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历史思考：明朝时期，楚藩形象会受到哪些方面的影响？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形象塑造有赖于形象主体的自觉能动性。”不同个体的性格不同，欲望不同，知识修养、文化水平也不一。个体差异是形象各异的内在原因，如《楚纪》记载历代楚王性格多沉静。楚藩个体的欲望，对财富的追求不同。楚藩的知识水平不同，上层楚藩比下层楚藩接受了更为丰富的教育。这些都是影响楚藩形象的重要原因。

性格

“‘性格’一词源于希腊文Kharaker，意为印记、雕刻、雕成之物；后来转意为绘图、标记和特征，意指由外界环境所造成的、深层次的、固定的人格结构。”在个体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性格有时充当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人们往往喜欢善良、勇敢、坚毅、乐观的性格，排斥狡诈、贪婪、凶狠、孤僻的性格。

前者被认为品德优良，后者则是品行不端。通览历代楚王的性格，主要都是以敦厚、仁孝为主。由于楚王敦厚仁孝，因此能构建出获得他人或社会认同的形象。但是楚王之中也不尽是敦厚仁孝之辈。如湖广按察副使项乔认为愍王显榕“暴横无忌，内外汹汹。”。

愍王之暴戾尚不止如此，当他被英燿谋害后，当时人竟然拍手称快，并给他取名“破头王”，其形象之败坏，堪称“绝代”！可悲的是，愍王如此，愍王的儿子朱英燿的性格更为乖戾。当时人东宁伯焦栋，吏部尚书熊浃等人对他的评价是：“性本凶残，行复秽恶，弒父鞭尸，天理绝灭。”在古代社会，弑父是重罪，鞭尸是重罚，朱英燿二者得兼，堪称极恶。

朱英燿的倒行逆施不止令其本人恶名昭彰，遗臭千古，更是令整个楚藩的形象出现转折。应该说，愍王以后，楚王的就口碑大不如前了。楚王为一国之主，承担着治理同宗的责任，需要比常人更美好的性格和自我约束力，但中下层楚藩不比楚王。他们大多没有楚王的良好性格和自我修养作为指导，所行之事破坏了楚藩的正面形象。

如弘治十五年（1502）十月，辅国将军朱均锘性格专横，“强暴自恣，数胁取人财。其从兄均锚及兄均铬皆早卒，嫂王氏，杨氏寡居，均锘逼而淫之，又烝庶母徐氏，或延过其第，通宵不返。”违法犯罪的事情也是层出不穷。这里略举两例以作概括。隆庆三年（1569）三月，崇阳王府奉国将军荣泟因其妻郁氏私通表侄，杀害叔父。

被穆宗以治家不严罪夺禄米半年。楚藩朱华越、朱蕴钫、朱英?等人自私好斗、胡作非为。大臣沈一贯曾奏报神宗，建议将其严加惩治。“卑凌尊、小加大，冠履倒置，长此安穷？何以固继城之势，而奠盘石之安乎？臣等反覆情理，权酌轻重，参照华越悖伦干纪，作奸犯科，冀雪恨于阋墙；操戈反噬，妄嫁祸于窃国。树帜紏盟，污蔑亲藩，欺诳天听，当以首恶正法。”

事涉皇族内部事务，沈一贯等人处理此事极为谨慎，以致反复斟酌，多番思量，最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申请将朱华越正法，以正视听。这一过程的复杂性，足以显示即便贵为楚府后裔，如果罪大恶极，依然要明正典刑。

客观上暴露出朱华越等楚藩后裔的行为之恶劣，形象之不堪！虽然同为楚藩，但他们的天赋秉性天差地别。性格不同，处事方式也不同。能否得到他人认同的形象，性格有时会起到决定性作用。知情达理的楚王受人称赞，凶狠残暴的中下层楚藩则遭人厌恶。若楚藩能有意识地培养积极的性格，其形象亦会有所改观。

欲望

明代藩王野心勃勃者不在少数，如发动“高煦之叛”的汉王朱高煦，发动“宸濠之乱”的宁王朱宸濠，相对于朱高煦和朱宸濠的窃国之欲，楚藩中，无论是历代楚王，还是楚王后裔，甚至其府中属吏都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觊觎大位之想，但是他们对物质的贪念，对府中权力的执念却依然令人瞠目结舌，叹为观止。

其贪得无厌的丑恶嘴脸自然而然的也就跃然纸上，活灵活现了。楚藩之中贪欲最重的非武冈王朱显槐莫属。武冈王朱显槐曾因愍王显榕暴毙，恭王朱英?薨世子幼小两次代理楚府事务。在他代理府事期间非常贪慕楚府财富，有史料记载武冈王朱显槐曾“盗楚藏巨万。”可见其贪欲只盛，偷盗楚府财物之多。

嘉靖二十九年（1550）三月，通城王朱英焀“以争财讦告摄府事武冈王，显槐亦讦英焀不法状。湖广抚按官言：二人之衅起于更代摄国，通城王自以失职，槐愤群小随而和之，先侵辱武冈王于伦，次为叔不行训谕，乃至以浮言相讦，亦为失体。夺英焀禄米三之一，仍谕显槐省改安静行事，拨置群小，令所司按问如律。”

