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窗苦读，元代士子不幸落第，其社会影响好坏参半

在科举时代，榜上无名即为＂落第＂。科举应试未中、名落孙山的读书人即为＂落第士子＂。科举各级考试张榜后都有登第和落第之分。科举落第士子是被科举考试淘汰的社会群体，并随着科举考试制度施行而发展壮大。

元代是科举史上的特殊时期，元初科举考试制度长期停废，开科时己是元朝统治的中期。元代的落第士子群体，随着科举考试制度推行，其人数不断增多，群体规模亦在发展壮大。

虽元末时局混乱，应试上子人数不断锐减，但在元中期科举兴盛时期还是产生了大批落第士子。

虽大多数落第士子最终沉浮社会下层，但相对于平民百姓来讲，他们仍属于社会的精英阶层，他们的种种行为及其谋生活动对地方社会各方面建设均有重要影响。

但其社会影响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

追求功利，奔竞之风盛行

元中期恢复科举后，读书人企望由科举步入仕途，遂纷纷践入场屋。前几科考试中甚至有年事已高的南宋遗民，可见科举对读书人一直都有极大的吸引力。

历代科举制度的推行，都会从某种程度上助长士子为学的功利色彩。元代科举考试及第难度大，落第是应试士子的生活常态。士子落第后选择或沉浸科场，或寻荐举机会，更是使奔竞之口大开，追求功名与仕禄。

科举功名利禄的诱惑下，大部分落第士子仍旧坚持继续应试，屡试屡落。科举登第并非易事，对多数落第士子而言，他们除了看中科举考试的结果外，更重视科举考试过程。

因为参加乡、会试过程中，可结交权贵、名士，提高自身的声誉和影响力。有些士子会试落第后能得到名士临别赠序，如当时的名士虞集等人的文集中此类赠序颇多。

以落第士子潘某为例，乡试中备榜后，为寻求入仕机会前往大都，广交权贵、名士。

君既长使习吏事，曰音家世业儒吏，非吾习也，遂从仲兄偕受易书於竹冈叶先生，先生殁，再从吴朝阳氏，授春秋。

中乡试备榜，补吴郡甫里书院直学，已而叹曰：‘是果足之式发吾志邪’遂北走京师游於公卿，论议英发，闻者莫不耸敬，翰林学士黄潜、卿礼部尚书王师鲁、国子监丞陈众仲及在朝诸名臣相率为歌诗，以壮其行。

既至杭，丞相府以常选俾录广德儒学。数年，士论归之，改谕铜陵。潘某落第后游仕中积攒的交往圈和成为其以后仕进的资本。

落第士子为了能在科举或荐举中脱颖而出，不乏有急于事功者不惜违背原籍应试的体例，铤而走险，选择＂冒名冒籍。

元代科举诏令中明确规定士子必须赴自己原籍所在行省设的试院应试。从规定来说，元代对士子冒籍的惩罚甚为严厉。

王礼曾批判南人冒籍现象，顺帝后至元元年，元廷内展开了有关是否继续实行科举的争论，彻里帖木儿和伯颜之所以请求＂诏罢科举＂。其主要原因是伯颜认为，＂士子多以赃败，又有假胃蒙古、色目名者……今科举取人，实妨选法＂。

可见，士子冒籍冒名行为在元中期科举考试已经相当之混厥，故成为伯颜罢科举的原因之一。

许多落第士子专习＂科场备用＂之书。对于落第士子而言，学经明道的儒家精神早己被抛弃脑后，而只是将其视为通向科举中选的工具。

在此情况下，学风功利化不可避免。学习儒学经典成为获得入仕工具，在现实利益驱动下，尤其是久浸科场的落第士子，纯粹以科举登第为目的的风气滋长。

科举考试一旦开科，就会有许多士子将精力放在揣摩试题、背诵传注上。

对落第士子而言，只有写出＂应时＂的文章，才会有可能在科举考试中取得成功。在科举考试盛行的时代环境中，学作时文的落第士子超过学古文之人。

能给士子们提供科考捷径的＂科场备用＂体著作应运而生，时文流行于市。元人编写的此类书籍，在《四库全书存目》中收了不少，如陈悦道撰《书义断法》六卷。

此类著作又如元代熊良辅撰《周易本义集成》，此书作于延佑复科举之后，大抵即科举后，将备考笔记刻版印制。

又如元代袁俊翁《四书疑节十二卷》。这类科举辅导用书大都是科场不利的老儒所作。他们自己没能走通科举么路，却积累了不少考试的经验。

刊行该种应试书，应试士子争相购之藏之习之，作为科举敲门的工具。这样作者和与书贾都有利可图。

儒吏合一，优化队伍人员

元代是吏治国＂的王朝，早在科举停废期间，吏员出职己制度化，庞大的吏员阶层是元朝官员的后备军。《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史部政书类存目介绍元人编《官民准用》时写道：＂元初罢科举而用橡吏，故官制之下次以吏员＂。

