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级文化史：崇首观念与落头传奇

朝歌黄钺

前11世纪某年，周历二月的一天，殷都朝歌鹿台燃起大火，它的主人，一位“材力过人，手格猛兽”（《史记·殷本纪》）的帝王告别一双艳姬，用玉片把自己全身包裹起来，自焚而死。城外，一场改朝换代的决定性战役刚草草结束，他的军队临阵倒戈，商朝灭亡。

火被占领军扑灭。商朝末代君主纣王辛受那烧得半焦的身体，从天智玉琰的包裹中解出来，和他那两个已经上吊自尽的妃子——传说中的九尾狐狸精苏妲己和玉石琵琶精王贵人搁一块儿，等待处置。

周武王姬发在周公旦、毕公、散宜生、太颠、闳夭、姜尚等一干文臣武将的护卫下来到鹿台，这位胜利之王亲自上场，操弓仗钺，先朝尸体射上数箭，然后用金黄大钺砍下纣王辛受的头颅，再由姜尚换上玄黑小钺，砍下两妃首级。

三颗首级被高高吊起，悬挂在一大一小两面飘扬的白旗上。

钺为何物？

钺是由原始人的劳动工具石斧改良而来的兵器，后来慢慢脱离实战功能，演变为类似权杖的礼器，而兼具刑罚功能。这种情形，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发生，“它的持有者，可能是军事首领或专司祭祀的巫师，为高踞于一般氏族成员之上的具有权威的领袖人物”。有研究者认为，“王”的字形，即得之于钺。

当日周武王在牧野大战的誓师会上，即“左杖黄钺，右秉白旄”（《史记·周本纪》），发布总动员，攻入朝歌后，又仗双钺斩首悬旗。这一黄一黑大小两钺所凝聚的权威和力量，可想而知。这对钺上，想应铸刻着特殊图案，其中若无兽首，或有人头。

凭什么这样推测？考古为证。

距今约四千年的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反山墓地，曾出土五件精美玉钺。其中M12青玉钺，不仅配有白玉冠饰和端饰，在玉钺弧刃上角，更有线雕的兽面佩冠神人头像，学界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这个头像可能是良渚文化的“神徽”。类似的神人头像，同样大量出现在良渚文化其他宗教礼制玉器上，如琮，并有可能是商周青铜器饕餮纹的原型。

出土于商王武丁那位能征善战的妻子妇好大墓的另一件大铜钺中部横面也雕刻有人头，但这个人头上不戴帽，下无脖根，是个“一丝不挂”的裸头，更骇人的是人头两侧各有一虎张开大口做扑咬之势，这组恐怖图案因此被命名为“乳虎夹噬人首”。类似的图案，在商周时期的青铜礼器和兵器上多处出现，如司母戊大方鼎鼎耳上有双虎噬一人头的纹饰；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藏有一件商代大刀，刀背上铸的图案是虎张口咬人头部；载于《支那古玉图录》的虎食人头纹玉刀上，刻有猛虎正欲食一人头的纹饰。持谨慎态度的学者，将此类纹饰归为“人兽母题”。

这类图案尤其是妇好大铜钺上的“乳虎夹噬人首”图实质上表现的是什么，一直引人关注，颇有争议。张光直先生提出了一个富有启发性的解释，谓老虎乃巫师通天地的动物助手，该图所表达的可能是老虎张开大口，嘘气成风，帮助巫师上宾于天。其实“上宾于天”与“虎噬人首”并不矛盾，把人吃掉或杀死也未尝不可以成为宾天的一种方式，郭静云先生认为殷墟大量采用斩首杀人的祭礼方式，而神兽噬人的造型，正好“反映出殷商文明乃是以斩首方式献人为祭”。他认为，“古代献给神的人牲，可能具有巫师的身份”，或发祥于阿尔泰的乌德穆尔人，“在他们的祈祷中，也提及噬食人头的形象……不同族群的萨满教都可能会有人牲斩首祭礼，以及野兽噬头的造型传统”。如此说来，斩首的利刃乃如猛虎牙齿，把巫师或人牲的精魂叼上天去。