两位郡王的有利益之争虽然始于更代摄国，此事虽然以朱英焀禄米三之一告终，但通城王朱英焀不会空穴来风，定是知晓武冈王朱显槐在楚府的龌龊勾当才会上告武冈王争夺财物。万历二年（1574）六月，湖广巡抚赵贤论“显槐制缚宗仪，剥削宫眷寝园置之绝地，凌逼加于太妃，受贿杀人，罪恶暴著，当解其摄理以安人心。”

在贪欲的指使下武冈王朱显槐剥削宫眷，受贿杀人，最终自食恶果，被剥夺了摄理府事权。由此可见，武冈王朱显槐也与其兄愍王朱显榕如出一辙，都是贪得无厌，骄纵群小之人。相对于武冈王朱显槐的欲壑难填，楚王朱华奎则表现出贪小失大，但也正因他的欲令智昏，导致了楚藩的破国亡家。

明朝末年，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陷武昌城，将军左良玉曾请求楚王支援军饷。“予我二十万人饷，为王保境固城，楚可无患也。王噤不能应。”楚王华奎没有答应左良玉的请求，并非无银可出。当张献忠攻破武昌城时，面对楚府的金银财物，他感叹到：“有如此而不设守，朱鬍子真庸儿也。”

贪欲害人，若华奎拿出二十万人饷，楚藩能否再苟活几日呢？除了皇帝赏赐，楚王并没有过多的财源，楚府竟然金银堆积成山。宗藩又不许经营四民之业，即使后期宗藩政策相对宽松，但惰已成性的楚藩又怎会老实本分生财，其中必有搜刮民脂民膏所得。

人心不足蛇吞象，在面临生死存亡之际，楚王竟没有施明军以援手以求自保，既可怜又可悲。上行下效，与上层楚藩的贪欲相比，中下层楚藩则更加令人失望。中下层楚藩财力远不如上层楚藩，他们更贪婪，更加明目张胆的侵占百姓天地，抢夺财物。如楚藩多次抢占民田、楚府内部发生的宗室内斗争夺钱财、楚藩在大街上公然抢夺财物等，都是楚藩恶霸形象的生动写照。过度的欲望会弱君伤民，社会就会混乱无序。

楚府就曾因人民蕃庶，商贾辐聚，过于富有强盛遭受平江伯陈瑄猜忌。楚藩的贪欲也是明代宗藩贪欲的体现，若要控制宗藩贪欲的滋生必定要制定的完善制度和刑罚。但明代帝王又因亲亲之义对宗藩加以袒护，对他们的恶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此，宗藩贪心不足的形象必定将在在明代历史上永存。

知识修养

知识指人对事物的认识。“丰富自己的知识，提高自己的知识修养，是全面提高个体素质的重要途经。知识修养从根本上制约着人的形象塑造。”明太祖朱元璋深谙人性，他说：“富贵易骄，艰难易忽，久远易忘。后世子孙生长深宫，惟见富贵习于奢侈，不知祖宗积累之难。”

为此，太祖设置了专门的教育机构，加强对诸王的教育：“凡宗室，年十岁以上入宗学，教授与纪善为之师。引礼，掌接对宾客，赞相威仪。”在浓厚的学习氛围下，昭王桢幼而喜学，“留心典籍，靡他嗜好。书十事座侧，旦夕自警”。

庄王朱孟烷和宪王朱季堄都是文学之士，精通诗词文赋，礼贤下士，楚王多儒者形象。在明朝前期，宗室大多较为安分。据学者张明富统计，景泰以后宗室犯罪增多，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犯罪率相较最高。犯罪率的增高与宗藩教育质量的下降有关。教育质量的下降又与王府官员的学识涵养的下降有关。

宣德六年（1432）五月楚王朱孟烷奏请：楚府教授张登，禀性狠戾，学术荒疏，不修威仪、以纵酒为乐。长年累月身居府第，偶然出府，行为放肆傲慢，无有上下尊卑之分，还时常说埋怨的话。这样的人不能担任教授之职，请改用他人充任王府教授。“遂降为广宁前屯卫仓副使”。楚府教授禀性狠戾，学术荒疏，难当楚藩教育大任，影响楚藩教育质量。

王府教授官的失职，严重影响了宗藩的教育。宗室子弟素质整体下降，宗藩的行为得不到教导和约束，逐渐与群小做违法勾当。如崇阳王朱显休勾结小人杀害同宗显挎，楚藩三人囚禁关押官员张鮤。宗室的教育愈来愈成为影响明政权稳定的内在因素。

从嘉靖九年（1530）至嘉靖四十四年（1565），先后有宗室成员、大臣四次请求设置宗学。第三次是武冈王朱显槐于嘉靖四十三年上疏请求整顿宗藩教育，要求设立宗学，对楚藩弟子进行系统教育，以此降低并杜绝楚藩子弟因不学无术而犯下大罪。

朱显槐的建议非常具体，从学生入学年龄到成绩考核，甚至连学生家属的补贴都计算在内，可见是谋定而后动，提前做好了充分准备。史有明载：“十岁入学，月饩米一石，三载督学使者考绩，陟其中程式者全禄之，五试不中课则黜之，给以本禄三之二。”其后廷臣集议，大多都采纳了武冈王显槐的意见。

隆庆三年（1569）以后，各王府宗学逐步建立。但直到万历三十二年（1604），楚府宗学才批准设置。在樊山王府王府的奏请之下，楚藩才依照周府旧例设置宗学，然而此时已经趋近明朝末期，宗学的设立对楚藩形象的改变犹如隔靴瘙痒。教育的缺失太过长久，显而易见，宗学已难挽楚藩衰颓之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