延祐科举恢复后，此局面仍未改变，习吏有着相当乐观的前途。

元代科举停废期间，朝廷已有＂岁贡儒吏＂的传统。对科举落第士子而言，充任学官、从事吏职，以企望步入仕途，但竞争激烈。

科举恢复后，不仅落第士子投身吏业，许多进士出身任官后，也转而担任一些重要吏职以图升迁。

如葛元哲＂进士擢緣江浙＂。按元制，府州教授许补各部令吏，廉访司书吏可从教授中选用，对于那些有远大抱负的落第士子有很大的吸引力。

得到元廷优待的落第士子，大部分会先选择充任学官，升迁以补吏职，进而入仕。这个过程非常不易，尤其是末等学官升迁至路府教授更是艰辛，也很难指望得入流品，其前途暗淡，故一般戏称学官为＂冷官＂，时人对此情形感慨道；＂热选尽教众人取，冷官要耐五更寒＂。

由学官补选吏职使儒与吏更加紧密结合在一起，成功入仕为官的落第士子，其学官、吏职经历兼有。贾鲁是元代科举落第止子中以学官仕进比较成功的例子。

据《元史贾鲁传》载：＂延祐、至治间，两以明经领乡贡。泰定初，恩受东平路儒学教授，辟宪史，历行省橡，除滿城县尹，选丞相东曹緣……起为太医院都事……选燕南山东道奉使宣抚幕官……＂贾鲁科举落第后的仕进经历从教职到吏职到幕职，儒吏合一。

落第士子充学官、补吏员，改变了地方基层学官、吏员的结构构成。

从学官、吏员的考选角度来看，随着落第士子充学官、补吏员安抚政策的施行，实际上将科举考试引入到学官、吏员的考选中，他们的逐级升迁、补转与科举考试挂钩，其难度和严格程度都远远超过了以前任何的升转考试，有益于提高学官、吏员的整体素质，同时促使学官选用制度和廉访司书吏选用制度日趋完善，这对优化人员结构的作用十分显著。

教化民众，管理基层社会

落第士子是士人中的一部分，他们也属于地方精英阶层。在元代，落第士子多归于乡，积极投身于家乡与地方社会的管理，担任塾师、兴修公共工程、脈济乡里宗族贫民、兴办义塾文学等。

他们寻找适合自己的定位，对地方社会管理有重大贡献。

苏力《元代地方精英与基层社会—以江南地区为研究中也》一书，论述元代料士人和＂富民＂为主的地方精英对江南基层化会的发展态势产生的巨大作用，主要从地方精英与地方社会、公共设施兴造、脈荒与恤贫、地方教育宗族等方面详细展开。

落第士子中＂贫士＂居多，多数落第士子沉浮社会基层的首要动机是寻求解决基本生存需要的谋生途径，在谋生活动中教化民众，管理基层社会。

有过科举落第经历的学官或垫师，虽其中不免有少部分滥竿充数之人，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教化民众时尽职尽责。无论是朝廷优待充教官，还是隐居乡间担任塾师，都对对地方社会的教育事业功不可没。

以落第士子王琰为例，王琰科举失利后，＂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破灭后，于是力行＂修身、齐家＂，正如他说过，＂理家犹理国，失其术，则纲目奈矣。＂从王琰的生活条件来看，他当属落第士子中的＂富民＂，家族是当地的望族，家境优渥。归家后，奖励勤学者，资助远游之人；聘请名师，悉屯、教育同族及乡里子弟；宴请朋友，谈古论今，交相唱和；天灾之年，以粟脈饥；建书院。其活动对于乡里的贡献可谓不小。

以落第士子朱震亨为例，科举落第后，弃举业，为践行儒学转习医术。学成归来后，在家乡行医，并参与地方基层治理，当时影响甚广。

“推一家之政，以达于乡党州间，……建祠堂若干摇……民食樣棄不饱，能振吾民者，然后降之福耳……倡民兴筑，置坊塘，凿为皇窦，时其浅深而舒泄之，民食其利……县令长或问决狱得失，先生必尽必为之开导……＂

落第士子作为被科举淘汰下来的识字人群，虽其科举失败，但在地方乡间的地位和影响力很高，承担教化民众和管理地方社会的角色。

像元代这些致力于经营基层社会管理事业的落第士子，及至明清逐渐发展成为乡绅，成为国家与地方民众的桥梁，亦在管理地方事务中有着举足轻重的社会地位。

士子的科举历程，从备考到赴考，其科考之路极为漫长。科举落第不只是对士子的情绪和屯、态的考验，更是考验士子的经济承受能力和谋生能力。

在经受失利结果的一次次打击后，落第士子比较务实。因落第士子多是贫困涼倒之人，其谋生活动最原始的动机都是为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

元代落第士子群体随着科举制度的实施而不断发展变化。落第士子逐渐确立了自身的社会身份，并得到认可。

如乡贡进士本是贡举人的名称，而被作为一种身份的象征，在元代虽乡贡进士头衔有时效性，但取得乡贡进士头衔意味着已经过了一次乡试的筛选，是行省试中的优胜者，这样就与一般落第士子区分开来。

即使他们回旧乡里，沉浮社会下层，其身份也是不同于平民百姓，而是地方社会的精英阶层。

在地方，他们中仕进之人儒吏合一，优化着地方基层官僚队伍，同时，他们＂修身齐家＂，教化民众，积极参与地方基层社会管理，成为宗族代理人，甚至成为国家与民众的桥梁。

元代落第士子群体的化会影响力不容忽视。科场失利后，多数落第士子下沉于地方基层社会，一股新的基层社会力量正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