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为什么重视农业及生态保护？老祖宗的大智慧，令人佩服

农业生产的好坏不仅影响到社会经济的繁荣与萧条，而且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因此，比较贤明的统治者能以史为鉴，对农业生产给予关注。

重视农业不仅是为了发展社会经济，而且是维持国家政权的必要前提，这种对农业的重要性的认识反映了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历史特点。我国重农思想可追溯至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夏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农业，史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

为了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夏人还制定了供生产者参考的农历。到了商代，商王不仅经常祈求好年成，还亲自察看农情，派员督促指挥农业生产。在奴隶制的顶峰西周时期，周代统治者对农业颇为重视。老祖宗的大智慧，令人佩服。

春秋战国时期，商鞅变法重本抑末，认为农业发展不仅是财富的来源，还是军事实力的依托。为此商鞅把“令民归心于农”作为治国之要，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仍然“上农除末”。

由于秦朝急农与役农政策导致农民起义，最后致使秦朝灭亡，汉代统治者吸取秦亡教训，为了恢复和发展经济，巩固西汉政权，采取休养生息的黄老统治政策。

西汉在立国之初，帝王对于农业的恢复与发展十分重视，鼓励农民开垦，十分重视农业的基础性地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对农业生产非常重视，西晋武帝司马炎曾发布了一系列诏令，旨在促进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郡县长吏在劝课农功中的重要地位，并且皇帝规定，对于勤于劝农职事的官吏，给予一定的赏赐。并且为了维持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避免农民在灾荒之年遭受意外损害，晋武帝十分重视推行农产品的储备政策。

司马炎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在考虑全局性农业问题时能正确的借鉴前人的管理方法，显示了治理和发展经济的才能，这个诏书发布两年之后，武帝设立了常平仓，对减少农民在荒年的损失和农产品丰年的浪费，起了有益的作用。北魏孝文帝是南北朝时期制定和实行重视农业政策最有成效的皇帝，继位伊始便发布了一系列诏令，要求下属劝课农桑，安民立田。孝文帝还于不同时期从惰农桑者如何处置、水利兴修、田制等方面颁布相关诏令。

隋唐五代时期，隋朝的文帝作为开国君主，在发展农业经济方面有所作为。他一方面重视屯田，另一方面加强土地的分配与管理，鼓励人们从事农业生产。使农业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到开皇九年（589年），政府控制的户口数由隋初的四、五百万户增加到了七百万户左右。在隋朝的农业政策中，最重要的是屯田制。

为了保证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太宗在确保农业劳动力数量方面亦有作为，在安置流民、开垦荒地、推行重农抑商政策等方面屡下诏令，并且整顿法治，稳定社会，改善农业生产环境，周世宗对这些方面均予以关注。

农业的发展是统治者实施相应政策的结果，同时也是衡量统治者是否当政有道的标准，统治者只要因时因地进行农林牧渔生产的同时保护好生态环境，就可以达到富国利民的目的。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爱惜生命、尊重生物在大自然环境中生长规律的生态保护思想。但是这种合理开发、积极保护生物资源的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一段较长的发展过程。

通过制定严格的法令来保护林草植被和生物资源。按照自然万物的生长规律，对山川林泽进行“时禁”，不但有利于动植物的休养生息，促进自然环境的良性循环，而且还可以保障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不断满足人类的生存需求。

自然环境和生存在其中的生物以及各种生物之间相互供给，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是古代朴素生态保护思想的具体反映。

秦汉时期，是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逐步完善的时期，统治者凌驾于一切之上，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随即更定名号，称为“皇帝”，其命曰“制”，其令曰“诏”。皇帝的命令便成为整个封建社会时期，统一的封建国家的法律根源，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生态环境质量的下降引起了当时人们的关注，并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主张，实施了一系列保护生态环境的措施。秦始皇曾对全国各地下令，在驰道两侧“树以青松”，这是文献记载的最早关于植树的皇帝诏令。由于统治者的重视，植树造林在秦代已经有相当规模。虽然其直接目的并不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但这客观上对于北方的生态环境的改善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西汉硕儒董仲舒提倡“天人合一”，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这对当时的统治者就环境及动物资源的保护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今天我们看到的两汉时期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规范主要是皇帝诏令。统治者在继承前人的保护自然环境的思想的同时，将它与农业生产结合起来。在大一统的社会背景下，儒家学说中的天人合一理论、天人感应学说以及仁政的主张都影响着汉代帝王诏书中的生态保护内容。

