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南宋后期策应使司制度的产生与演化

在正式探讨作为宋元对峙时期存在的军事协调机构的策应使司制度之前，笔者不禁要问的是，蒙元是否也同样存在与之相类似的机构？目的在于应对统一南宋战争之需要，如果存在，其机构的设置是在此之前还是在此之后，其前后设置是否存在某种意义上之关系？此皆笔者意欲探讨之方面。

宋元对峙期军事协调机构的出现

根据目前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可以得知的是，蒙元在统一南宋过程中确曾设置与宋元对峙的类似策应使司之类的机构，时间较南宋后期的策应使司稍晚，其目的也正在于协调整合驻守在南宋前沿的蒙元东西两大军事力量，以集结优势兵力对南宋进行集中打击，适应其与对南宋统一战争的需要，而这一机构就是宋元对峙时期的大都督府。

刘晓教授在《宋元对峙时期的大都督》一文中对宋元对峙时期的大都督作了非常详细的研究。根据刘教授的研究成果，我们得知宋元对峙时期的大都督府大部分设置于元世祖忽必烈继位元朝之后，这也正是元朝正式举国侵宋的时期，其在宋元边界设置的大都督主要分布在江汉地区和江淮地区，这与此时南宋军事力量的布防密切吻合，也与蒙元侵宋的策略调整密切相关。

而且这一机构，在元灭宋之后继续存在一段时间，蒙元在结束灭宋战争之后，又先后陆续设置了十余个大都督府，作为临时占领区的地方机构，而担任此职的则大多数为南宋降将，而其中又不乏曾经在南宋任职策应使的重要人物，因此不得不说这一军事机构的存在亦可以视作是宋元对峙之遗绪。

本研究中所要重点论述之策应使司，也是南宋后期所出现的一种独特的军事协调机构，其目的就在于灵活应对同蒙古的战局，又因为疆场情况瞬息万变，故策应使司也随时调整，总之，策应使司设置的目的就是为了最大限度的调动人力物力在边防线上以同蒙元决战，务求做到防御效能的最大化。

而策应使司之建立，也并不如以往所认为的那样唯一设置在京湖战区的夔州路地区，而是由最初的单独应援川蜀兵力的机构，逐渐演变成为作为连接京湖与四川军事防区的关键性机构，而这一变化，正可以看出南宋后期在这两个区域因应战局需要做出的调整。而是在其他军事防区也同样设置，但共通的一点作用是，这一机构在协调军事防御和兵力的应援调配上所起到的作用是一致的。

在正式进行策应使司的相关论述之前，有必要对南宋后期的防御力量的部署情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只有清楚了当时的兵力排布情况，和各主要军事防区的力量对比，才能明了南宋朝廷设置策应使司制度的动机所在。

除此之外，尚需明了的是，南宋后期的策应使司这一独特的军事协调机构的出现，并不仅是南宋官员单方面主动创设出来的机构，而是为了应付对蒙元战争的需要，同时为了满足各主要军事防区之间兵力的调配应运而生的。除此之外，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策应使司制度的建立，对于蒙元统一中国的战争也起到一定的影响。

关于策应使的相关研究成果，可以说向来比较匮乏，目前笔者寓目者仅喻学忠先生的几篇文章，虽论述稍显简略，但无疑对于我们了解南宋后期这一独特的军事协调性机构很有帮助，并对这一制度作了开创性研究。

这里先简要介绍下这几篇文章的内容，并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作一回顾。喻学忠先生曾撰述三文，论述与策应使司制度相关的内容，分别为《夔路策应使》、《南宋夔路策应使设置时间考》及《吴渊兼夔路策应使时间考》。 这三篇文章都是论述夔路策应使司的相关成果，并不涉及其他策应使司相关内容。

首文对于夔路策应使的设置情况作了简要介绍，并对其职能进行了定义，指出该机构的设置对于南宋抗击蒙元过程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次文则探讨了夔路策应使司设置的时间，认为夔路策应使之建制，当在淳祐十二年丙寅，也即1243年左右。第三篇文章则研究了担任夔路策应使的官员吴渊的在任时间，认为吴渊任职当在宝祐三年三月至六月之间，并据此纠正了相关史料记载的错误。

