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奔赴大海的前一刻，深陷重围的陆秀夫，回头最后遥望了一眼北方。

白云苍狗、屡变星霜，四十四岁的南宋丞相，不觉已是两鬓斑白，瘦弱的双肩似乎承载了太多家国重担，身形也微微有些佝偻。

目光穿过浓烈的硝烟和成片的火海，夜色笼罩的大地，依稀还能看到几座远山勾勒出的淡淡轮廓，穹顶星空之下旷野一片苍茫。

关于赵宋王朝的所有时间，最终都停在了公元1279年三月十九日的崖山。两大帝国最后的海上决战，南宋全军覆没，丞相陆秀夫背负少帝赵昺投海自尽，而其身后，跟随大军一路颠沛流离至此的十万民众，毅然跳海殉国。

国破山河在，只是这片苍茫大地，已不属于汉室江山，而大宋三百年的绝代风华，在这个夜晚之后，也永远成为了过去……

一片降幡出临安

公元1273年，虽然离南宋的最终灭亡还有好几年的时间，但其亡国之相已经呈现出难以逆转的趋势。

当年年初，望眼欲穿却苦侯援军不至的吕文焕，在绝望中开城向元军投降，对峙六载，决定家国命运的襄阳保卫战，以南宋的全面失败而惨淡收场。

但屋漏偏逢连夜雨，山河巨变前夕，三十五岁的宋度宗又于1274年8月龙驭宾天，将赵宋王朝偌大的烂摊子，留给了临安城中老迈的太皇太后谢道清和年仅四岁的继任者宋恭宗赵㬎。

襄阳易手，南宋已然元气大伤，但这只是其漫长噩梦的开端。襄阳之后，蒙军浮汉入江，水陆并举直扑长江下游，而鄂州、江州、安庆等沿江重镇皆是望风而降。

安庆东进，便是建康（南京），被蒙古人逼到悬崖边缘的南宋，已无退路可言只能拼死一搏，派出能够力挽狂澜的最后救星——曾经在鄂州之战中击败忽必烈的权相贾似道，领兵十三万西出池州迎敌，结果丁家洲一战，遭遇惨败，南宋最后的家底也全部赔光。

1275年的这场江上对决，南宋官方成建制的武装力量损失殆尽，消息传回京师，临安城中手足无措的太皇太后谢道清，只能传诏天下兵马入京勤王。

但很快残酷的现实便让她震惊不已，帝国分崩离析在即，那些手握重兵的将领，不是明哲保身、便是暗中通敌，要么就保持观望、驻足不前。

而依然拥有半壁江山的南宋王朝，此时愿意应诏起兵、共赴国难的居然只有文天祥、张世杰两人，勤王部队的数量，合计也不过三万人。

败仗依旧不止，投降还在继续，而蒙古铁骑攻破建康，已剑指临安。岁聿云暮，南宋京城内一片凄风冷雨，悲观绝望的气氛完全笼罩了整个朝廷。

而更加不幸的是，大敌当前，宋廷内部非但没有同仇敌忾稳定局势，反而一直处于某种不和谐的状态。

首先是左丞相王爚与参知政事陈宜中因权力斗争闹得不可开交，太皇太后不得不亲自出面调停，最终王爚官升一级成为平章军国重事，权力却被架空，而陈宜中升任左丞相，开始主政临安。

但奉命勤王的文天祥，却没有得到陈宜中的重视与信任，值此十万火急之际，却只能待在临安城中终日无所事事。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惶惶不可终日的朝中大臣开始集体逃亡。主持朝政大局并负责与蒙古和谈的陈宜中，在谈判前夕逃之夭夭，而在此之前，右丞相留梦炎更是早已不知所踪。

此后，文天祥临危受命成为右丞相，但又因为在死守临安还是退保江南的战略方向上，与同样领兵入京的张世杰产生分歧，而张世杰又对朝廷乞和投降的态度心怀不满，在城破前夕，率军由海路南下，离开临安。

作为帝国的实际掌权者，六十多岁的太皇太后此刻除了老泪纵横，哪还有什么起死回生的办法？

关键时刻，除了尽量放低身段向元朝求和，为了延续王朝最后的“火种”，谢道清接受了文天祥的建议，将度宗的另外两个儿子，赵昰封为益王，赵昺封为广王，在杭州即将沦陷之前，由陆秀夫保护着二位年少的王爷，匆匆离京南下。

