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谈论中国的对外贸易历史时，往往会想到广州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和梁启超所谓“不入海则不通天”的说法。

在清代初期，中国的对外贸易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许多海外贸易都是由行商来完成的。行商是指那些经商出国的商人，他们以自负盈亏的方式开展贸易活动，将中国的商品带到海外，换取他国的物资。行商制度的出现，既是商人自发的行为，也是清政府在经济政策方面的引导和鼓励。

清代初期，当时的政府对行商们有一个奇怪的要求：他们必须要剃发为僧。这是因为清朝统治者想要消弱汉族的反抗意识，巩固满洲人对全国的统治，所以颁布了“剃发令”，要求所有被征服的民族改剃满族发型，改著满族服饰。

十三行

但是这项政策引起了汉族的不满和反抗，于是清朝政府不得不公开废除此令。然而，在对外贸易中，行商们却仍然需要遵守这个规定，因为他们需要与外国商人打交道，而外国商人只认可清朝政府授权的行商。所以行商们为了保住自己的生意和利益，只能牺牲自己的头发和服饰。这样一来，行商们就成了清朝统治下最特殊的一群人：他们既不是满洲人也不是汉人，在两种文化之间摇摆不定。

行商制度的形成

这种制度产生于康熙时期，当时清政府为了加强对海外贸易活动的监管和征收海关税收，在各个沿海口岸设立了粤海关、闽海关、浙江海关等机构，并指定了一些有实力和信誉的本地或外地大户为行商。这些行商享有独占或共享某一类商品或某一地区贸易市场的特权，并承担着向政府交纳税金、进献珍品、提供军需物资等义务。

在所有行商中最著名也最富有影响力的就是广州十三行。十三行由13家华人公馆组成，在粤海关监督下与西方国家进行茶叶、丝绸、瓷器等商品交易，并从中获取巨额利润。十三行不仅在中国南方乃至全国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在西方国家也享有较高声誉。

广州十三行的洋行和公馆是西方商人在广州的贸易和居住场所，它们分别位于十三行街的南北两侧，沿珠江而建，风格各异，有中式、西式、中西合璧等。

商行

洋行是西方商人的办事处，主要负责与十三行的牙行进行贸易往来，买卖茶叶、丝绸、瓷器等中国商品，以及鸦片、棉布等外国商品。洋行内部设有仓库、办公室、会议室等，并配有翻译、会计等职员。

公馆是西方商人的住所，主要用于休息、娱乐和社交活动。公馆内部设有客厅、餐厅、卧室等，并配有厨师、仆人等服务人员。公馆外部设有花园、码头等，并装饰有旗帜、灯笼等标志。

西方商人与十三行的牙行以及广州的官员和民众进行了各种形式的社交活动，如宴请、赠送礼物、参观名胜古迹等，并且受到了他们的尊重和信赖。例如：

每年春节期间，西方商人会向十三行的牙行赠送礼物，并收到他们的回礼。礼物包括金银器皿、珍珠首饰、玉器雕刻等中国特色商品，以及钟表、眼镜、画册等外国新奇物品。

每年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期间，西方商人会在公馆内举办盛大的晚宴，邀请十三行的牙行和广州的官员参加，并欣赏花灯和烟火表演。晚宴上会提供中西式菜肴和酒水，并进行歌舞和游戏娱乐。

每年冬至前后一周左右，西方商人会组织一次“白云山之旅”，邀请十三行的牙行和广州的民众一起登上白云山观看风景，并在山顶上设立帐篷和桌椅，享用野餐并进行交流。

清代行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商品流通和文化交流，并为清朝提供了稳定而可观的财政收入。但同时也造成了清朝对外贸易市场被少数垄断者把持、商品价格被操纵、老百姓被剥削等问题。

南方的行商群体在外贸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往往组成公所或行会，以维护自身权益并提高整体竞争力。其中一个著名的例子是福建的“海外华商”，他们在海外贸易中形成了“五十行”、“六十四行”等规模庞大的商贸联合体，成为当时华人在海外最具代表性的群体。