“人兽母题”妇好青铜钺，商代晚期

上宾于天大不易，我们且让老虎帮帮忙，上溯到更久远的旧石器时代，去寻觅“人猿相揖别”时代的人头消息。

半坡“童画”

中国考古发现的最早巫术遗迹，是在山顶洞人遗址的下室，有三具完整的人头骨和一些躯干骨，在这些头骨上面和周围，撒有很多赤铁矿粉末。山顶洞人崇拜血液，崇尚红色，因此他们用赤铁矿对死者实施魔法，即所谓“流血出魂”。在这里，人头骨显然已是主角。

这种形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血液崇拜和尚赤观念——应该加上“崇首观念”或曰“人头崇拜”——在丧葬习俗中有更明显的反映。仰韶文化遗址多次发现当时人使用涂朱术的痕迹，涂朱的部分多是人头骨。例如，华县元君庙墓地中的一具头骨，前额染有红色。洛阳王湾第一期文化层中发现的二十五座土坑墓里，人头骨涂朱现象更普遍。辽宁朝阳出土的红山文化泥塑女神头像，也通体朱红。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红衣黑彩人面鱼纹细泥红陶盆的底地，疑为烧制后专门涂上红色赭石颜料，应该出于同样的原因。

这让我们联想到上节讨论的血饮人头器：殷红总与骷髅同在。

若用另一种目光审视半坡陶盆上的人面鱼纹画，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可谓中华古文明遗存中迄今发现最早、最美的“童画”！

人面鱼纹彩陶盆，仰韶文化 陕西西安半坡出土

人面鱼纹彩陶盆所属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年代约在前5000—前4500年，属新石器时代。盆一般为盛水、盛食之器，这个盆上画着鱼和鱼状物，是不是那时半坡氏族的人天天用这种陶盆来吃鱼，甚至拿它到河汊里舀鱼呢？否！此盆造型甚大，口径44厘米，高19.3厘米，若是家庭日用品，其人体型必巨，而半坡人并非巨人。盆的质料是经多次淘洗的细泥，以800℃~900℃的氧化焰烧成陶后，再用黑色颜料涂绘图案。

陶面之红彩尤不简单，许进雄先生特别指出：从图版看，这层红色底地像是烧成后再涂上的，没有经过火的烧结，若用来装水盛食，易致溶化。涂料的红色，可能是含氧化铁的赭石。赭石在上古是珍贵矿石，刚说了，从山顶洞人开始，就被用来磨成粉，撒在尸骨四周，代表“流血出魂”的葬仪。仰韶文化中红色彩陶所占比例很小，但类似图案的陶盆在半坡类型遗址中却已发现十余只，说明此类陶盆是有特殊用途的贵重器物。那么，它到底是哪门“神器”呢？原来，此盆出土时覆盖在一只陶制瓮棺上，棺内装着一位只有三四岁的女性幼童的骨骼，中国国家历史博物馆的展牌交代得很清楚：

仰韶文化先民用瓮棺埋葬夭折的儿童，以陶盆作为棺盖。

这让我恍然大悟：难怪陶盆上的人面极像酣睡的小孩！你看那圆圆的脸，那额上一高一低两半圆，不就是女孩儿可爱的发绺么？也许小宝贝刚大饕了一餐母亲从河里抓来的美味鱼儿，吃不完的，妈妈还给她摆在枕边耳际，而鱼儿却从她梦中游出来，飞起来。人面头顶所画的带细毛的三角形线条和嘴巴两侧带细毛的不对称的菱形线条，都像极了鱼的身体。现在，小宝贝满足地进入梦乡，梦到鱼儿鼓起翅膀，带着她飞啊飞，飞着飞着，快乐的灵魂就脱离身体，宾入云天……