1276年二月初五，元军终于兵临城下，宋恭帝手捧传国玉玺和降表，率百官出城请降。

三月，元军满载着南宋的户口籍册、册宝仪仗、车辂辇乘、礼乐祭器、图书珍玩等器物，押解着南宋恭帝、两宫后妃、皇室宗亲、勋贵重臣、太学生等数千人浩浩荡荡北上元大都。

至此，建炎南渡后偏安江南近一百五十年的南宋，作为政治实体实际上已经宣告灭亡。

南逃路上纷争不休

恭帝被俘北上之时，先行离京的赵昰、赵昺和一众护卫亲随，也开始了颠沛流离的南下逃亡之路。

一行人经婺州（今浙江金华）、温州辗转来到福州，此前在临安不辞而别的陈宜中和领兵愤而出走的张世杰闻讯后相继赶来汇合。

五月间得知临安失守、恭帝出降的消息，众人便拥立赵昰于福州登基，改元景炎。

此时的流亡小朝廷，朝政和军事方面，主要依靠的是陈宜中和张世杰的组合。

陈宜中虽然有在临安陷落前出逃的污点，但好在此人并未变节投敌，又是曾经南宋的左丞相，位高权重具备强大的号召力。

而张世杰在保卫临安的过程中虽然经历了几次大败，但是还掌握着一定兵力，且他的忠心也是经过了时间的考验。

端宗赵昰继位后，任命陈宜中为左丞相兼都督，张世杰为枢密副使，陆秀夫任签书枢密院事。一时之间，各路抗元兵马转战于闽、赣、粤各地约一年之久，抗元救国形势大好、声势复振。

然而，在福州政权建立之初，臣僚之间尚能同心协力以国事为重，但好景不长，局势稍安之后，内斗便接踵而来。

起初是外戚杨亮节以国舅自傲，“居中秉权”；张世杰又与陈宜中议论不合。

而陆秀夫更是有志难伸，处处受到陈宜中的掣肘和压制，陈甚至授意御史言官暗中弹劾，导致陆秀夫被贬谪潮州八个月，后来还是在张世杰的一再坚持下，才被陈宜中勉强召回朝廷。

最令人痛心疾首的是，右丞相文天祥因在临安主持和议被囚禁于元营，此后在镇江侥幸脱困，但历经艰险抵达福州后，又受到了陈宜中的排挤，只得黯然离开。

此后忠心耿耿的文天祥转战江西、福建等地，最终不幸于1278年底在广东海丰被元军俘虏，囚禁五年之后在燕京从容就义。

大厦将倾天子亡

从开封到临安，从临安再到更南的福州，两宋朝堂之上，士大夫们延续三百余年的内讧党争始终没有消失，反而在战火之中愈演愈烈。

北方蒙古的强势崛起和自身武力的孱弱不堪，固然是南宋走向末路的根源所在，但这种基因里的劣根性，又何尝不是造成悲剧的重要原因？

文天祥离开后，流亡小朝廷在元军的追击下继续仓皇奔逃。

先是登船出海抵达泉州，而后又一路逃亡，途径潮州、惠州，再到广州，元军一路追击，南宋是屡战屡败。

在此期间，本就意志不坚，且有逃跑前科的首相陈宜中，在提议流亡越南而无人响应后，再次选择溜之大吉。

景炎三年（1278）三月，经历了百余日海上颠簸的小朝廷，终于找到了一个有暇喘息的落脚点——井澳（今中山市南海中）。

然而，厄运再次降临，在一场突如其来的飓风中，庞大的南宋船队被吹得七零八落，将近半数的船舶就此翻覆，连宋端宗赵昰也不幸落水，虽被将士拼死救起，却也因此落下了病根。

年仅九岁的端宗，南逃以来一路舟车劳顿、受尽颠簸，又在飓风中连惊带吓染上重病，最终于1278年四月病死在碙洲(今江门新会)荒岛之上。

大厦将倾之际，国君又意外亡故，实在是不祥之兆，本已心惊肉跳的南逃将士，意志更加涣散，关键时刻，陆秀夫再次站了出来，并向众人高呼：“度宗皇帝有一子尚在，将置其何地。古人有以一旅以成中兴者，今百官有司皆备，士卒数万，天若未欲绝宋，此岂不可立国？！”