隋唐时期，对于动植物的保护不乏见于史料记载，并且在皇帝诏令方面亦有对于生态保护的关注。在圣历元年（698年）夏五月，武则天又发布禁屠杀的诏令。以上说明唐朝统治者在一些特定的时间如佛、道斋戒之月、日或某些节日，实行断屠。并且禁屠宰一般与斋食联系在一起,禁止宰杀家养的六畜,但也包含野生鸟兽。

《全唐文》载《对断屠月杀燕判》：“甲以羡黎饲,子致死。邻人告：断屠月杀燕子。”这说明禁屠月杀燕子会受到邻居的状告，由于此类诏令及法令的颁布与实施，唐代一度停止了对珍禽异兽及植物的进献与破坏，这对于珍稀动植物的保护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自然环境的变迁可以有多种因素引起，但是这些因素总体上可以归纳为两类，即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两个方面，而自然环境的变化对于农业生产的影响十分巨大。其中气候、降水、植被是影响自然环境的三大主要因素。

关于两宋时期的气候，比汉唐时明显转冷，两宋时期寒冷的气候，频发的自然灾害和多发的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对农耕和畜牧生产带来直接影响。气的寒冷和自然灾害的频发，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少数民族向农耕文明的迁徙，带来了战争对社会生产的各方面都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影响。

气温的变化会对降水量产生影响，由唐至宋经历了由湿润到干旱的变化，这与气温降低的趋势是一致的。降水量则直接影响了宋代的地表水储量，和唐代相比，由于气候的变迁和农业的开发，宋代的水体大量减少，湖泊不断消亡。这直接影响着农业生产赖以生存的两大因素，即灌溉用水和土地质量。

植被是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受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双重影响。自然因素对植被的影响可包括降水量、南北方气候差异导致的植被枯萎期的长短。而人为因素对环境的的影响则更为直接，如农田的发展就是人工植被代替自然植被的过程，不合理的开垦则会导致水土流失。对于森林树木滥砍滥发则是人为因素对生态环境破坏最为明显的举动，两宋时期，陶瓷业、冶铸业的发达需要大量的燃料供给，这主靠砍伐森林资源。

由于古代社会是以农耕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所以中国两大水系黄河与长江的沿岸生态环境的恶化，是的宋代统治者不得不加大对环境及农业生产的关注程度，这与当时的客观自然条件以及相对发达的科技水平是分不开的。

两宋时期，由于人口的过度膨胀、不适当的生产开发方式以及频繁的战乱等因素，给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可预料的后果，导致两宋时期，我国生态环境出现明显恶化。根据袁清林先生《中国环境保护史话》对历史上环境的分析，他将唐宋元归为继秦汉之后的第二次环境恶化时期。

首先，人口膨胀和相对集中的客观条件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人口增长对生态的压力虽在先秦时期就已初露端倪，但真正的恶化则始于北宋，受文化传统的影响，古代人普遍早婚、早育，且家庭追求多子多孙，而这一情况在宋代达到了一个高峰。

北宋时期我国人口急剧增长，对于生态环境的压力之大可见一斑。伴随着人口数量的增长，人口相对集中的现象也凸显出来，北宋之前，人口主要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和关中平原地区，空间分布不均，人口的过度集中将导致这些地区的环境问题；并且当时生产力水平不高，为了维持为了谋生，农业生产率没有明显增加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增加耕地，以满足其生存。

北宋之后，人口持续稳定的增长会给生态环境带来严重的影响。并且由于宋代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造成大批农民失去土地，只能垦荒拓田，他们斩茅结棚，烧畬为田，垦荒屯种。这种状况无疑对生态环境造成极巨大的威胁。唐宋年间对黄河流域的开垦加剧，虽然成就显而易见，但是其盲目性给环境带来的危害十分严重。