这不是最美“童画”吗？

新石器时代人的平均寿命不超过三十岁，孩子夭折更多，失子之痛，该是那时许多母亲共同的经历和体验。半坡人当然没有幼儿园，也不会有儿童乐园、卡通天地，但自发的宗教感情与物我混同的原始思维，却是文明人再也回不去的天真世界。在“流血出魂”的葬仪中，在半坡母亲及部落其他亲属的想象中，人的头部——夭折的孩子可爱的小脑袋，当为其精魂所居。精魂不死，鱼在这儿，或许真能成为带着孩子灵魂上宾于天的动物助手。仅画出孩子的头，从一个侧面说明仰韶人认为人的精魂凝聚于头部，或头部足为生命元气的象征，只要让头颅飞，目的即已达到，鱼助手们就算圆满完成任务。补充一点，半坡是母系氏族社会，继承经由女性。由于这种葬具在当时很珍贵，并不是每个失子的母亲都能用这种方式表达哀思，帮孩子“流血出魂”，上宾于天。按许进雄先生的推论，这个只有几岁的女孩享受这么高级的葬具，可能不只因其母亲地位高，她本身在继承序列中也该拥有极高社会地位。

“史前至商周时期的考古遗存中，我们经常可以见到远古先民对于人头骨特殊的处理方式。我们把对人头骨这种独特的处理现象谓之人头崇拜。自古以来，我们的先民就对人类自己的头颅有着极其深厚的理念与独特的处理方式。”如上所述，丰富的考古发现，指示着崇首观念——人头崇拜于华夏文化初期即孕育萌芽而不断发展的草蛇灰线。除上节所列几处发现人头骨和经加工的人头器的文化遗存外，从山顶洞人撒着铁矿粉的人头骨，经新石器时代中期黄河上游仰韶文化墓葬中相关遗存如人面鱼纹彩陶盆、人头形彩绘陶瓶、内蒙古赵宝沟文化的陶塑人面、兼有新石器与细石器文化特点的红山文化泥塑女神头像、山东龙山文化玉圭上的人面纹样，到长江流域崧泽文化遗存中出土的人头造像陶器、新石器时代晚期良渚文化礼仪玉器上的人面祖神像等，崇首观念一路隐伏蜿蜒。正因此，有考古学家指出：“人头造型普遍流行于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

陶塑人面、陶质刻画人面，赵宝沟文化 内蒙古敖汉旗赵宝沟出土

在以三星堆文化为代表的巴蜀古文化中，“崇首观念”有爆发性的表现。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坑中发掘出土商周文明所未见的大量青铜面具、青铜人首和金面罩等，其青铜纵目面具更称国宝。这些青铜面具与人首有个共同特点，就是造型夸张且多数体积长大，明显不是实用器物或普通艺术品，而应为祭祀巫术活动的特殊用具。换言之，在巴蜀古文明中，人首而非兽面或其他人兽莫辨的头面，明显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可能非常神圣。

三星堆文明几乎与夏商文化产生于同一时期甚至更早，是在中国西南巴蜀地区基本独立发展起来的另一个成熟的文化中心，其源流与演变至今为谜。当人兽难辨的饕餮纹充斥于北方商周王朝的青铜器上时，人首面具却在中国西南大行其道，一枝独秀。它与半坡的人面彩陶盆和良渚的人面祖神像是否存在渊源，与商文化又有什么联系，这不免要引发猜测与追寻。近年在湖北叶家山西周曾国早期大型墓葬群中意外发掘出一个双面人头像，巨目半纵半横，颇类三星神人像，而头部有角，鼻有纹如虎，口大如兽，活脱脱就是后世史传惯常描写的帝王形象的原型，如《北史·隋本纪》如此为隋文帝杨坚画像：

头上出角，遍体起鳞，……龙颔，额上有五柱入顶，目光外射。

叶家山文化位于江汉地区，正是中原与巴蜀的中间地带，这个双面人首青铜像的发现，也许透露了两者之间存在某种联系。

而在越过中原文化中心区域的更远的北方，即发现红山文化泥塑女神头像的辽宁朝阳地区，在初唐、盛唐年间墓葬中也发现有人首兽身俑、人首蛇身俑、人首鱼身俑等一批神煞俑，且均为双首。考古研究表明，这种以人首兽身俑随葬的风俗，曾在初唐至盛唐期间流行于该区域，并对周边地区产生一定影响。在南方，近年也曾出土大批五代时期人首鱼身俑、人首蛇身俑或双首兽身俑等类似陶、木俑，此或可谓红山女神头像的隔世回响。

