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不均是造成社会生产不利的根源

早在资产阶级民主改良运动之前，孙中山先生就深刻地观察到资本主义的发展所造成的社会的严重贫富不均，指出:“文明越发达贫富越悬殊”少数地主垄断土地是社会的一大弊害，它造成了地主压迫农民，地主有权而农民无权的不平等现象。地主依靠土地，不耕而食，不给社会生产反而分享利益，这对社会生产是不利的。

所以，三民主义就成了当时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领导民主革命的政治纲领。

按照孙中山主持制定的同盟会《军政府宣言》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是:一、民族主义：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即推翻满族人当权的政府，重建汉族人当权的政府。也对汉奸之类的官僚提出严厉打击：“敢有石敬塘、吴三桂之所为者，天下共击之!”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实行屠杀满族人的民族复仇主义，推翻其当权者，“扑灭他的政府”。

一、民权主义：就是“建立民国”。亦即在实行民族主义推翻清政府的同时，实行政治革命，推翻君主专制，建立共和国。孙中山说:中国仅有民族革命是不够的，民权主义是政治革命的根本;君主专制主义是“恶劣政治的根本”。“政治革命的结果，建立民主立宪政体”。不仅反对满族人当皇帝，也不准汉族人实行君主专制。《军政府宣言》宣布:“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

三、民主主义：就是“平均地权”，实行社会革命，希望不用夺取地主土地的激烈手段来解决土地问题，提出所谓“核定地价”的主张，以限制地主土地所有制。

即如《军政府宣言》所 说:“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地主。所有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国家，为国民所共享”。“敢有垄断国民之生命者，与众弃之!”“总之,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制，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这三样有一样做不到，也不是我们的本意”。

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以这个完整的民主革命纲领表明，当时，他们是中华民族和中国全民利益的代表者。这个纲领是有现实性的，而不是象农民战争的纲领那样是一种不科学的空想。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对这个纲领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热烈的称赞:“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它充分认识到“种族”革命的不足，丝毫没有对政治表示冷淡，甚至丝毫没有忽视政治自由或容许中国专制制度与中国“社会改革”、中国主权改革等等并存的思想。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国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

同盟会的纲领也有其严重的缺点和不足。主要是在民族主义中没有正面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其次是大量反满的言论和宣传，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反对汉族封建地主、资产阶级的革命任务，更没有提出民族平等的思想。第三是在民生主义中不能彻底解决土地问题，这些都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妥协性的根本弱点所决定的，也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觉悟程度和斗争水平是有很大局限的。

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的到来。革命派高举着三民主义的旗枳，在辛亥革命前的六、七年间，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革命宣传和发动工作。其中不少组织，在武昌起义爆发后，对于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革命与保皇的辩论，早在同盟会成立前就已展开了。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深感，要想取得革命事业的发展和胜利，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击败改良派，扫清革命道路上的障碍。因此,迅即创办《民报》，领导和组织同改良派的论战。双方的主要阵地是《民报》和《新民丛报》。两派在国内外各地的报刊都参加了进来。《民报》第三期发行号外,提出《<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十二款。归纳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问题上。

第一，要不要推翻清政府的问题。改良派说，是不能推翻的，它是国家的代表，反对它就是不爱国。他们否认民族压迫、民族歧视的存在，胡说，满汉已经平等了，清朝政府对人民的“深仁厚泽”是古今中外历代都不及的，并且它在外患的刺激下，已经觉醒了，而且还要预备实行立宪了。

革命派驳斥了改良派的诡辩。指出:鸦片战争以来的大量历史证明，清政府是一个卖国政府，它已经完全变成了“洋人朝廷”;只有推翻它，建立共和国，才能救国，才能爱国，爱国就当革命。“满洲去，则中国强”。革命派还揭露了“预备立宪”的骗局，指出那不过是维持其特权统治的一套把戏。

第二，要不要建立共和政体，实现民主政治。改良派辩解说，中国民智未开，人民还没有做共和国国民的资格，也没有实行民主政治的能力。如果实行民主政治，必定灭下大乱而导致亡国。他们甚至说，当时的中国连实行君主立宪的资格都不够，勉强实行也是弊多利少，唯一正确的道路是，先实行开明专制，然后过渡到君主立宪。

革命派与之做了针锋相对的辩论。指出:人民享有直接民权，必须建立民主政治，民主专制是要反对的，君主立宪也同样是要反对的。只有“兴民权，改民主”，中国才有出路，改良派反对共和，实为中国之罪人。人民有“天赋人权”，既有资格也有能力做共和国的国民，在共和政府之下，人民完全能够养成实行民主政治的能力。