其次，不适当的开垦砍伐方式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很大程度的破坏，如两宋的宫殿建筑和农田垦辟使交通便利之处的森林造成极大破坏，严重威胁了当时的生态环境。由此人们逐渐开始对森林资源给予保护，封山也成为护林育林的重要措施。

围湖造田也是不适当利用自然的一种方式，天然湖泊由于围湖造田，湖面缩小，水位下降，水道淤塞，造成洪汛期间水灾不断。这不仅对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并且对统治者的治国思想产生巨大冲击，迫使他们或有意或无意的颁发一系列诏令，来解决所面临的生态危机以解决农业恢复、生产、发展等一系列关系王朝根基的重大问题。

在农业方面，宋承五代之乱立国，面对长期遭受战争破坏、人民大量流亡、土地大片荒废的严酷现实，北宋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政策措施，因战乱而日益凋敝的农业经济得到较快恢复。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经济在耕作技术和生产工具的促进下，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一般来说，诏敕、谕旨具有同等的效力，接受者不得不奉行。

作为统治者思想直接体现的一种形式，诏敕是皇帝常用的一种诏令文书，而宋代帝王的重农政策与推崇农桑的重要思想，便集中体现在宋代的诏敕当中。对于起草、颁布和执行诏敕的程序，政府都有严格的规定。

真宗将诏令分门别类，去除重复内容，颁布诸路，并且进行雕版印刷，藏之馆阁。下文将对北宋时期帝王颁布的重农诏令略加分析，根据诏令的内容进行归类，从劝农重农、建立农师管理机构、改善吏治、指导农业生产、兴修水利、备荒免灾的角度，阐述北宋帝王的农业思想。

北宋统治者均有重视农业的政策思想，而作为开国之君的宋太祖及其继承者宋太宗时期，重视农业的思想尤为突出。为了促进农业的发展，从统治者重农业劝农角度来说，主要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君王亲耕及观稼籍田。皇帝亲耕籍田，一方面是祈求风调雨顺，更重要的作用则是营造重农氛围。

其次，建立农师制度，指导农业生产。宋太宗时期关于建立农师制度的诏令比较具体，反映了他对农业有深切的了解，政策规定也符合实际，具有较强的可行性。

这里的农师兼有教习农事和督促农民的双重职能，这种制度的建立，对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和提高，无疑起着积极的作用。对于农师的职责和权力，农师制度进行了具体的规定，如果他们不听教诲，还有将他们报呈州县论罪的权力。而对于担任此职的人，则享受免税免役的权利，并且因功论赏。

宋初统治者对农业的重视，主要源于天下未定，战乱不断，粮食补给的问题成了当务之急，而由于战乱的影响，农民多被军队招募，直接从事于农业生产的农民数量下降，从而导致粮食产量的下降，这是促使宋朝政府重视农业生产的客观原因，而承袭与历代传统的重农思想则是其主观原因。两者相结合，构成了宋代特有的重农思想，亦烙下了时代的印记。

宋太宗在改良农具方面，可谓十分重视。基层官员与老百姓关系最为密切，他们代表皇帝来管理百姓，是皇帝重农惠农诏令的实施者。宋代的政府官员在重农政策的引导下，很多地方官员致力于当地的农业生产,他们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推广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促进了所管辖地区农业的发展。

禁民学禁术、禁以铁铸佛像。在宋代之前，民间巫术活动尽管不时遭到政府和社会有识之士的抵制，但这些抵制与宋代相比，无不相形见拙。对其在民间的活动也予以坚决的打击，积极改变民间巫风泛滥的状况，重视农业生产，以维护王朝的稳定与长治久安。

北宋各朝统治者对佛教采取的具体措施虽然是不一样的，但对待佛教态度的总体上是基本一致的。宋太祖对佛教的发展基本支持，但是当它的发展一旦膨胀起来或被反政府力量利用，就对其进行限制与禁止。一方面，佛教的持续发展会导致大量僧尼的出现，减少了农业劳动力，阻碍了农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