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初期朝堂变化

在中国古代，官员是国家命令和法律的重要执行者，也是统治人民的主要工具。官员的贤能与否直接关系到整个政权的兴衰和民心的向背。

韩非子曾指出“吏者，民之纲本也”；“闻有吏虽乱而有独善之民，不闻有乱民而有独治之吏，故明主治吏不治民”。

在韩非子看来，官员的称职与否直接关系到王朝的治乱，有大智慧的君主相对于管理好黎民百姓，更重要的在于管理好手下的官员，国家的成败和这也有很大的关系。

西魏北周之多元用人政策

北魏孝武帝永熙三年（武川集团统领、关中大行台贺拔岳为侯莫陈悦所害，一瞬间集团群龙无首，人心溃散。

在赵贵等人的推举下，原州刺史宇文泰入平凉，以等夷关系统领贺拔岳余部，这成为宇文泰人生的转折点。

宇文泰接掌贺拔岳残部之后，击杀侯莫陈悦，所属部众扩充至三万人左右。随着军事实力的不断增强，宇文泰开始考虑如何在关中地区建立稳固的统治。

谋臣于谨向他提出欲图霸业，必须重视关右之利，招集英雄，以观天下大势之变，且魏帝受逼于高欢，须迎魏帝至关右，以魏帝之名，行统治之实。

这一建议与宇文泰对关中形势的判断不谋而合。同年七月，宇文泰奉迎孝武帝入关，建立西魏政权，并进位丞相，掌控军政大权。

当时关中聚集着武川军人集团、关晚本土豪强、魏帝宗室及旧臣、追随魏帝入关之山东士人、其他政权的归附者等势力、个体，他们出身不同，各自的利益取向也不同，要延续西魏政权，则必须设法消與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与隔闻，减少内耗，这成为宇文泰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西魏建国后，在国家疆域、经济发展、军队数量等方面与萧梁、东魏相比，均无优势可言，所以西魏北周政权延续之根本路径所在，就是将政权内部众多来源不同、利益不同的势力、个体融合成以关陳地区为根基、有着共同目标的强有力的政治集团，西魏北周国家机器的运转根本上是为了维护这一集团的政治经济利益。

因此，宇文泰在尚贤主义指导下，采取了多元化的用人政策，主要表现为广泛任用关跪本土豪强、魏帝旧臣、追随魏帝之关东士人、武川集团、其他政权之归附者等，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将这些不同地域、民族、出身的人士融合成以关陳地区为根基、具有同一性的军事集团。这一政策自宇文泰执政时期幵始实行，经宇文护执政期间得以巩固与发展，至北周武帝宇文邕时期最终完成。

元氏宗室及魏室旧臣

孝武帝入关时，随之入关的主要有北魏宗室、朝廷文武官员以及一定数量的宫廷禁卫军。这部分人士的社会地位及文化背景与宇文泰所统率的北镇武将有差异，普遍具有崇高的政治地位和一定的社会声望，对稳定关中政局，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如何掌控、收编这一势力，是宇文泰在政治上的重要课题。

但当时孝武帝尚掌控着不足万人的禁卫军而宇文泰当时所掌控的武力不过三万人左右气孝武帝性情刚毅，高欢兵盛之时，尚敢与其决裂，对宇文泰之专权行为自然无法容忍，史称孝武帝“或时弯弓，或时推案，君臣由此不安平”。

永熙三年闰十二月，宇文泰为切断这些旧臣与孝武帝的关系，遂鸿杀孝武帝，改立元宝炬为帝。至此，宇文泰完全掌控西魏政权。在此基础上，宇文泰开始收编元氏宗室、原朝廷官员以及追随魏帝之关东士人。

兀氏宗室

宇文泰在关中建立霸业，不能单凭武力，还要以拥戴魏室为号召。于谨劝宇文泰迎孝武帝入关中时就有提到。

于谨所言“挟天子而令诸侯，奉王命以讨之乱”，在当时确实发挥了相当的作用。宇文泰传檄方镇讨伐高欢，即以奉魏帝为名；关东、河东等地的不少士人也都在效忠魏室的大旗下进入关中，投奔西魏政权。

因此，宇文泰在入关之后，虽有击杀孝武帝之举，但是在形式上依然尊奉魏皇室，拥立西魏文帝。

文帝在位十七年，史书中并未出现任何与宇文泰发生冲突的记载，双方关系较为和谐气对于元氏宗室，宇文泰则在政治上采取优待措施。

《周书》卷三八《元伟传》载：“太祖天纵宽仁，性罕猜忌。元氏戚属，并保全之，内外任使，布于列职。孝闳践祚，无替前绪。明、武绩业，亦遵先志。虽天厌魏德，鼎命已迁，枝叶荣茂，足以逾于前代矣。”

这段话大体可以概括宇文泰对待元氏宗室的政策，即让他们继续在西魏朝廷任职，并位列显宦如三省长官、三公三师、出牧雍、秦、华等大州要地等，即所谓的“内外任使，布于列职”。

