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一、袁世凯与心腹幕僚的复出谋划

八月二十日，武昌起义的消息传至河南彰德。此时北洋军事将领、袁世凯心腹幕僚等正在彰德为其庆祝寿辰。

袁世凯随即停罢寿宴活动，与众人商讨湖北鄂变及应对措施。各方对于鄂事之态度莫衷一是，对于袁氏是否应趁此时机东山再起，也意见不一，主要分为两大阵营，一派以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王锡彤等人为代表，极力反对复出；

一派以张一麐、倪嗣冲等人为首，不仅赞成袁氏复出，而且劝其趁此时机“黄袍加身”。众人意见纷纷，当日并无定论。从袁世凯罢官中后期与清朝权贵、北洋集团等的联络变化可知，袁世凯此时是倾向复出的，但是是否应如张一麐等人所言推翻清廷以自代，则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不予考虑。个中缘由，徐世昌曾对张国淦有过如下解释：

第一，袁世凯世受国恩，他认为从孤儿寡妇手中夺取权力，定当为后世诟病；

第二，清政府当时仍有一批与北洋势力相当的封建旧臣，譬如两江总督张人骏、云贵总督李经羲、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等，他们是忠于清廷的；

第三，北洋军事将领如姜桂题、张勋、冯国璋等，尚未灌输称帝思想；

第四，北洋军事集团势力尚未波及长江以南地区，即使现在称帝，也仅有北方半壁江山，而且内部或仍有问题，对南方也须使用武力征服；

第五，南方各省民气发展至何程度，袁世凯尚无定论，故不可贸然称帝。

基于以上五点考虑，袁世凯最终并未采纳张一麐等称帝的劝进。二十四日，阮忠枢携带庆亲王奕劻的亲笔信函至彰德敦劝袁世凯复出。杨度与阮忠枢同来，一改往日希望袁世凯复出之态度，力劝袁世凯不要应命。

二、清朝权贵与清廷中枢对袁世凯复出态度的转变

与袁世凯有密切交谊的清朝权贵奕劻、那桐等人，自袁世凯罢官后，即为袁世凯复出做着不懈努力，不放过任何一个向载沣谏言的机会。但是清廷中枢的其他权贵如载涛、载洵、载泽、载沣等人对袁世凯复出的态度，却各不相同。至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朝权贵与清廷中枢对袁世凯复出的态度才渐趋一致。

宣统三年四月，清政府为敷衍海内外立宪人士的宪政梦想，缓解统治危机，于是月十日发布谕旨，宣布设立内阁，以庆亲王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为内阁协理大臣。内阁阁员名单一经公布，便招致海内外立宪人士的联合抵制。各省谘议局代表在北京顺治门外松筠庵开会，要求请政府“另简大员组织内阁”。

徐世昌则借此大好机会暗中鼓动那桐上疏奏请起用袁世凯。次日，奕劻、那桐、徐世昌便“具折恳辞”内阁总理大臣以及协理大臣一职。那桐辞折中有“查有开缺军机大臣尚书臣袁世凯，智勇深沉……其才具固胜臣十倍”等语。此时的载沣虽感到时局艰难，但也不是“非袁不可”，故对那桐、徐世昌等人的奏折置之不理。

因各省谘议局的联合抵制，摄政王载沣的掣肘，以及西方列强对其有名无实的批判，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在十一日、十二日也两度上折恳请收回成命，最终得到清政府数月之后“再候谕旨”的批复。

据此，外界纷纷猜测负有声望的袁世凯极有进入内阁的可能。是年七月，那桐、徐世昌再次保奏袁世凯出山，剿抚四川境内的人民反抗运动，但仍未征得载沣的同意。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爆发后。二十一日朝议，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提议重新起用袁世凯，奕劻表面“不开口”，实则附议那、徐之意见。

载涛主动请缨，愿以“军谘大臣恭代大元帅”赴鄂亲征，但因无实战经验，且资历尚浅被载沣回绝。因载泽此时尚在休假期间，且革命形势并失控，故载沣并未急于起用袁世凯，仅将瑞澂革职，并暂先委派曾在德国学习军事的荫昌为统帅，督兵南下。

因武昌起义爆发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英、法、德等列强之间矛盾异常尖锐，故对中国革命采取“中立”态度，并不打算干涉这场“内部的、反政府的、反朝廷的运动”。但是，为了不使列强在中国的利益受损，帝国主义者却也不愿看到清政府的垮台。

在感知到“清政府现在似已没有希望”后，以美、英两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便将“剿杀”革命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因为在他们眼中，袁世凯是一以为强有力的人物，是“政府所能遇见的最好的倚靠”。