这些行商组织通常有一定的自我管理和自治能力，包括维护成员利益、审判商业纠纷、组织募捐、设立学校等社会公益活动。在行商公所中，通常由公推的会长领导，由各行的代表组成理事会，统筹协调行内事务。在这种组织形式下，行商们能够减少内部竞争，达成共识，共同应对外部挑战。

但与此同时，行商制度也存在一些劣势和问题，例如对行商的限制和保护不够完善、贸易中存在不公平的情况等。许多行商公所因为内部矛盾和贪腐问题而逐渐瓦解。

在同治年间，广东省的行商公所是当时最大的行商组织之一。该组织由一些有钱有势的行商们自发组建，旨在维护行商的利益和权益，加强行商之间的合作，共同应对外部竞争和贸易风险。

这个本应为行商们提供支持和保护的组织，却在不久后因为内部腐败而分崩离析。

同治八年（1869年），广东行商公所的主席刘桂春被控收受贿赂，被清廷罢免并监禁，而其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矛盾也逐渐升级。同治十一年（1872年），广东行商公所内部的分裂达到了顶峰，两派成员互相攻击、抵制，甚至在街头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最终，广东行商公所解散，行商们不得不依靠个人或其他机构来维护自身的利益。

同时，广东省的行商公所也受到了外部环境的影响。当时，清政府开放沿海城市，允许外商在中国开展贸易活动。这些外商与行商之间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行商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

三个阶段

清朝处于国家经济发展初期，对外贸易相对较少，行商制度也在不断探索和发展中。在康熙年间到乾隆年间，这个时期行商制度处于初始发展阶段，规模相对较小，也存在许多问题，例如商人们在路途中面临的安全问题和商业风险等。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但这个时期也为行商制度奠定了基础。

随着时间的推移，行商制度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和完善，逐渐成为国家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乾隆年间到嘉庆年间，这个时期是行商制度发展的黄金时期。在这个时期内，行商们开始形成自己的组织形式和特点，例如行商公所和行商群体等，以便更好地开展贸易活动。此外，政府也开始对行商制度进行管理和监督，以确保贸易活动的稳定和有序进行。

从嘉庆年间到道光年间，这个时期是行商制度发展进入了稳定阶段。此时，行商制度已经成为国家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国家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行商们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商业文化和商业道德，例如信用和诚信等，这些特点也为行商制度的发展和稳定奠定了基础。

行商与清朝政府签订的协议中，约定了行商的专营期限和规模，并规定了行商需要向清政府缴纳的税收和其他费用。在行商的运作过程中，清政府会为行商提供特殊的保护措施。

清朝为了保护行商的安全和利益，开始在海外设立领事馆。最早的清朝领事馆是在1760年在马尼拉设立的。此后，清朝陆续在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设立领事馆，为海外行商提供了更多的保护和支持。同时，清朝也派遣巡警和船只，在海上巡逻，维护国家和行商的安全。

行商在清朝后期成为了一个庞大的集团，他们掌握了相当大的财富和影响力，可以影响到当时的政治和经济局势。例如，在19世纪50年代，英国政府试图通过对中国进行鸦片贸易来平衡贸易逆差，然而清政府对鸦片贸易持强烈反对态度。在这个背景下，广东的一些行商看到了商机，开始秘密参与鸦片贸易，从而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这些行商之所以能够在鸦片战争前后得以发展壮大，除了行商制度和清政府的保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具备了在海外经商的能力和经验。这些行商在广东乃至中国南方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商业网络和渠道，可以进行海外贸易和物流运作，与当地的商人和政府官员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因此，当清朝政府和海外列强发生冲突时，这些行商就可以运用自己的人脉和资源，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安全。

衰落和消亡

在鸦片战争后，英国对中国发起了多次侵略。1856年，英国人马蒂尼在广东省水口镇涌了一艘船，要求清朝政府赔偿，并开放5个港口供英国贸易。当时，广东的行商们也受到了重大影响。为了应对外商的挑战，广东行商们开始积极寻求自我保护和发展的途径。他们通过在内地建立行会、加强与当地政府的联系等方式，逐渐强化了自己的实力和地位。