元氏宗室虽然得以保全，并位至显宦，但实际拥有之政治权力却非常有限。《周书》卷一六《侯莫陈崇传》在列举八柱国、十二大将军时明言“广陵王（元）欣，元氏戴戚，从容禁闱而已”，并没有真正统兵，仅作为皇室的代表列名而已；元廓、元赞、元育三人为大将军。元廓镇守渭河上游，雍州一带，应是实际领兵者至于元赞、元育二人恐任官于长安。

史书中未见三人参与任何战役的记载，显然三人的军事实力有限。前引《元伟传》所列其他元氏宗室亦无大作为。

除以名爵联络外，在物质上，入关后元氏宗室依然能过着如同往日的奢靡生活。如广陵王元欣在长安就热衷于置办产业，“京师名果皆出其园”；元子孝“好酒爱士，错绅归之，宾客常满对于元氏宗室来说，面对宇文泰实质掌控西魏政权这一形势，他们也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和应对。

除小部分宗室如元烈阴谋推翻宇文泰外，其余宗室大都从现实考量出发，以较为积极的心态看待元氏政权大势己去这一事实，尽量避免与宇文氏统治者发生权力斗争，并主动与之合作，与武川军人集团合流，融入正在形成中的关陳集团。

如元孚之子元端在宇文泰手下任大行台尚书、华州刺史另有尚书仆射元季海、七兵尚书元玄也都在宇文泰霸府服务，成为宇文泰之高级幕僚。

还有部分元氏贵胄则投身军旅效力，通过军功来延续家族的荣耀与显贵。如浪琊郡王元虎多次随军出征，先后参与郎山之役、玉壁之战、江陵之役，身经一十四阵，因军功卓著进位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

另有临洮王元森、蜀郡王元荣宗、谯郡王元亮等也曾随军征战。投身军旅，是他们主动与宇文泰集团合作之表现，另一方面，投身军旅，积累战功也是保证家门荣显、提高自身政治地位的有效途径。

还有部分宗室则不问世事，消极避世。如元子孝“美容仪，善笑谑，好酒爱士，绪绅归之，宾客常满，终日无倦。性又宽慈，敦穆亲族。子孝以国运渐移，深自艇晦，日夜纵酒。后例降为公，复姓拓拔氏”气相比之下，在东魏北齐，元氏宗室名位可考的仅有元坦、元斌、元孝友、元阵业、元韶等数人。

天保十年（北齐文宣帝大肆诛杀元氏宗室，《北齐书》卷二八《元韶传》载：“太史奏云：‘今年当除旧布新。’……于是乃诛诸元以厌之。遂以五月诛元世哲、景式等二十五家，余十九家并禁止之……及七月，大诛元氏，前后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元氏宗室几乎被诛杀殆尽，幸免的疏宗也多改姓，与入关元氏的境遇可谓天壤之别。

宇文泰去世之后，继任之宇文护、宇文邕等延续了宇文泰优待元氏宗室的政策，《周书》卷三八《元伟传》中列举了十三位元氏宗室在北周做官且“官位可知者”，即为明证。

明帝时期，下诏将元氏宗室因罪被没入官府者全部赦免，放为平民气缓和与元氏宗室之间因魏周禅替所造成的紧张关系，并封少师元罗为韩国公，以绍魏后。

武帝统治时期，依然可以见到元伟、元亨出仕朝廷的记录。对于宇文护、宇文邑等执政者来说，元氏宗室对其政权并无威胁，根据其才能与军功授予其相应的官职，对缺乏人才的北周政权来说也是一举两得之举。

原北魏朝廷之文武百官

孝武帝入关时，随行的还有不少朝廷文武官员、禁军将领。据统计这些文武官员有：斛斯椿、长孙绍远、李虎、宇文测等。对于这部分亲魏帝的原北魏官员，宇文泰并未予以清除，而是根据其才能重新安排他们在长安任职。

斛斯椿、念贤等原孝武帝朝之权贵则继续被授予高官显爵，以拉找其心。以大统元年，西魏中央朝廷之人事安排观之，宇文泰为大丞相，加都督中外诸军事，大行台，长孙稚任太师，广陵王元欣任太傅、录尚书事，斛斯椿任太保、尚书令，念贤任太尉，广平王元赞任司徒，万俟洛任司空，扶风王元孚任尚书左仆射，顺阳王元最任尚书右仆射，濮阳王元顺任中书监，冯翔王元季海任中书令，杨检任侍中，寇洛任领军将军。

除武川集团出身之寇洛为领军将军统领禁卫军，监视魏帝之夕卜，其余朝廷要职则全部为元氏宗室与魏帝旧臣所占据，此一人事安排，主要以稳定政局为前提。

魏帝旧臣占据了长安朝廷的要职，但西魏国政之实际权力却掌握在宇文泰霸府手中，长安朝廷不过完成法定程序而已。

加上这部分旧臣逐渐老去，以及叛归东魏等因素以致朝廷高级官员空缺，宇文泰遂逐步调整朝廷的人员布局，亲魏帝势力在西魏北周政权中的地位大大下降。

西魏的用人政策主要表现为广泛任用关跪本土豪强、魏帝旧臣等，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将这些不同地域、民族、出身的人士融合成以关陳地区为根基、具有同一性的军事集团。

这一政策自宇文泰执政时期开始实行，经宇文护执政期间得到良好的巩固与发展，直到北周武帝宇文邕时期最终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