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朝天
如今的川陕路，曾经的金牛古道，是中原和巴蜀沟通的纽带，在突围与融合中，这条古道完成了破茧成蝶的嬗变。天回这一地名，历史文化上的区域主要是指天回山以及山下的天回镇，现在成都人会把出了三环路川陕立交往北至绕城高速这一片统称天回。在明清旧志中，天回的记载散落在山川、津梁、祠庙中，零星而不全，基本沿袭“天回山在县北三十里，旧名天隳山。唐明皇幸蜀，至此，及闻长安平，车驾乃回，因更名。下有天回镇”这一说法。嘉庆《成都县志》记为县北20里，此距离当为出北门大安门之后，往北行的距离。自从唐乾符三年（876年）剑南西川节度使高骈重建成都城，在旧城基础上扩筑罗城之后，成都城的范围一直延续到了现代。如果从现今的北门大桥算起，到天回镇正好是26里。天回山与天回镇之间有一条重要的道路，就是成都人熟悉的川陕路。现在这条路在地图上称为蓉都大道（108国道），但在成都人口中，还是会习惯地喊作老川陕路。这条道路也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金牛道。它起于成都北门，至天回驿，过广汉、德阳、梓潼，经广元出川，过陕西勉县，穿越秦岭，直通汉中秦川，全长1000余公里。“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自古以来，金牛道都被人们视为险道畏途，沿途都是崇山峻岭，山间峡谷中时常只有一鸟道相系相通，望之心惊胆战。但是再难，也挡不住古人走向远方的脚步。成都平原沃野千里，北有秦岭，西有青藏高原，南有云贵高原，东有长江三峡之险。僻处西南一隅，自成一体，四塞之地似乎是盆地的宿命。但这块天府之国当真如李白所言，“不与秦塞通人烟”吗？
其实，从古蜀开始，这里的人就以各种方式试图突破盆地的限制，向着更远的地方眺望。在诗人所处的那个年代，甚至更早至3000年前，蜀地与中原、荆楚，乃至更加遥远的异域南方就有着紧密的联系与交流。考古学家发现，三星堆出土的盉、觚等器物造型与河南二里头夏文化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十分相似，如果联系大禹“兴于西羌”“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古蜀人与中原文化有着紧密联系也就不足为奇了。开明王朝擅长治水的鳖灵也是从东边的楚地来到蜀国。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见到了产自蜀地的蜀布和邛竹杖，说明早在两千多年前，蜀地的货物就已经跋涉千山万水通达西域。中原王朝一直是古蜀最重要的邻邦。通往北方的古蜀道是所有出川入蜀的道路中最重要的一条。从广义上说，古蜀道是一个道路系统，由蜀地通往关中的多条道路构成。以汉中为界分为北栈和南栈，其中翻越秦岭的北栈有陈仓、褒斜、傥骆、子午四道，翻越大巴山脉入蜀的有金牛、米仓、荔枝三道，另外还有由甘肃入蜀的阴平道。古蜀道的重要性贯穿了巴蜀与中原两千多年的历史，而从成都出发的金牛道又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条，它的第一驿从天回开始。开明王朝时期，蜀作为独立的政权体系与商王朝长期共存，甲骨文中有大量关于商与蜀的记载，如“征蜀”、商王问卜蜀国收成等。1959年，考古学家在彭县（今彭州市）发现了一批以铜罍为主的商周青铜器，研究认为是典型的中原形器，制作极其精美。还有刻有“牧正父己”和“覃父癸”铭文的铜觯，牧正和覃是殷人家族姓氏。令人惊奇的是，这个铭文也几乎一模一样地出现在陕西关中宝鸡商代铜盉上。铜罍、铜觯都是重要的青铜礼器。研究人员认为这极可能是古蜀人参与周武王伐纣时的战利品或周王颁赐的掳获物。《尚书·牧誓》曾记载周武王伐纣时，曾联合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个部族。正是当年包括蜀在内的八个部族奋勇杀敌，最终牧野之战，才一日而破纣之国。来自中原的两件青铜酒器在四川盆地出土，它们的埋藏年代又在周开国之后，应当就是蜀人参加伐纣之役最直接的物证。当时的蜀人是通过哪条道路参与了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沟通秦岭南北的汉中平原出土的这些商代青铜器仿佛让我们看到，两千多年前古蜀道上曾经上演过的胜利与荣耀。时间到了战国末年，蜀与秦毗邻，两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着对等友好，秦王与蜀王曾各率人马在汉中山谷打猎，相遇时互赠礼物。但从公元前451年开始，秦、蜀两国为争夺汉中进行了长达65年的战争，最终以蜀国的胜利结束了战事。此后数十年间，秦国的励精图治终于显效，统一的大时代势不可挡。金牛道从交流的道路变成了对抗的战场。出川入蜀当然不止古蜀道，但相对于水路来说，兵旅征伐、商贾转输、公文传递更多是取此道。不单是因为陆路的快捷。古代帝都大多建于北方地区，特别是秦汉隋唐时期，川陕古道虽然艰险，却是蜀地与中央王朝沟通的必由之道。从政治意义上讲，蜀道之重要远胜峡路，它不只是商业交通必经之地，是军事重地，更是朝廷联结地方的重要乃至唯一通道，北方政权想要征服蜀地，大都从这条道路进入。
征服巴蜀是统治权力的象征，而这源于四川独特的地理位置。四川据于长江上游，在南北分立时，偏居东南的政权若想确保长江下游的安全，就必须凭借上游，巩固四川，支撑其偏安江左的局面，如三国时吴蜀联合抗魏，南宋初蜀口（汉中）抗金。蜀道曾是抗金御蒙的重要防线，山岭峡谷阻挡了蒙元骑兵的马蹄，蜀道上诸多山城关隘在危难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反之，北方政权若要兴师南下，一统中国，多数由蜀道进攻，占据巴蜀，然后顺江而下。元代以前蜀地北上的金牛道为进出盆地的第一大道，这从广元和重庆两地的“朝天（朝觐天子）”的得名先后也可以得到一个旁证。唐宋时期以金牛道为代表的川北诸道是联系中国政治核心区关中平原最重要的通道，西川奏章一般都取金牛道传递到关中长安。宋代金牛道也是“岁贡纲运，使命商旅，昼夜相继，庐舍骈接”，一派繁忙景象。到了元明清时期，金牛道仍是出入蜀地最重要的通道之一，有“北路”之称，号“最为繁重”。这样一条重要的道路，其间发生的征战故事、文人诗话数不胜数。五丁筑路、刘邦兴汉、三国纷争、唐皇逃蜀，除了出征的将士官兵，频繁奔走在这条官道上的，还有无数的商人征夫、文人墨客。从汉代两司马到骑驴入剑门的陆游，从李白、杜甫到花蕊夫人，多少豪士侠客、诗人美眷从远方长途奔徙而来，或是即将踏上艰险的蜀道离去。天回山脚下的天回镇，仿佛第一眼和最后一瞥的成都，见证着无数悲欣交集的人生和历代兴亡成败。没有蜀道就没有天府之国，反之，没有天府之国，也就没有蜀道的发展。封闭的地形却孕育出了开放包容的文化，这是蜀人的智慧，这条突围与融合之路的历史意义永远地留在蜀人的文化记忆之中。
页面更新：2024-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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