然而，这种努力并没有完全阻止外商的入侵。1857年，英法联军在天津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导致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化状态。在随后的几年中，外商逐渐扩大了在中国的经济和贸易活动，占据了行商的市场份额。此外，外商还带来了新的技术和资本，使得他们在对外贸易中更具优势。行商们逐渐陷入了被动局面，不得不寻求新的出路。

停泊在镇江港的外国轮船.webp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行商开始积极投资于新兴产业，例如纺织、造船、采矿等。

其中，纺织业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19世纪60年代，广东一些行商开始投资于纺织厂的建设，生产各种纺织品。由于当时清朝经济落后，技术水平相对欠缺，所以这些行商大多是通过引进外国技术和设备来进行生产的。在初期，这些纺织品主要是出口到东南亚、南亚等地，但随着国内市场的开发和发展，这些产品也逐渐在国内得到了广泛应用。

除了纺织业，一些行商还开始涉足造船、采矿等领域。例如，广东的何成浚就是一个成功的实例。他在19世纪70年代开始涉足造船业，成立了何记船厂，开始生产各种木质和铁质船只。这些船只不仅供应给国内市场，还出口到东南亚、澳洲等地。随着船只制造业的逐渐壮大，何成浚开始进入采矿领域，成立了何记铅锌矿公司。通过整合资源，改善管理，何成浚的公司逐渐成为了当时国内最大的铅锌矿生产商之一。

除了外商的侵略行动，清政府也对行商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废除。其中，1858年的“废行令”是最为著名的一项政策。其主要目的是取消全国范围内的行商制度，转而由官办商团进行海外贸易。这一政策的实施，标志着清朝对行商制度的废除和海禁政策的结束。

在此之前，清朝政府曾多次试图改革行商制度，但并没有取得显著成效。直到鸦片战争后，清朝政府意识到行商制度已经无法满足当时的贸易需求，而且也难以与外国商人竞争。因此，废行令成为了当时政府的一个重要决策。

废行令的实施并非一蹴而就。在1861年，清政府成立了全国商务总局，统一管理海外贸易。此后，官办商团逐渐取代了行商，成为了主要的贸易主体。此外，官方还在各地设立了商馆，以便官办商团进行贸易和接待外商。

废行令的实施对行商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行商失去了他们的生计，而官办商团则取代了他们的位置。使得行商制度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消失。

同时，清政府还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包括加强对外贸易的管理和监管，减少对行商的支持和保护等，这进一步加速了行商制度的衰落和消亡。

在此之后，一些行商转而从事非法走私活动。例如，清朝末年的吴海波，曾经在广东从事纺织品贸易，但随着废行令的实施，他的生意被打压，不得已转而从事鸦片贩运。最终，他因为涉嫌走私被捕并绞死。

除此之外，行商制度的逐渐衰落也与制度自身存在的弊端和矛盾有关。一方面，行商制度本身存在着许多局限性和问题，如信用不足、监管困难等。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行商制度所处的环境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市场经济等方面的变化，都给行商制度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和挑战。

鸦片战争和“废行令”是清朝后期行商制度衰落和消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历史过程的时间跨度较长，从鸦片战争开始到“废行令”的实施，历时近20年。

最后

总之，清朝行商制度在发展中取得了许多成就，但也存在许多弊端和矛盾，最终导致了它在清朝后期的衰落和消亡。鸦片战争则是导致行商制度衰落和消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清政府的腐败和弱点。

从历史的角度看，行商制度的衰落和消亡是无法避免的，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如今，全球贸易和经济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我们需要不断适应和更新我们的制度和政策，以更好地适应这一变化的环境。

因此，我们需要更加注重创新和变革，同时也需要保护和发扬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只有在这种基础上，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经济发展和全球化的挑战，实现更加稳健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