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澶州的自然地理与政区沿革，是怎么布局的？

目前关于澶州本身的研究还较为薄弱，虽然有一些论文论著在阐述某一问题时有所涉及，但总体而言是分散、不系统、不全面的，且长久以来，大多数的宋史学者将目光聚焦于“澶渊之盟”和“澶渊之役”上，对这场战争和此次会盟的“载体”——澶州，却并未给予过多地关注。

在北宋一百六十年的历史中，澶州一直处于稳步上升的趋势，属县由隋唐时期的不足五县变成七县一军，自身也从最初的地方小州晋升为开德府，成为北宋末年“四辅”之一。澶州教育起步较晚，发展缓慢，直到宋神宗熙宁年间才开始步入正轨，并在哲宗、徽宗时期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

澶州位于河北东路的南端，紧邻京东路，居黄河之上，是连接京师开封与河北的必由之路，南北交通的要冲。自唐武德四年设置澶州开始，后几经废立，五代后晋天福年间，晋升为镇宁军节度。入宋以后，鉴于它的特殊区位优势，澶州的政务等级不断提高，宋徽宗崇宁四年，建为北辅，成为京师北面的重要门户，次年升为开德府。下辖七县：濮阳、观城、南乐、清丰、朝城、卫南、临河；一军：德清军，州治濮阳。

北宋澶州的自然地理环境与交通

澶州位于河北东路南部，属于北方地区，气候条件与现在相比更冷一些，按照竺可桢先生的说法“北宋时期进入我国气候变迁史上第三个寒冷期”。地形平坦，以平原为主，地势自西南向东北略有倾斜，境内有山：其一鲋鰅山，又名广阳山。相传“颛顼葬其阳，九嫔葬其阴，四蛇卫之。”

其二卫阳山，位于濮阳县，澶州境内河流众多，淇河又名王莽河，澶水另外还有泉源河、永济渠、九里沟等。

澶州境内的黄河水患

北宋时期黄河泛滥频繁，多次发生决口和改道，其中澶州河段是黄患险情最为严重的河段，几乎“岁岁河灾”宋时期澶州河段水患频发，有据可查的决口就有19次之多，“澶、滑堤狭，无以杀大河之怒，故汉以来河决多在澶、滑”。

历次的水灾和溃堤事件对澶州正常的生产生活、社会管理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也对黄河中下游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澶州河段的屡次决口，造成了黄河干流在中下游地区的多次改道。

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三次，第一次是景祐元年七月，“河决澶州横陇埽”。此次决口直接引发黄河下游河道的变迁，邹逸麟先生经过详细地考证，认为黄河在横陇埽决堤后，向北而流，经今清丰、南乐进入大名府境，下游分赤、金、游等分支，经棣、滨二州北入海。这是北宋时期黄河的一次较大改道，宋人称之为横陇故道。

第二次发生在庆历八年六月，商胡决口致使黄河北流。“经赵村、六塔集以西，又经清丰、南乐之东，经大名东，馆陶东，后经今武城东十余里，过枣强、冀县之东，武邑东合胡卢河，再经献县南，东北流至青县汇入御河，经静海县至今天津地区合界河入海。”

第三次是元丰四年四月，“小吴埽复大决，自澶注入御河”。黄河北流的通道在此发生摆动，“一股经内黄之东、清丰之西，南乐梁村、大名魏店之西，经旧大名、孙村之西，经馆陶、浅口之西，丘县、威县之东，清河之西，经临清西、宋代御河西侧，经南宫、冀县之东，枣强之西，经武邑北、交河南、阜城北，至南皮合御河，另一股分流仍走商胡北流至青县合御河。

二股大河同汇入御河后，流至独流口会界河，至今天津地界入海。第二次北流开始。”黄河北流是北宋时期黄河的最大一次改道，对黄河中下游地区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其次，澶州河段水患频发，对澶州社会的诸多方面产生影响。宋太祖时期，北宋就规定包括澶州在内的沿河诸州的知州、通判兼任当地的水利官员，负有治河之责，知州兼领本州河隄使，通判充河隄判官。

