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未婚先孕酿苦果，时隔四十三年她才和亲生骨肉相认

2023年2月22日，成都的代淑芬女士家来了四位远道的客人，这四位客人来自云南边陲的芒市（原来的潞西县），他们是来成都认亲的。

事情的来龙去脉，要从1971年的春天说起。

1971年的3月份，十六岁的初中毕业生代淑芬刚走出校门，就踏上了到云南支援边疆建设的征程。

据代淑芬回忆，当时他们同班同学就有十九名同学（十一名男生八名女生）报名去云南支边，后来经过政审和调查，上级批准了十六名同学（八名男生和八名女生）去云南支援边疆建设。

成都的三月暖意融融，阳光当头不热，春风拂面不寒，就是在那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代淑芬和她的同学们一起乘坐知青专列离开了成都。那天是3月17日，列车驶离成都的时间是下午三点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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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载成都支边青年的列车走走停停，历时近两天的时间，停靠在了云南境内的广通车站，代淑芬他们在广通又换乘解放牌卡车，一路西行，途经楚雄、永平、宝山，一路风尘一路颠簸，昼行夜宿，又历时五天的时间，终于来到了目的地—潞西县的一个农场，也就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二团的下属农场场部。

经过短暂的休整和训练，代淑芬和他们同班同学蔡小桐（化名）分在了同一个分场同一个小队，但不在同一个生产小组，他们的任务是平整梯田，挖树穴（栽树的树坑）栽种橡胶树。

挖树穴是一种很苦很累的体力劳动，那种苦累，没有亲身经历过真的是很难言说。参加生产劳动的第一天，代淑芬的两手都磨起了水泡，两臂膀又酸又疼，那天的晚饭，她一口也没吃。

看着手上亮晶晶的水泡，再看看简陋的住所和艰苦的生活环境，代淑芬用被子蒙住头呜呜痛哭。来云南之前的那种美好期盼和向往，全都化成了泡影，生产劳动的苦累和生活环境的艰苦，完全超出了她的想象。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代淑芬看到了蔡小桐，也看到了蔡小桐手上磨起的水泡，两个人默默无语两眼泪，蔡小桐鼓励代淑芬说：“咬牙坚持住，指导员说了，等慢慢习惯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第二年秋天，代淑芬他们队去了远离场部驻地的一个较为偏僻的分场小队，那个分场小队有一大半人是老职工，有一部分是新来的支边青年，全队二三百人，相当于两个加强连。代淑芬也不知道他们来到云南一年多了，算不算老职工。因为老职工多数是本土人，他们成都来的支边青年算是外地人。

分场小队有十几个孩子，他们都是老职工的子女，都到了上学的年纪。代淑芬来到分场小队没几天，队长突然找到她说：“咱们队的孩子们都到了读书的年纪，他们不读书不行，我跟场部请示了一下，上级同意咱们场队办一个教学点，我想让你来组建咱场队的这个教学点，你再找一个合适的人选，两个人一起来办学，但必须把这个教学点办好了。”

听了队长的话，代淑芬心里既紧张又激动，当教师肯定比砍坝栽树要轻松很多，她也非常羡慕教师这个职业，只是一想到自己没有教书经验，代淑芬心里免不了有些紧张。

第一时间，代淑芬找到蔡小桐，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蔡小桐。蔡小桐很高兴，他说万事开头难，只要用心去做，这个教学点肯定能办好。

教室有现成的，队部东边那两间草棚正好能当教室。主要的是学生用的课桌和讲台，这个怎么解决，队长给了一个参考意见，他说安排两个职工来帮忙脱土基（土坯），等土基干了以后，用土基垒砌垛子，两个垛子上面搭上竹板（竹片），课桌问题也就解决了，讲台也可以这样解决。

只有十来天的时间，两间草棚里就搭建好了十张课桌，一个课桌能坐三个学生。黑板是队长让拖拉机驾驶员从场部拉来的一块木板，用墨汁涂成黑色，立在山墙上，就成了教室里的黑板。学生们坐的凳子，都是自己从家里带来的竹凳，都是学生家长自己动手编制的。

教学点落成后，正好到了开学的时间，队长在农场子弟学校弄来了几本教材，要来了一个黑板擦和两盒粉笔，学生的课本暂时自行想办法解决，实在借不到课本的就两个人或三个人用一套课本。万事俱备，只等待代淑芬老师和蔡小桐老师为学生们上课了。

开课前，队长让代淑芬和蔡小桐到农场子弟学校听了两堂课，也算是上岗前的培训和学习吧。当时学校就语文和算术两门主课，音乐课和美术课根据教学条件自行安排，体育课和劳动课也是可有可无。就这样，代淑芬担任教学点的语文老师，蔡小桐担任算术老师，他俩从农场职工变成了小学老师，正式走上了讲台。

