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讲了两个小故事给蒋介石祝贺七十大寿

1956年10月，蒋介石在其70大寿来临之际，突发奇想，通过“总统府”对外宣示，“婉辞祝寿，提出问题，虚怀纳言”，号召“海内外同胞”来一次“献言祝寿”。

《自由中国》适时推出“祝寿专号”，除在社论中向蒋介石提出选拔继任人才、确立责任“内阁制”、实行军队“国家化”等三点建议外，还邀请胡适、徐复观、毛子水、陈启天、陶百川等一批海内外知名知识分子分别撰文对国民党当局提出批评和建议。

其中，胡适的文章《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举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生活中的两个小故事，劝诫蒋介石奉行“无智、无能、无为”的原则，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众势的元首”，实际上是要蒋介石做一个“虚位元首”。

“祝寿专号”因其大胆批评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出刊后立即在台湾引起轰动，于数月内再版11次之多，同时却也招致了国民党党、政、军各方面刊物，包括广播电台的围攻。

蒋经国主持的“国防部总政战部”专门发出“特字99号”指示，题为“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称《自由中国》企图不良，混淆视听，有不当的政治野心，要求党内和军内的刊物针锋相对予以批驳，同时提出“暂时不攻击刊物和个人，只攻击毒素思想”。

但是，雷震及《自由中国》不为所动。自1957年8月至1958年3月止，该刊在7个月内，以“今日的问题”为总标题，连续推出了15个专题社论，系统评论了如“反攻大陆问题”、“美援运用问题”、“新闻自由问题”、“教育问题”及“反对党问题”等一系列在当时台湾社会中十分敏感的问题。

之后，《自由中国》主编雷震，被国民党军以“伪造文书”、“诽谤名誉”和“有利于叛徒之宣传”等罪名指控。1959年3月，雷震两度出庭受审，引起台湾社会很大震撼。

但是，由于国民党内的开明派如胡秋原等明确表示反对，认为这场官司再打下去，“当局一定名誉扫地”。

已于1957年返台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也挺身而出，发表《容忍与自由》一文，论证“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委婉向蒋氏父子劝谏。在此情况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暂时罢手，“陈怀琪控告雷震案”最终只得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