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冯蜜的柚子茶

编辑|冯蜜的柚子茶

80年代中期,中国剧坛出现了一件令戏剧界尴尬的事:当戏剧学院的教授们编写建国以后的当代话剧史时,竞选不出一个能反映时代精神,并兼具审美特性的优秀剧作,以至《霓虹灯下的哨兵》成了最好的作品。

专家们还发现,建国几十年的话剧历史中,不但没有产生一位有影响力的剧作家,就连曾经被历史证明有才华的戏剧大师(如曹禺、田汉)也没有写出超越青年时代的作品,特别是话剧的属人内容(人及人的构建)——几乎是一个空白。

新时期以来戏剧观念的更新,使戏剧家们摘下了单色眼镜,看到了阶级性、社会性以外人的全色光谱,看到了生理、文化、心理、宗教、遗传等因素对于人性的综合生成的作用,正是在这样一种清新、高远的目光下,剧作家们重新发现了人的“新大陆”。

醒来的“人之子”:人的平等及自由

人的觉醒和人的自我发现本来是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人本主义的基本精神。

然而由于历史的落差,却成了中国戏剧80年代的新鲜主题。

这种由民族文化发展的落差造成的必然性是中国人既难堪又无奈的诸多现状之一——因为路总须一步步走。

赧国臣是有意识地以鲁迅“立人”思想为宗旨表现人的觉醒与独立的作家之一。

小戏《庄稼院里》描写了在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三中全会后)农家女丁秀芹自我意识蠕活与挣脱外在羁绊走向自我的动态过程。

本来人格独立婚姻自由,并非是什么新鲜主题,建国前的《三块钱国币》和建国后的《小二黑结婚》、《妇女代表》对此均有表现。

只是《庄嫁院里》已不限于简单的婚姻自主权力的争取,而是包含着“自我”更为丰富含义的开掘;特别是这种苏醒并非发生在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如少爷)身上,而是发生在一个纯朴的农家女的灵魂深处,这就使这种觉醒具有了更为普遍的民族整体意义。

丁秀芹自幼由父亲作主和老实巴交的庄稼汉铁子订了婚,但却又不知不觉地爱上了邻家“猴精的”个体户候家宝。

同二黑和小芹时代相比,时代似乎一下子倒退了许多,在小芹时代本来很明确的东西,在丁秀芹这里却变得模糊了。

“我们能合得来,我们不全是父母说了算”这句既像解释又像自慰的话,道出了丁秀芹在选择上的犹豫,即她并不知道自己真正要什么。

其实这并不是倒退,是时代的历史内容变得复杂起来,使丁秀芹在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前感到了困惑。

丁秀芹在球场上哨音和锄草刀的比较中拿定了主意,终于投向了业余篮球队长的怀抱,说明她此时对人的理解力判断力,已远远高于小芹的时代,可以说首先是理性的苏醒。

《庄稼院里》实际上已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即年青一代对科技、才能、人的丰富个性,以及对世俗幸福的追求。

而这正是文艺复兴的主要内容。

侯家宝和铁子代表着新旧不同时期两个类型不同的青年。

铁子老实、肯干、寡欲、听话,没文化——是老一辈小农文化理想的代表人物;而候宝家聪明、变通、热情、独立、有生活情趣则代表了商品经济大潮下生长的新一代形象。

丁秀芹正是在铁子吭哧吭哧的锄草声和侯家宝的机器轰鸣中逐步确立自己的选择的,她从两个不同场景和生活方式上看到铁子作为人的贫乏和候家宝身上的丰富个性和创造活力。

这里包含着对人多种素质的理解,是“自我”的眼睛真正的睁开。

除了婚姻方面,郝国臣在《昨天·今天·明天》等剧中还表现了新时期“人之子”在其他方面的一些觉醒和抗争。

在陈雪雁、张庆这两个有着特殊婚恋史的特立独行的人物身上,婚姻的自由已不是抗争的最主要内容,而是全部的生存方式及“作人”权力。

因此,他们毫不掩饰自己做人的锋芒,甚至故意招摇过市我行我素,故意在风刀霜剑和飞短流长中傲然屹立。

而刘三在置办鸭场的基础上进一步要买轿车,追求的就不仅是农民的享受,而是一种人格上的平等(和县委书记一样);刘四花着路费去告状,非要叫叫“到底是书记大,还是合同大”就不再是一般任性较劲,而是追求一种真正的法人权力;高丫头在父老乡亲的人情磁力场上,冷酷得不近人情的极端表现,则是借助法律真正划清人我界线,建立契约原则,从而建立一种新的人际关系……可以看出,郝国臣笔下人物追求的是一种当代人的自由个性在真正平等的基础上的全面展开,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要求。

而这种要求的实现又必然以法制和民主为其先决条件。

所以,当代农民对于自由的追求中也同时创造着新的历史,通过这些人物的不懈抗争,你会看到,匍萄在土地上几千年的“草民”正在顽强地挺直生存的脊梁。

和郝国臣所描写新时期农民历史相对应,黑土地作家杨宝琛描写了历史主流之外的流民的历史生活。

《北京往北是北大荒》详细地再现了六十年代下放到黑龙江边远的拓边大军的拓荒史,并表现了他们维护自身尊严,在社会和自然的搏斗中逐渐成长的历程。

勤子是北京旗人王府公主的女儿,在改造时期,因为“贫污”六元六角六分钱的公款,被公私合营的正阳楼老板抓住了把柄,而被流放到北大荒兴凯湖改造,这一去就是几十年。

在这几十年炼狱一般的人生里勤子重塑了自我,从一个被人欺侮的毛丫头变成一个波澜不惊胸有成竹牢牢掌握自己命运的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并在原来被赶出的宅基上买下了一层楼,作起了边疆/首都间的大生意。