教学点落成的第二年，代淑芬就一个人担任了二年级的教学工作，蔡小桐担任了一年级新生班的教学工作。因为二年级的学生都和老师熟悉了，也比较听话，蔡小桐就让代淑芬教二年级的学生，他再从头开始。

有了一年多的教学经验，代淑芬为学生们开设了音乐课和美术课，蔡小桐负责体育课和劳动课，学生的课本也齐全了，教学点逐渐步入了正轨。但那时还是两间草棚，一二年级的学生在一个教室里上课，那时也叫复式教学。

到了1974年秋天，场队教学点又修建了两间教室，教学点增加了一名老师，教学点的学生也从刚开始的十二人增加到了三十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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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队教学点教书虽然很辛苦，但苦中有乐，在教学工作中，代淑芬和蔡小桐互帮互助，两个人渐渐地互生好感，两个年轻人的心也渐渐靠拢在一起。场队的队长和工友们也都说代淑芬和蔡小桐很般配，他俩简直就是天生的一对。

场队有一名叫梅英的大姐，她是场队的保管员，为人热情厚道，乐于助人，代淑芬和她的关系特别好。梅英大姐结婚的时候，代淑芬和蔡小桐都参加了她的婚礼，都随了一份厚礼。

结婚都两年了，到了1978年，梅英大姐还是怀不上孩子，到县医院做了检查，原来梅英大姐的男人有问题，他是先天性缺陷，不能生育。梅英大姐和她丈夫的感情很好，她不想离婚，她说没有孩子就两个人过一辈子吧。

1978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教学点的学生放学后，代淑芬和蔡小桐打扫了一下教室的卫生，收拾好教材，他俩刚走出教室正准备回宿舍，一场大暴雨不期而至，代淑芬和蔡小桐只好跑回教室避雨。

那场雨来得很突然，也很大，蔡小桐和代淑芬坐在教室里，依偎在一起，等待着雨过天晴后好去吃晚饭。可那场大雨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还没有停息的迹象，就在这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蔡小桐和代淑芬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情，他俩虽然公开了恋情，可他俩还没有领取结婚证，还不是合法夫妻。

两个月后，代淑芬发现自己怀孕了，这下可把她吓坏了，她把这事告诉了蔡小桐，蔡小桐比她还害怕，两个人一时没了主意，他俩就去找梅英姐，想让梅英姐帮着拿个主意。

一听代淑芬说怀孕了，梅英姐笑着说：“这是好事啊，你俩赶紧登记结婚呀。”蔡小桐说他和代淑芬恋爱的事情还没告诉父母呢，这么突然就办理登记结婚，是不是太唐突了。蔡小桐的意见，先把孩子打掉，等结婚后再要孩子。

梅英大姐坚决不同意蔡小桐的意见，她说既然怀上了，就生下来，她想要孩子，还怀不上呢。

这下代淑芬也没了主意，她也不想去堕胎，她想和蔡小桐去登记结婚，生下这个孩子。可蔡小桐一直犹豫不决，到了年末，代淑芬的肚子都有点大了，蔡小桐还是不想去办理登记结婚。

到了1979年2月份，蔡小桐到县里参加教育系统工作座谈会时，他听到了有关知青回城的可靠消息。回到场队小学（那时的场队教学点已经是一所正规小学），蔡小桐就开始琢磨怎样才能尽快回城。

没几天，蔡小桐就病了，不吃不喝，一会说肚子疼，一会说胃疼，天天捂着肚子呻吟。这下可把代淑芬吓坏了，她带着蔡小桐到农场医院检查，医生没查出啥毛病，就建议他去县医院做进一步检查。

到了县医院，医生按照蔡小桐的要求，给他开了胃炎胃溃疡和精神疾病的诊断书，蔡小桐很快就办理了病退手续，一个人回到了成都。眼看着自己的肚子越来越大，再加上对蔡小桐的牵挂和思念，代淑芬也病了。

看代淑芬不能坚持上课了，场队就安排了临时代课老师，让代淑芬安心去治病。

1979年3月末，在梅英大姐的掩护帮助下，代淑芬顺利生下了一个男婴，因为代淑芬是未婚生育，梅英大姐怕对代淑芬有影响，她就把那个男婴抱回娘家，让她弟媳帮忙抚养，代淑芬一个月支付十五块钱的抚养费。当时梅英大姐的弟媳妇也刚生育，还在坐月子。