在黄河稳定时期，澶州的地方官要领导百姓定期地修护堤坝，加固堤防。乾德五年，朝廷就特此下诏“分遣使者发畿县及近郡丁夫数万治河隄。自是岁以为常，皆用正月首事，季春而毕。”

此外，北宋时期为防止黄河决口，按规定在沿黄河中下游诸州县设置众多埽所。埽所的分布大都沿黄河的走向、河堤的情况设置，时有废立。同时在沿岸“多栽榆柳，以防河决”。

水患发生时期，百姓的徭役负担更加沉重。例如元丰四年小吴埽决堤后，为堵住决口，“急夫六千人修塞”，但是面对汹汹河水，光靠澶州本州人力仍杯水车薪，因此河北转运副使周华上书朝廷，要求“发近便州军役兵，及于诸埽辍河清兵并力兴功”。

可见一旦发生水患，不仅需要役兵、河清兵这样的专业兵种的参与，同时也需要百姓的参与，给当地百姓正常的生产生活带来影响，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消耗。

频繁的水灾，扰乱了澶州的社会秩序和正常管理。黄河在澶州河段的频繁决口，对州城和诸县等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例如淳化四年九月的决口，河水“冲陷北城，坏居人庐舍、官署”，州衙仓库的物品也损失殆尽，“民溺死者甚众”。可见，黄河一次次的决口，带来的是一次次的浩劫。

此外，澶州治所的变更，也于水患有关。澶州州衙最早设于顿丘县，五代后汉乾祐元年移至黄河要津——德胜寨。熙宁十年黄河暴涨，在曹村埽发生决口，正是这次决堤，致使州城被河水冲圮，难以修复，遂北移，迁州城于濮阳，此后濮阳成为澶州的新治所。

治理河患成为考验地方官的重要因素之一。知州是一州的最高长官，职能广泛，其中之一就是赈济救灾，正如马端临所说“遇水旱，以法赈济，安集流亡，无使所失”。澶州紧邻黄河，水患灾害频发，赈济救灾就成为澶州知州的一项重要职责，也是考核知州政绩高低、升降赏罚的重要依据。

天圣六年八月“河决澶州王楚埽”，第二年待治水完毕后，对相关澶州官吏作出“贬官一等”的处理。大臣施昌言，恰逢“塞六塔河”，“以便役事”而权知澶州，最终河决，“夺一官”。无独有偶，元丰四年四月，“河决澶州小吴埽”。

当然，有惩必有赏，也有因为治河有功而得到升迁嘉奖。例如元丰二年知州韩璹，以右谏议大夫再任澶州。原本因“坐失举人追官一期”，但是因其“治郡又治决河最有功”，不仅免予处罚，而且继续担任知州。

文臣刘平，曾在景祐三年出职澶州知州，因不谙熟河事而遭罢免，史书称“时议塞河，而平言不知河事，乃徙沧州副都总管”。可见，作为澶州知州，熟悉河务是其必须具备的能力，而知州治水能力的高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自身的升降赏罚，这也是澶州官员选任的一大特色。

总之，因诸多主客观方面的因素，黄河在流经澶州河段时水患灾害频发，一方面对当地原有的水文地理和地形地貌进行了“微调”，另一方面也对澶州社会的诸多层面产生“干扰”。此外澶州河段的多次决口，对整个黄河中下游河道的变迁和沿岸地区的的发展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澶州的区位交通

宋代陆路交通发达，在以京师开封通向河北诸路的交通网中，澶州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南北交通的枢纽,这一点在“宋辽驿道”中得到充分体现。“宋辽驿道”是宋辽双方使臣往返的交通线，在这条路线上，为了停车过夜、宾饯赠遗，宋辽双方在各自境内，沿线建立了一系列驿站，以满足来往使臣的需要。