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南宋官员之所以设置夔路策应司，其目的正是想要在协调京湖、四川两大军事防区的军事防务行动的同时，而又不愿意使得京湖、四川两区成为跨越已有行政区划的享有军事民政合一的新的大政区。究其缘由，就是为了“避免外力压迫下跨高层准政区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是南宋朝廷在‘内忧’与‘外患’之间找到的平衡点。”作者的研究，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角度出发，虽再次证明南宋维护中央集权在地方行政建制上所采取的策略调整，却也正受制于此，并将该机构置于“军管型准行政组织”之下进行研究，其所得或尚有可值得讨论的空间。

笔者拟在前辈研究基础之上，再继续对这一机构作一些相关性探讨，并继续挖掘策应使司制度的相关内容，将策应使司制度的研究扩展至其他军事防区内，而不仅局限于夔路策应使司之内，并逐一检视曾经历任策应使的官员。但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受限制于史料的多寡程度不一，文章重点还是以夔路策应使为主，不单是因为其材料相对丰富，还在于其作为探求南宋后期抵御蒙元入侵政策调整的一个重要环节而存在。

对策应使司制度产生背景的考察

宋元对峙时期出现的策应使司制度，并非凭空出现凌虚而建的，而是自有其背景存在。要全面了解这一制度机构出现的机理及其运作之缘由，则非对其历史背景做一番探讨不可，而欲全面了解其出现之背景，则必须对宋元对峙时期双方之力量对比和策略调整有所知悉。下面，我们就从宋元双方军政策略调整的角度进行梳理。

一 蒙元攻宋策略及路线问题

首先，我们来对蒙元方面侵宋战争的状况作一简要的考察。在成吉思汗统御蒙古时期，宋蒙就已经有过接触，并在部分地区发生摩擦，例如在南宋的以江淮为核心区域的东部防区，因蒙古侵金造成的大量流动人口的南下，整个南宋嘉定时期，宋蒙金三方均处于相互争战的状态，后元太宗窝阔台继承汗位，继承成吉思汗征伐策略，元太宗三年夏五月，蒙古“遣搠不罕使宋假道”，但使者为宋所杀，但蒙古同年又“遣李国昌使宋需粮”，并且在太宗四年派拖雷渡汉江，与诸军一同进发全面攻金。

而与此同时，宋也联合蒙古灭金，于元太宗五年十一月“遣荆鄂都统孟珙以兵粮来助”，次年金亡，宋蒙双方关系又进入到新一阶段。关于这次联蒙灭金的举动，历来议论不一，以批评者居多。

例如李宇澄就认为：“高丽尚知辽兄弟之国，存之足以捍边，女真虎狼不可交，而宋之君相必结金灭辽。何智力出高丽王下哉。”这样的观点在南宋朝廷中事实上也一直存在。金亡之后，宋蒙的战争序幕随之拉开，先是宋为争夺河南地发动的端平入洛之役，之后就是蒙古的骎骎南进。

二 兵力部署与策应司的产生

宋代整体的兵力部署，都遵循守内虚外和内外相制的理念。这一理念在北宋初期尚能得到较好的遵守执行，到了神宗开边，其兵力大量西移至西北边区，京师防御就相对而言又逐步力量减弱，至南宋初年，宋高宗政权稳固之后，又重拾祖宗旧制，陆续实行起内外相制的原则，将强兵劲卒放置在京畿重地，但这一原则到南宋中后期又再次被打破。与北宋相比而言，南宋的兵力部署对于长江天险的依赖明显加强。

南宋初年王之望所说的：“自古边防，未尝不戍重兵，以备敌人。今国家既都江浙，必藉淮汉以为屏蔽，自合戍重兵于沿边，控扼去处。今诸大将并屯江南，去边动五七百里，沿边州郡所戍，多者不过三二百人，少者才百余人。万一敌人夤夜以铁骑兼程入寇, 则数百里之地不过朝发夕至。所谓沿边戍兵, 何能为哉？”王之望对于南宋初年在兵力部署上所存在的毛病及其对边防所造成的困境这一问题，到南宋中后期已不存在，这种守内虚外的情况已被打破。

在面对蒙元军兵的强力打击下，南宋原先的“守内虚外”格局被完全打破，我们也可以从史料中不断发现一些将兵力从京畿调入沿线的例子，例如在咸淳六年秋九月间，上官涣就上封事说：“本朝恃兵立国东南，财赋大半耗于养兵，尺籍伍符其数非不多也。姑以两淮言之，官兵不下十七、八万，每年防边，又调江上诸军以赴之，而常有敷布不周之虑。盖缘嘉定以来，州县往往增筑城壁自谓备御，密于先朝，而不知备多力分反贻后患。”