到了4月下旬，代淑芬的身体恢复正常了，她正准备去学校上课，突然得知他们成都来的知青都可以回城了。

对于这样的消息，代淑芬是喜忧参半，回家，是她做梦都想的事情。可自己的娃儿咋办呀，她是非婚生子，蔡小桐又不在身边，她连个主心骨都没有。

无奈，代淑芬给蔡小桐写了一封挂号信，蔡小桐倒是回信了，他说孩子的事情他没敢告诉父母，再说了，非婚生子，别人会笑话不说，回到成都也不好落户，干脆就把娃儿送人吧。

代淑芬找到梅英大姐，泪眼婆娑地把蔡小桐的回信给她看。沉默了好久，梅英大姐难受地说：“我们没有孩子，要不把孩子给我们抚养吧……”

代淑芬趴在梅英大姐的肩膀上哭了好久，她同意把孩子送给梅英大姐，因为她了解梅英大姐的为人和家庭情况，把娃儿交给梅英大姐，她放心。

1979年5月29日，带着不舍和牵挂，代淑芬留下自己回家的盘缠，她把兜里的钱都掏给梅英大姐，抱着娃儿亲了又亲，含泪坐车离开了潞西，踏上了回城的路。

回到成都后，代淑芬没顾上休息，她就去找蔡小桐，蔡小桐对她的态度不冷不热，他还说他父母不同意他俩恋爱结婚，理由是代淑芬的个头不高，家庭条件也不好。代淑芬没有哭闹，她决绝地离开蔡小桐。未婚先孕酿成的苦果，也只能她自己品尝了。

1980年夏天，代淑芬托亲戚把自己的年龄改小了一岁，她报名参加了高考，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省教育学院，毕业后到一所中学任教。

参加工作的第二年，代淑芬和本校的一名体育教师登记结婚，她的丈夫也曾在云南支边六年，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考上了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到成都。

婚后，代淑芬把自己非婚生子的事情如实告诉了她丈夫，她丈夫没有难为她，还安慰她说：“你也不要有心理负担，咱俩结婚以前的事情我不关心，我只在乎咱俩以后的生活。”

在学校教书三年，代淑芬的娃儿一岁那年，她被调到教育局工作。

过了好几年，代淑芬才试探着给云南的梅英姐写了一封信，很快就收到了梅姐的回信，梅英姐说娃儿很好，已经读初中了，还寄来了孩子的照片。

退休后，代淑芬去了一趟潞西，也见到了她的娃儿，当时孩子已是县里的一名干部，梅英姐两口子也搬到县城生活了。那次回潞西，代淑芬对梅英姐说：“姐，你放心，娃儿是你亲生的，什么时候我都会守住这个秘密。你就对娃儿说，咱俩是干姊妹，我是娃儿的干姨。”

那次相见，梅英姐把代淑芬揽在怀里，两个人抱头痛哭。哭够了，梅英大姐问起蔡小桐，代淑芬哽咽着说：“以后不要再提他了，就当他死了……”

那次相见以后，代淑芬只和梅英大姐保持着密切联系，两个人没再见面。梅英姐也多次邀请代淑芬一家到潞西游玩，代淑芬只是答应，但一直没成行。

2021年，代淑芬应邀到潞西参加了支边青年下乡五十周年纪念活动，为了不打扰梅英大姐，她当时没和梅英大姐联系，回到成都后才打电话说明了情况，并恳请梅姐谅解。

2023年2月22日，梅姐带着儿子儿媳和孙子突然来到了成都，来到了代淑芬家，是代淑芬的丈夫开车把他们从机场接回来的。

时隔多年再次相见，梅姐苍老了许多，她的孙子都上初一了。一番寒暄后，代淑芬才知道，梅英姐的丈夫去世了，她之所以带着孩子们来成都，是遵照她丈夫的遗嘱，让代淑芬和她的亲生儿子相认。

梅英姐的儿子很随和，他跪在代淑芬夫妻面前，哽咽着叫了一声妈，又喊了一声爸。时隔四十三年，代淑芬是第一次听到自己的亲生儿子喊妈。听到这一声妈，代淑芬的心就像被蝎子蛰了一下，她扑到儿子面前，母子俩抱头痛哭。

代淑芬老师的支边往事和情感生活故事就讲完了，她擦掉脸上的眼泪，哽咽着说：“时隔四十三年终于和自己的娃儿相认了，这迟来的团圆虽然令人痛心，但也令人欣慰，只是让娃儿受苦了，让梅英大姐受苦了，我心里真的是非常过意不去。梅英大姐把母爱无私地奉献给了娃儿，把娃儿养大成人，我一辈子都要感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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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淑芬老师是一位很善良的女士，她的情感生活经历令人心酸也令人欣慰，她虽然经历了坎坷，但她找到了一位善良有爱心的好男人，她结交了一位淳朴善良有爱心的好大姐。这正应了那句话：上苍眷顾善良人，好人永远得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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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草根作家（根据代淑芬老师讲述整理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