阶层，开始传道授业或著书立说，他们广纳门徒，私学开始兴起。这些没落的贵族士大夫凭借知识和技能在各诸侯国依然发挥着巨大影响。

原因3、由于禁锢社会发展的制度解封，加上民间私学的逐渐兴起，很多庶民百姓就是通过私学有了文化知识，掌握了一定的技能，他们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往中间阶层流动的事例，不但激励来了更多的人开始学习，更促进了私学的发展，民间聚徒讲学之风盛行。他们渴望通过自己学到的知识和技能改变命运和实现抱负。

阶层固化被打破求学的士日益增多

传统文化里始终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说法；士人学习就有极强的功利性，即为治国安邦，实现政治抱负，也为富贵功利，这与官僚体制形成一脉相传。这时的士不再受国家、宗族以及政治、经济地位的限制，而是对人才能和人格的称谓。这时“士”的含义已经不再专指军士，已与出身无关，可能来自没落的贵族，可能出自乡间庶民百姓，也可能是征战沙场的将军，但其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标志，那就是掌握了一定知识，具备一定的技术才能和文化智慧。至此“士”阶层开始形成，代表了新型的社会力量，他们介于贵族与平民之间，这时的士已经脱离分封制及等级制的束缚，成为可以自由流动的“四民”之首。

从春秋战国整个历史时期，诸侯间的争霸图强日益激烈，在这个过程中士获得了提升自身政治权利、社会地位的巨大空间。而人才是诸侯间争霸的终极之选，而招揽的人才里大多数都来自士族阶层。这个时候儒家文化还未达到鼎盛，没有形成独尊之势，所以社会等级观念还比较淡漠，各诸侯之间多出现“布衣卿相”之局，很多贤明君主礼贤下士，并不计较人才的出身。秦国在人才引流上，堪称诸侯之首，一度成为士族阶层实现梦想施展才华的舞台，各类人才云集秦国。秦文化本就具有极强的功利色彩，这对于空有一腔抱负和才能的士族阶层来说无疑具有超强的吸引力。

重视人才吸纳的秦国

战国时期是士族阶层爆发的时代，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士族阶层对于功名利禄的渴望。史记《吴起传》记载：“其少时，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乡党笑之，吴起杀其谤己者三十余人，而东出卫郭门。与其母诀，啮臂而盟曰：“起不为卿相，不复入卫。”由此可见当时的士族阶层对于功利的极度渴望，对施展抱负的向往，这些士身处乱世，对于天下局势并不是置身事外，而是积极奔走，渴望有所作为。吴起这个故事只是当时大量寻求功名士族阶层的一个缩影。

二是国君主对士的重视及吸纳态度，与士的积极奔走相对的是各诸侯君王的求士若渴，尤以秦国为甚。他们都充分地认识到士的巨大作用。所谓：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则昌，失士则亡之秋也。也就是说各诸侯国相互攻伐，为了在残酷的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诸侯都大力招揽各地士族人才，甚至作出得士则国家昌盛，失士则有亡国之忧的论断。秦国在招揽人才上尽显诚意，秦孝公渴望恢复霸业，出求贤令曰：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由此可见秦国对于人才的重视程度。

士阶层对秦国发展的巨大推动

三是士族阶层对各国政局的实际影响。各诸侯国都很重视士族人才，根本原因就是这些士对于诸侯国国势强弱的巨大影响。以秦国的商鞅，李斯为例，秦相邦蔡泽曾言：“夫商君为秦孝公明法令，禁奸本，尊爵必赏，有罪必罚，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以静生民之业而一其俗，劝民耕农利土，一室无二事，力田稸积，习战陈之事，是以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故秦无敌于天下，立威诸侯，成秦国之业。”从蔡泽对这位前辈的功绩评说可以看出，他认为商鞅是使秦国无敌于天下的谋士之楷模，立威于诸侯的关键性人物。而李斯则是协助秦始皇一统天下结束战国乱世的关键性人物，明末思想家李贽曾论说李斯谓：“秦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裂，掀翻一个世界。”由此可以看出士族阶层对于秦国政局的莫大影响。

士族阶层本是贵族阶级中最低的等级，但到了战国时代，随着封建等级制度和世卿世禄的崩溃，士逐渐从日益没落的贵族阶级中游历出来，而成为一个具有鲜明文化标志的独立社会阶层，这是在特定时代环境中所产生的一个巨大变化。

士族的崛起是社会阶层流动的必然结果

关于“士”的性质，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曾指出：“士为低级之贵族，居于国中，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故谓之‘国士’以示其地位之高。”顾先生对士族定位非常精辟。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也指出：“这种变化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是起于当时社会阶级的流动，即上层贵族的下降和下层庶民的上升。由于士族阶层处于贵族与庶人之间，是上下流动的汇合之所，士的人数遂不免随之大增。

在“礼崩乐坏”的年代里，社会变革给士族阶层带来生存竞争的重要优势，较之作为下层贵族的等级特权，直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矣。依据这一优势，士族阶层在当时社会生活中发挥着相当积极的作用，这在《墨子·亲士》中明显地反映出来：“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由此可见士族阶层在当时社会中的重要影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