这时的兵力部署已经是将重兵集结在前线防区之内了，与此前的兵力部署存在较大的差异。史料中对于南宋后期兵力部署的记载非常散乱，且多有错讹。幸得王曾瑜先生对于南宋后期的兵力部署作了非常详细的研究，

策应使司制度的运作过程及影响

前面已经提及蒙哥汗兵分三路志在合围灭宋的战略，后因为突发的情况，即蒙哥去世造成计划的破产，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计划在军事战略上而言，大致上并无太大的失误之处。

且蒙元进兵四川地区的方式与此前的金朝有显著不同，宋军据险自守的策略已经逐步失去成效，而蒙元的攻宋策略也与金朝不同，因此南宋后期的军事防线亦逐步被蒙古军所突破，而京湖地区的襄阳也一度落入蒙古之手，因此南宋对于如何联络四川和京湖军事防区共同防御蒙古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李曾伯一生历经南宋后期三大军事防区的长官，其所奏闻非常符合实际需要，也很能反应当时的军事防务的实际形态。

一 置司及其建制背景

淳祐九年李曾伯“进徽猷阁学士、京湖安抚制置使、知江陵府，兼湖广总领、兼京湖屯田史，进龙图阁学士。”在淳祐年间的一份奏申中，李曾伯对于四川和京湖两大防区之间的关系说的非常透彻，在对自身防区的料敌备御考虑过程中也时常关注领近防区的防务信息。

二 策应使司运作过程

从前文讨论所呈现出来的兵力部署情况看，数量最多者分布于江淮军事防区之内，其次则在中部的京湖军事防区，最次则西部四川军事防区内。因此若要讨论策应使司发挥作用的京湖军事防区和四川军事防区之间的兵力应援情况，有必要对于各军事防区的整体情况有个大致的了解。

南宋后期出现的策应使司制度，是为了应对蒙元侵宋的军政变局而创制出来的独特的军事协调性机构，其出现的背景主要由两点

一是蒙古侵宋路线的既定方针是兵分三路，并将重兵排布在四川与京湖地区。

二是南宋后期自身的兵力部署决定。南宋后期守内虚外的祖宗家法已经完全被打破，强兵劲卒均在防区沿线，而又因为军事转输的不便和原先相互掣肘的地方行政制度的原则，面对现实的需要原来的制度平衡体系逐步被打破，“兼职”的大量出现进一步突破了祖宗成宪，让地方行政机构的效能有所提升。可以说，策应使司制度的出现皆与上述因素有关。

在南宋后期出现的策应使司制度中，以夔路策应使司所发挥的作用最大，其运行的过程也最为繁复。夔路策应使司功能的充分发挥，和其长官与京湖制置大使的关系紧密程度相关。

夔路策应使司治所一般都设置在江陵府，这应该是综合考量之后作出的决定，大部分时间之内，夔路策应使都由京湖制置使兼任，也正由此，发展到后期，因为京湖地区自身防务的吃紧，京湖制置使司自顾尚且不及，已经很难得暇西顾，所以出现抽调江淮军兵应援西路防区的情况，因此严格来说这一时期的夔路策应使司已经失去了其部分的职能。但是即便如此，策应使司制度仍然在运行着，直至宋亡。

究其原因，在于这一制度能够较好的将现存仅有的有限的军事防务力量迅速整合到一起，将防区扩大化。是故甚至到了南宋后期的尾端，我们仍然能够看到策应使司制度的存在。

如非其在实际军事防御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积极作用，很难想象这一军事协调机构能够持续到最后。而且若对兼任策应使的历任长官作一些简单分析，就可以发现，南宋后期的几乎所有高层将领，特别是那些在长期主持前沿防务的官员系统中，大部分都兼任过策应使一职，这也从另一个方面体现出该制度的显著成效来。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策应使司制度的创建对于之后的明清诸朝，也产生了影响。我们如果检索文献即可发现，在明朝时候的前沿防务链条中，也出现了策应使司制度的影子，或者同名的机构。若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即可感知这一机构建制的长久活力。

我们若从长时段来考察，策应本来是作为一种军事的战略战术长期存在的，这在历史上的军事防务和战役中经常可以看到策应战术的使用，但是专门为此而建立一个机构，配置稳定的人员结构和相对固定的驻防区域，其设置的区域，又多是在能够很好联结两个或者两个以上防区的关键地区，这在此前的历史上并不多见，可以说是南宋后期出现的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制度创建，也正因为其发挥出的积极作用而得到后人借鉴和延续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