纵观勤子置之死地之而后生的生命史,勤子在自我人格的构建上,主要有以几个方面的超越。

第一是对于作人尊严的维护。

勤子当时其实并未贫污,她只是为了给母亲买生日礼物预支了几块钱,但却成为“改造”时期色狼经理要挟的口实,只要勤子放弃作人的尊严,肯于和经理来一腿,勤子完全可以不被流放,但勤子却承袭了母亲那姑那女真后裔的强悍性格——“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勤子在非人的屈辱和无人的北大荒之间选择了北大荒。

这种打着皇家烙印的“威武不能屈”既是传统人格的延续,又是人的尊严意识在新时代里的成熟。

勤子走向自我的第二步是对天赋人权的追求。

臭子作为一个受命于组织的特权阶层——劳改农场的管教,狐假虎威地按照“劳教条例”,限制着剥夺着勤子一伙的一切自由,这种近于奴隶制的管制终于使勤子忍无可忍,她联合众姐妹将臭子诱入预布的陷阱,面对前程毁掉沦为“下等公民”的威胁,臭子体会到了“等级”的罪恶,他改变了对待勤子的态度。

这一仗使勤子及众姐妹争取到了同其他拓荒者一样的“自由民”权力。

勤子的另一传奇作为是对生存权力的争取。

当1960年由浮夸导致的饥荒蔓延到兴凯湖时,勤子不顾当时极左“割尾巴”的淫威,冒着零下四十度严寒到冰湖捕鱼,这种敢冒天下大不韪的精神终于感染了队长,下令捕鱼自救。

正是勤子第一个吃螃蟹的行为又一次使兴凯湖人渡过了一场天灾人祸,在一个人命如草的时代里,不但为自己,也为他人争取到了生存的权力。

如果以上的抗争还都限于基本的生存权力上,勤子伪造主席最高指示的行为则进入了追求人的自由意志的较高层面,这使勤子在“人”的历程又迈出了一大步。

勤子伪造最高指示,保护了北大荒的水稻没被改造成梯田,不仅是对科学、创造成果的保卫和肯定,同时也是对极左权威的反叛。

而勤子敢于带着姐妹把白鱼打进北京高级饭店,并在原来的宅基上同正阳楼经理谈判,买下一层楼开办北大荒特产联合加工企业,则可以看作勤子作为人丰满的个性全面展开,是人的高级需求状态——人及自我实现。

至此,勤子在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内,完成了从文艺复兴到马斯洛人格心理学主要的内容。

虽然这种追求在勤子并不是很自觉的。

《北京往北是北大荒》不是一出很完美的戏剧。

无论在艺术上还是意蕴上都留下了明显的缺憾,艺术上过份注重外部动作(作什么)而忽略了行动的心理内容(为什么作),使这出戏显得粗糙,表面化,事件堆积,而作家对人的自由的浅层理解也影响对人的深层内容的表达与开掘。

尽管如此,作家仍凭良好的艺术直觉比较集中的表达了人性成长的各方面过程,这在中国戏剧中,还是非常少见的。

政治异化与“螺丝钉人格”

马克思在1844哲学手稿第一次提出了著名“异化劳动”观点。

杨利民《大雪地》就讲述了一个文化专制极左政治造成人的异化的故事。

在《大雪地》里,杨利民写了一个名叫黄子牛的人物,顾名思义,是甘当人民老黄牛的意思。

他被称为“革命的、唯一的,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在他几十年的特殊人生履历上记载着当锅炉工装卸工以及喂猪、喂马、修车、钉鞋几十种工作,用他自己话说:“他是盖在高楼不骄傲,盖在厕所不悲观”的任人搬动的砖块。

他凡事听从组织安排,心爱的女人可转让给领导,可以和自己不爱的人结婚,并替别人养儿子,为了表示对组织的忠诚,他把涉嫌强奸的好友送进了监狱,而自己则留在心灵的地狱里。

几十年过去后,他的废旧车间被贴了封条,他下岗了,写满赞誉的推荐信无法帮他找到工作。

此时,情敌带着满捆子钱来到了家里,孩子因瞧不起他而出走,他成了街头笑料和废物。

在和当年的领导作了生平第一次抗争之后,他喝醉了酒冻死在大雪地里。

黄子牛的形象是杨利民笔下“地质画廊”中形象最丰满、最生动的一个。

在黄子牛身上,集中了那个时代标准时尚宠儿的所有特征——服从、忘我、无个性、克己、虔诚、无思想,作为那个时代的机器尺寸塑造的一块合乎规格的砖坯,他是那样完美无暇,那样中规中矩,那样无可挑剔(他是同行的楷模,领导的骄傲)。

通过这个形象塑造,可以折射出那个时代全部权力话语和价值观念:那是一个不需要个性也没有个性产生的时代,是一个不需要才华也产生不了才华的时代。

参考文献

[1]张兰阁.新时期话剧的“人学”旋律——发现人的“新大陆”[J].戏剧文学,1998,(07):2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