第三，要不要实行民主主义，进行“社会革命”。改良派对革命派的社会革命主张更加害怕，说平均地权、土地国有，这是危及国家根本，是“煽动流氓乞丐”，“茶毒四方”，是号召贫民造反，最终形成“贫民当政”，因而会吓跑天下的“富族”。甚至造谣说:实行民生主义就是要把中国四万万人杀掉一半。

其实，革命派的本意并不那么激进，平均地权并非平分土地。在资产阶级革命派说来，平均地权、社会革命，本是一些较空洞的诺言。但是他们在论战中也大都做了明确的回答。有人还提出“土地国有”的主张。革命派指出:少数地主垄断土地是社会的一大弊害，它造成了地主压迫农民，地主有权而农民无权的不平等现象。

地主依靠土地，不耕而食，不给社会生产反而分享利益，这对社会生产是不利的。必须改变土地制度，实行国有，人民才能摆脱地主强权的压边，社会生产才能得到发展。改良派反对“土地国有”政策，是只知有“豪富”而不知有“贫民”。主张贫苦农民应该奋起争取政治的经济的平等权利。

第四，以上三个方面归结到一个焦点上，就是对待革命这个问题的根本态度和认识上。改良派说，革命派倡言革命，于外将引起列强瓜分中国，于内则引起国内大乱，下层社会暴动，因而革命必然导致亡国。

革命派则明确指出：挽救危亡，实现独立，只有一条路：用革命手段推翻了清政府，建立了共和国，实行了民主政治，中国自然可以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不革命才要亡国，才会招至瓜分，实行革命后，国家强盛了，自然也可以抵制瓜分了。中国已经病入膏肓，而革命则是救国的唯一良药。章太炎甚至于说:“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而改良派则公开承认，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反对革命，康有为表示:“吾向来不忧外国之并吞，而深惧革命之内乱。立宪不立宪尚其次，而革命与否乃真要事。”这表明了改良派反对革命的真面目。

尽管革命派有这些严重的缺点和不足，但论战的胜利则是有其重大意义的。论战开始时，梁启超神气得很，根本不把革命派放在跟里，但一经交锋，却节节败退。他曾向革命派求和停战，遭到革命派的拒绝，最后论战以革命派的胜利和改良派的惨败而告终。

经过这场论战，革命派揭露了改良派站在清政府方面反对革命的实质，使许多知识分子明白了革命救亡的道理，从而从改良派的影响下解放出来，站到了革命的旗帜底下，为辛亥革命的发动做好了思想上、舆论上和组织上的准备。这场论战以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载入中国近代史册。

同盟会另一革命活动是，在领导革命派同改良派论战的同时，还根据自己的革命主张，领导群众，先后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进行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实践。

革命派在同盟会成立前已经发动过广州起义和惠州起义。1906年至1911年又先后发动了规模大小不等的十多次起义。主要有湖南的萍、浏、澧起义，孙中山等在两广、云南各省发动的黄冈、惠州七女湖、防城、镇南关、云南河口诸役，徐锡麟、秋瑾等的安徽、浙江举义，安庆新军起义，四川的泸州、成都、叙府诸投，等等。在东北还进行了联络“马眬”的工作。1911年武昌起义前夕又发动了广州新军起义

在革命的宣传工作上。邹容勤奋研读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为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理想所吸引，并着手撰写《革命军》一书，力图以此唤醒国内同胞，达到“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的目的。

1903年4月，邹容被迫离开日本，回到上海。在继续完成《革命军》写作的同时，他加入爱国学社，并与章太炎结成莫逆交;又发起成立中国学生同盟会，以图统一全国学生界的爱国斗争。5月，所著《革命军》一书出版。在全书两万余言中，邹容以火热的激情，犀利的笔触，通俗浅显的文字，无情地抨击清政府反动卖国的种种罪恶，热烈地讴歌革命事业的神圣伟大，对当时人们起了“震聋发聩”的号角作用，被誉为中国近代的人权宣言》。

清政府对此极为惊恐，认定邹容和为《革命军》作序的章太炎是“劝动天下造反”，下令拿办。6月30日章太炎被捕，邹容不愿让他一人承担责任，愤然于7月1日自动投案，被判处两年监禁。1905年4月3日，这位年仅二十岁的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病死在上海租界的监狱中。

综上所述，资产阶级的等级观念从一开始就犯了逻辑性的错族，或者根本就是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