武昌起义次日，四国银行团的美方代表戴德坦言：“如果清朝获得像袁世凯那样强有力的人襄助，叛乱自得平息”。此言一出，即得到列强的纷纷支持，英国公使朱尔典、美国公使也多次拜访内阁总理大臣奕劻、摄政王载沣，向表达他们希望清政府重新起用袁世凯的意愿。

据莫理循记载，时刻关注武昌起义发展的日本武官青木宣纯将军也不断强调：“他（袁世凯）是皇室的唯一希望”。因而，就在湖北前线战事焦灼之时，北京东交民巷响起了“非袁不能收拾”的呼声。宣统二年至三年间，坊间疯传的列强将要瓜分中国的传言，致使清朝统治者惶恐不安，因而在此危机关头不能忽视列强的意见与态度。

至八月二十二日，武汉革命形势迅猛发展，革命军先后占领武昌、汉阳、汉口。迫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外交压力，以及湖北日不可遏的革命形势，当日早朝时，军谘大臣载涛表示赞成那徐起用袁世凯之建议，载泽也“力争之”，海军大臣载洵也附和道：

“此次大局，非袁世凯不能收拾”，并暗中授意御史史履晋陈奏：“若派袁世凯署理湖广总督，责以督率各镇克复已失城池，似觉略有把握。”至此，清政府内部终于对重新起用袁世凯一事达成一致。

三、袁世凯的复出与待价而沽

宣统三年八月二十四日，袁世凯即已回复庆亲王奕劻，表示接受清政府湖广总督的任命。据此，学术界部分著作在论述袁世凯复出过程时，普遍指出袁世凯借重北洋新军势力，要挟清政府，提出了“六项出山条件”，有些学者也称作“政治六条”，以此作为袁世凯不愿出山的理由，及向清政府要挟的证据。

据刘路生考证，“六项出山条件”最早见于李剑农先生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书中写道，袁世凯接到清政府的起复诏命后，以“足疾未痊”为由不肯复出，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见袁不出，便微服出京至彰德劝驾，袁世凯顺势提出六个重要条件，清廷若不答应，则决不出山。

这六项条件即：一、明年即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宽容参与此次事变的人；四、解除党禁；五、须委以指挥水路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六、须与以十分充足的军费。

因李剑农先生所列六项条件，并没有出处，故刘路生从徐世昌并无冒险“微服出京”之必要、袁世凯彼时仍以大局为重，并无要挟清政府的打算等方面，论证李剑农先生所谓的袁世凯出山的“六项条件”是不存在的。

学者朱文亮曾对此“六项条件”追根溯源，指出其最早出自军谘府要员哈汉章曾经透露的“四个条件”，李剑农的说法并非毫无根据，但是朱文亮认为诸如“明年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等并不能算做是“条件”，而应当归属于“政策建议”。

不可置否，袁世凯在复函奕劻时确实以：“旧恙实未痊愈，在平日精神尚勉可支，特近因入秋骤寒，突患痰喘作烧之症，头眩心悸，思虑恍惚。现赶加医治，一面料理筹备。一俟稍可支撑，即力疾就道”为由，表示不能立即督师前线。但是应当引起注意的是，袁世凯接受清政府任命复出，与赶赴湖北督师的时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袁世凯迟迟不愿动身，不能看作是他不愿复出的表现。而且，应当看到在九月初九日督师南下前，袁世凯的筹备态度是十分积极的。至于袁世凯所言“一面料理筹备”，实际上也是在等清政府对其开具条件的回复。

八月二十七日，袁世凯在复函湖南提法使张镇芳时，明确表示：“兄断不能辞，昨已具折谢恩。……另又开具节略八条，大意谓无兵、无饷，赤手空拳，何能办事。”袁氏信中所言仅有两条，刘路生先生考证，此“节略八条”的具体内容为“筹饷、募兵、不为遥制、选将三条、宽容被裹挟者以及赈灾”。

“湖北防营早已陆续裁汰，陆军第八镇暨混成协均为乱党所胁，是湖北已无一兵可用。至各路援军，闻有河南开去防军一营。此外沿江各省大抵自顾不暇，势难分兵援鄂。是督臣袁世凯所节制调遣者，除河南一营外，亦无一兵可用也。其所恃以平鄂者，惟赖荫昌萨镇冰所带水陆各军。

然仅会同调遣，不归该督节制，似亦未能迅赴事机。自来统帅不专，是为行军所忌”，“今既倚该督定乱，事权若不专属，诚恐军心观望，各有从违。即使临时电商，事机已多贻误。”因而，恳请清政府“明将谕旨，饬荫昌即行回京。

所带水路援军，统归袁世凯节制调遣，迅速赴鄂，剋日荡平。免使各省不逞之徒闻风蠢动。”因此，应认识到袁世凯虽向清政府开具条件，以便成行，但此举的初衷是为了确保北洋新军在战争期间能够占有优势，故不应将袁世凯此举看作是对清政府的要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