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然条件因素

历史思考：山东地区的城市体系演变因素，都有哪些？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城市体系的演变分析不能从城市自身的变迁来研究，要从多方面、长时段综合分析区域城市，阐明城市体系结构的形成原因，在长时段理论视角下论证其相关性，从而全面地解释山东地区的城市体系的变迁。城市的发展动力根源在于社会生产力，社会分工使城市的政治要素、经济要素、军事要素、交通要素等特征不同。本文从自然条件、政治、军事、交通区位、经济五个方面分析宋金元时期山东地区城市体系演变的具体影响因素。

城市建设选址的最佳自然条件是土壤肥沃、水源充足、地势平坦、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所以城市发展最重要的基础条件是自然条件，其中地形和水源是古代建立、发展城市的基础。

山川形势直接影响城市的地理空间分布，能够显著影响城市体系整体的空间结构。山东地区的地势多为平原和丘陵，鲁西北为大平原，鲁中南山脉起伏，泰山、鲁山、沂山、蒙山相连接，穿过胶莱平原为胶东丘陵。山东地区自秦汉至宋元时期的城市体系空间结构一直受自然环境约束，整体呈现“西密东疏”的特征，近山脉和海岸的城市相对较少。

山东半岛是山地丘陵，三面环海，矿产、渔盐资源丰富，但是土地盐碱化地区较多，农业条件不如鲁西，不适宜种植传统粮食作物，非传统城市的优先选址地，从历代山东地区的城市空间结构特征都为“西密东疏”就可以看出。鲁中南山脉的西北侧和西南侧傍山临河，为易守难攻之地，郓州、兖州、齐州、青州等城市体系大体呈围合之势，团状集聚分布在山脉的北至西侧。

鲁中南山脉的阻挡不利于胶东丘陵城市对外发展交流，但其东南侧为河谷地貌地势低，对外的陆路交通线路修建在50~70等高线上，便于胶东丘陵地区城市与黄淮平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城市往来通行，周围城市及市镇沿交通线分布。

从土壤、水源条件可以看出，博州、棣州、郓州等鲁西北城市以及密州皆位于山脉下的河谷、平原地区，适宜种植水稻，利于农业生产发展和人口增长，鲁东的城市密度一直低于鲁西大部分城市；中部的胶莱平原，同样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其城市密度大多高于胶东丘陵。

二．政治因素

地方行政区划制度改革直接影响城市体系等级结构的演变，政治中心迁移导致城市体系规模和空间结构发生变动，各项社会政策带动局部地区城市发展。宋元的行政区划制度由虚三级变为多级复合，山东地区城市等级体系结构也由三级变为至多五级结构。

处在封建农业时代的城市等级体系依托行政制度关系，少有以单一经济关系构建的体系。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决定了城市受本身行政层级高低的限制发展，高层级政治中心优先发展，政治高等地位带来更多的外部发展推动力，如资金、人力、物力，对人口的吸引力大，城市发展的规模、速度与地位成正比。

当城市的政治层级提升时，城市的建设标准和发展速度都会随之提高，譬如市镇置为县级城市时，建设、规模都会成为县级标准，当县级城市升为上一级治所时，虽然行政区划等级没变，但是城市等级发生变化，其经济发展速度和规模都会提质发展。譬如宋代的密州板桥镇，因政府设立市舶司优先发展，金代升级为属县，元代成为益都路下的胶州的州治（胶西县），因政策提升了城市的等级和规模，经济发展也不同于一般县。

山东地区与国家政治中心的相对区位关系发生变化，带动了地区不同方位的城市发展。宋代都城至山东地区的陆路交通路线从其西南侧入境，而金元时期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南北通道自北向南贯穿山东西部地区。由金元时期鲁西北地区城市规模高于北宋时的等级可知，政治中心北迁带动山东地区北部和西部城市的经济、人口发展，也推动了西部水路交通建设。山东地区政治中心的变动也影响其周边城市发展，从金代可以看出。

金代的路治西有东平府的须城，东有益都府的益都，地区西北侧毗邻大名府路的路治大名，三个地区政治中心周围的城市规模等级和空间密度都较高。国家颁布的社会政策影响城乡人口、用地规模的发展。宋代开始用减免田地赋税政策，来鼓励复业开荒地，增加了城乡建设用地；新的生产关系租佃制在中原地区迅速推广，加速农业经济发展恢复，促进城市人口规模增长；新的户籍制度也形成，推动城乡分治。元代将户口增量和开辟荒地数量作为官员政绩考核标准，其耕地规模达到新高度，扩展了城乡用地规模。