就某种意义而言，它不仅是国家的一条政事外交线路，也是京师与北方各地联系的一条交通大动脉。据李孝聪先生考证，“宋辽驿道”自京师开封出发，北上经澶州、德清军、大名府、恩州、冀州、瀛州、莫州到达雄州，这是驿道在北宋境内的线路，在雄州经过修整，便可进入辽境。

由此可见，澶州是宋辽驿道中的重要节点，经此北上可到达北方诸州及宋辽边境，南下的使节也要经过澶州才能抵达京师，可见澶州是南北交通的要冲。

此外，澶州交通地位的重要性，还体现在澶州浮桥上。北宋时期，澶州河段多发洪灾，浮桥多次损毁。据史料记载，最为严重的是宋仁宗天圣年间“河北大水，坏澶州浮桥”，为修复浮桥，宋仁宗下诏“澶州浮桥计使脚船四十九支，并于秦、陇、同州出产松材，磁、相州出钉铁石灰采取应副，就本州打造，差监浮桥使臣管勾。”

可见，宋仁宗对澶州浮桥非常关心。除此之外，北宋大臣也对澶州浮桥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苏辙言：“河流于澶而桥始城，南北通行”。黄庭坚言：“澶渊不作渡河梁，由是中原府库疮。”李复言：“孙村黄河决北流，北使年年过澶州。”

以上言论表明，澶州在北宋时期对于沟通南北，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外交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北宋澶州的教育

河北路地处北部边防，教育的发展缺乏良好的社会环境。与毗邻的开封、京东路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澶州位于河北路南端，由于时间久远，目前传世的文献资料中有关北宋澶州教育情况的记载少之又少。但所幸，仍有两篇文章留存至今，让我们可以借此知晓北宋时期澶州教育的一些发展状况。

结合史料可知，澶州州学教育兴起、发展的脉络与北宋时期三次的思想密切相关，且一一对应。首先，澶州州学教育的兴起时间应在宋真宗至宋仁宗期间。

最早应始于宋真宗“澶渊之盟”后，正如晁补之所言澶渊之役后，外部大环境的稳定，有利于教育的兴起。最迟不晚于宋仁宗时期。宋仁宗时期，多次下诏要求各地兴办学校，发展教育。“自明道、景祐间累诏州郡立学，赐田给书，学校相继而兴。”

庆历年间，伴随范仲淹改革的推行，又兴起了一次中央和地方的办学热潮，加之宋神宗年间黄裳所撰写的《澶州重修学记》，“重修”二字也佐证了澶州州学在此之前便已存在，而非初建。可见澶州的州学教育最晚也在庆历年间便已兴起。其次，澶州教育的真正发展应在韩璹熙宁十年重修州学之后，而这恰恰处于熙丰年间北宋第二次兴学期间。

宋神宗在位期间，一方面改革太学，推行“三舍法”，另一方面也非常重视地方教育，推出多项保障措施，鼓励州县学校的发展，熙宁四年下诏诸路转运司“应朝廷选差学官，州军拨田十顷充学粮。

元有田不及者益之，多者听如故。北宋后期，迎来了第三次的“兴学”。在此期间，地方州学教育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原本的一些小州也都建立了州学，规定“郡小或应举人少，则令三二州学者聚学于一州，置学州并差教授。”

乘此东风，宋哲宗元祐二年，朝廷就下诏“澶州置州学教授一员”，澶州的州学教育进一步完善综上所述，澶州教育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它的兴起、发展的脉络与北宋时期三次“兴学”密切相关。宋神宗之前澶州教育颓废，澶州学子科举考试中第者“自兴国逮元丰，可考而记者若干人。”

熙宁十年韩璹出任知州，重修学堂，振兴教育，澶州社会尚学之风大兴，“澶之民又知一介之贱，有道在焉，能使贵人忘其势，是可尚也。往往相勉出其子弟而教之，自公始矣。宋哲宗元祐年间州学教授的设置，使澶州教育步入正轨，在北宋后期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一直到北宋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