头骨中的弹丸

在文明渐臻尤其是进入阶级社会的商周时代，半坡人面彩陶盆上那“沙暖一双鱼”的“童画”已不可复见，取代它的，早已是斩首礼上献首供祭的一排排人头。

人体牺牲，即把活人杀死向神灵献祭，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远古野蛮社会，且居多用人头献祭，中国佤族、高山族、壮族、越族等民族的神话传说、史诗和考古发掘，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和证据。这种野蛮习俗，在文明社会仍有不同程度地保留、延续，或者升级转型。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仍有些族群举行人牲斩首祭礼。“在殷商之前，新石器、青铜时期的长江遗址中，已发现将人牲斩首祭祀的传统。最早去躯人头骨的埋葬地发现在长江中下游汤家岗文化高庙祭祀的遗址中，几具男性头骨与鹿角和野猪下额骨合葬在祭祀坑中，年代测试在距今7000—6000年间。”到殷墟时期，殉葬人与人骨祭祀坑非常普遍，骨架数量也很大，而且有专门的人头祭祀坑，这是在殷商之前的遗址未曾发现的。郭静云认为殷商大量采用斩首杀人的祭礼方式，已经建立并实施完整、有系统的人牲斩首礼。

商代前期带锯痕人头盖骨 郑州商城遗址出土

那么，在盛行斩首礼的商、周时期，如何将人牲或俘虏的首级砍下来呢？郝本性总结出几种主要的办法：“一种为断首的伐，即以戈击头，杀人以祭。伐祭的牺牲多用羌人，甲骨文中常见‘伐羌’。一种为以钺刑人……这是商代五刑中最重要的一种刑法。一种为凿颠，颠即天，为人的头顶部分。”“还有一种处死人牲的办法，称为弹。……濮阳西水坡春秋排葬墓中发现有些阵亡战士头上中弹丸而死，弹丸仍在头骨中。而在商代杀戮俘虏的办法有15种之多，其中有弹。”

以“伐羌”也即“用羌”为例，殷商之时，中国西北大约在今天青海、陕西、甘肃之间，活跃着部族众多的羌人，殷商与羌族经常发生战争，甲骨卜辞多次记载出征俘获羌人并将其斩首献祭之事。胡厚宣先生更根据现存甲骨卜辞，专门对从盘庚迁殷至帝辛之国共273年的商朝昌盛时期“用羌”情况进行统计，得出结论：有列明数目的羌人“人牲”累计多达14197人，此外尚有1145条卜辞，未记具体人数。“用羌”之法，主要是“伐祭”，甲骨文、金文字形中，“伐”正象以戈砍头之形。考古也为此提供了相应证据，如在安阳北岗的王陵区内，已发掘出排葬坑二百余个，每个坑内埋人骨八至十具，死者多数无头仅有躯体，有的可以明显看出人头是从颈部砍断的。据统计，这200多个排葬坑内，掩埋的人骨达1330多架，这些死者都是在商王为祭祀祖先而举行的斩首礼中被杀的。周武王灭商后，也在周京举办大规模献俘祭庙活动。顾颉刚注《逸周书·世俘解》谓：“杀人以祭，本商、周间通常事。”

那些被砍下的人头献祭后都到哪儿去了呢？有学者结合人头崇拜的现象研究过这个问题，指出“先民对人头骨的处理方式呈现了多样化和普遍化的特点”，“史前到商周时期，我们经常在考古遗存中见到这种对人头骨特殊的处理方式，比如发现用人头骨来奠基，或将人头骨弃置于灰坑和墓葬中，或累叠在壕沟中，或悬挂在屋檐上，或在精心堆置的石头圈中间放置一颗骷髅头，等等”，并举了大量考古发现的实例。2012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省神木县的石峁遗址考古过程中，发掘出一个面积很大的史前城址，该遗址是中国北方地区4000年前一个超大型的中心聚落。特别有意思的是石峁遗址内还出土了两处人头骨堆积、多件玉器等。这批骷髅，可能与郑州商城遗址发现的上百个人头骨一样，是被砍下来献祭的人牲头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