三．军事因素

唐末五代的军事格局变动导致宋金元三朝的内外民族纷争不断。唐末失去西北边防的关键陇右地区，相当于失去隔绝回鹘、沙陀等北部草原势力和吐蕃等南部高原势力入侵中原地区的屏障，导致宋金时期的西北战争不断，一直受西夏、吐蕃势力的骚扰，同时也是陆上丝绸之路断绝后，宋元时期发展大力发展海上贸易的起因。

五代时期，后晋割让燕云十六州，使北宋与辽（契丹）的矛盾冲突不断，关中不再适宜作政治军事战略中心，外部威胁的方向性转变使国家中心东移，内忧外患的军事格局使北宋没有再现唐代的疆域版图。少数民族的南下统治是必然结果，奠定了封建社会后期少数民族统治全国的开端。宋与辽的军事战略关系影响山东半岛城市空间格局，海岸城市的发展不如金元时期。

南宋、金对峙时期，以山东地区为前线战场，将当地人民抵在军队前线来对抗南宋，严重影响了山东地区南部的人口增长和城市发展，城市规模等级降低，城市空间密度低。宋金、金元之际，少数民族对山东地区烧杀抢掠，促使山东人民团结一致对抗金、蒙政权，部分地区城市多次经过战乱毁坏，并不断进行重建，城市经济发展后退，元代城市的发展状态恢复不到北宋经济的顶峰。

四．交通区位因素

宋元时期，全国的水陆交通网络趋于完善，加强了城市间的联系和经济发展，推动地区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进一步优化。秦汉起，山东地区的陆路交通就建立了较完善的驿传递运制度，主干路皆有驿传递铺作为中转休息地。唐宋时期，地区北侧的东西向干路为鲁中山脉北麓的青齐大道，连接登州、莱州等半岛城市与潍州、青州、淄州、齐州，向北可达河北东路，向西南经郓州、兴仁府等城市通向汴梁。

半岛城市南侧还有一条连接黄淮平原的干路，在鲁中南山脉南侧，经密州、沂州通向淮南东路。金、元两代定都今北京后，山东地区西部增加南北向干线交通，自北向南经恩州、高唐州、东昌路、东平路、济宁路穿过山东地区通往长江中下游地区。元代驿站数量骤多，驿道四通八达，城市间干路和次路的路网密度远大于唐宋时期。宋金元时期，山东地区陆路交通结构从东西横向发展演变成十字型交错对外发展，西北平原的干路和次路网密度都远超过其他地区，西部城市密度也高于其他地区。

五．经济因素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变化会直接影响城市体系的规模等级变化。中国古代地方的城市经济依靠乡村，政治上乡村依靠城市。多民族文化融合发展的背景下，宋金元的商品经济也相对自由发展，城市在政治、军事职能外增加了经济职能，原有的城墙内的城市区域不能负荷日益增长的需求，在城区外设立城厢，为众多人口和城市活动提供外部发展空间，促使附城草市形成。

宋代草市普遍推广，方便了农副产品进行交易，草市收入成规模后政府开始收取赋税，草市朝向专业市镇发展。新型市镇是自然经济产物，非传统的政区城市，而是以道路扩展空间。宋金元的新型市镇主要在鲁中、鲁西北交通要道节点和沿河枢纽，在济南、郓州、博州等城市集聚发展，在鲁西南和山脉南侧分布较为稀疏。北宋时，齐州的草市城镇远多于青州，分布在济水两岸以及鲁中山脉北侧的青齐大道一线，地区经济中心由青州变为齐州。

金代时，济南府繁盛的市镇升为县，如标竿镇升置济阳县、耿济镇升置齐河县，也表明济南的地位开始提升，奠定了元代“双中心”城市空间格局的形成。宋金元时期，山东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冶矿业、盐业、运输业等产业发展更胜唐代，手工业中丝织业和陶瓷较为突出。盐业多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靠济水和小清河转运各地。工业矿产主要分布在鲁南、鲁东地区，宋代设莱芜监主冶铁，是京东地区较大的冶铁中心。

金代的内河运输以黄河、南北清河以及小清河为主体，济南府的历城成为重要的交通贸易中转枢纽，商业在便捷的水运交通下进一步发展。元代是山东地区海、河运输业发展的全盛时期，临清、聊城、须城、任城的商业贸易和运输业十分发达，是南北物资运输的重要集散地。山东地区的今济南、淄博、青州地区城市的整体发展水平最高，鲁北地区城市以及郓州次之，鲁西南城市的经济水平较低。

不同时期各类影响因素对城市体系不同结构的影响程度不同。其中，共同影响因素是不轻易改变的自然地貌和土壤条件；较为重要的是行政制度改革和政治区位变动，引发地区水陆交通路线的全面建设；经济成为影响单个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军事因素在不同时期对局部地区的影响对比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