能一路追随流亡朝廷直至现在的南宋将士，都是难忘故国、绝不屈膝异族的忠勇刚烈之辈，谁又愿意坐视故国沉沦灭亡，成为亡国之人呢？

陆秀夫的话，再次唤醒了众人心底的忠义之气，在危难之际凝聚了人心士气，稳定住了岌岌可危的局面。

端宗之后，众人再立赵昺为帝，是为宋末帝，改元祥兴。由张世杰任枢密使主管军事，陆秀夫任首相，主理朝政。

下一个目标，崖山！

此时除了数座孤悬海外的岛屿和广东沿海的个别地方，整个北方故土，几乎都已是蒙古人的天下，摆在南宋流亡朝廷面前的，也只剩三个选择：

一是直接出海，逃往越南南方，此前不辞而别的陈宜中，便是走了这条路线，此后再也没有回来；

二是跨越海峡直至海南岛，但此时末帝身边的南宋军民尚有二十余万，而当时的海南岛又极其荒凉偏僻，大军逃亡至此，无异于坐以待毙；

三是在广东沿海继续流亡，与敌周旋并伺机反攻，张世杰最终选择了这条路。

在雷州遭遇惨败之后，张世杰决定率众继续向南，且行且战之间，大部队已临近东亚大陆的最南端——崖山。

崖山位于今天广州正南八十到一百公里的一个海湾中，周围密密麻麻地分布着许多岛屿。

银州湖水由此处出海，海面上东有崖山，西有汤瓶山，两山环抱，延伸入海，阔仅里许，故也称之为“崖门”。

崖山周围潮汐湍急，舟行艰难，而崖门之内却是天然的避风良港，潮起，则可乘潮出战；潮落，又可据险而守。从地势上看，绝对是一处可据险固守的天然堡垒和战略要地，因此崖山也成为了流亡的南宋小朝廷相对理想的长期据点。

船队靠岸后，张世杰立即派人以最快的速度进山伐木，在岛上造行宫三十间，建军营三千座，以供君臣、将校栖身之用。

余下的二十万士卒、民众和随军眷属，则被安置于船上生活。为了迎接意料中即将到来的殊死搏斗，张世杰又令随军匠人赶造舰船、兵器。

在崖山期间，陆秀夫虽然内调工役，外筹军旅，任务繁重，但即便如此，他也仍不忘按时给小皇帝赵昺授课。

在他心中，救亡图存、收复河山固然重要，但文化的延续更代表着汉民族精神的传承，如果文化因战乱而中断，那么南宋也就在真正意义上消亡了。

元至元十六年、南宋祥兴二年（1279）正月，张弘范率舟师抵达崖山，两宋历史上最惨烈悲壮、恢宏激越的一战，即将在此上演。

南宋最后的夜晚

元军远道而来，而宋军却是以逸待劳，还占据着崖门天险，生死存亡之际，众将士自然是放手一搏，此时天时地利人和似乎都在南宋一边。

更何况崖门之内，张世杰坐拥战船近千艘，兵力更是高达二十万以上，而元军的整体实力，水陆两军相加也不过三万左右，战船大约四百余艘。

两相对比之下，南宋的优势可以说是压倒性的，几乎找不到任何失败的理由，而如果能守住崖山，甚至抓住机会大获全胜，那么便可借此在南方立足，再凭借两广一隅之地与蒙古继续周旋，也不是没有可能。

此时，下属一再向张世杰进言，告知元军已用战船堵塞海口，不如尽早突围，另择途径登陆，到时即使不胜，也有回旋余地，尚可引兵西走。

但也许是因为此战必胜的心理暗示，也许是早已厌倦了提心吊胆、暗无天日的逃亡生活，张世杰选择了破釜沉舟，他要在崖山，光明正大的和蒙古人来一场生死对决。

然而，数字的对比和纸面实力的分析，对于实际的战争进程没有任何的指导意义。

而一个必须承认的事实是，“宋末三杰”的爱国之心毋庸置疑，危难之际所展现的气节品格更是垂范后世，但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三人在军事方面的能力却并不出众。

文天祥和陆秀夫是理宗宝祐四年的同榜进士，身为文官，二人在此之前便极少参与战事，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验更是无从谈起。

而作为三人中唯一的武将，张世杰也远非岳飞、孟珙这样力挽狂澜的统帅，其个人的指挥能力实在无法担负起崖山这样关系王朝生死存亡的重任。

面对汹涌而来的元军，张世杰先是下令焚烧岸上行宫军屋，全部人马弃岸登舟，然后依山面海，将所有战船用粗大绳缆连接成一字长蛇阵。

为了防范火攻，他让士兵们挖了海量的烂泥上船，厚厚地涂抹在船身外侧，再用长木杆做阻挡，防止敌船来撞，还在船上提前预备了足够半年的粮食。

又在四周高筑楼橱，宛如城堞，将幼帝赵昺的座船置于中间，昭示此间将士与舰船共存亡，与元军决生死。

做好这一切，看似已万无一失，然而事实却证明，这是张世杰在崖山海战中犯的第一个战略性错误。

因为放弃了岸上据点，元军第一时间便出兵抢占了崖门，不仅彻底阻隔了宋军重回陆地的可能，更切断了船队淡水供应的通道。

光有粮食而无法解决饮水问题，仅仅半旬过后，问题便出现了，史载“兵茹干粮十余日，渴甚，下掬海水饮之，海咸，饮即呕泄，兵大困”。

蒙古人的火攻虽然短时间内无法奏效，但此时元军李恒部从广州赶至增援，已堵住了崖山北部海面的出口，而张弘范则增派舟师，控制住了南面海口。

而南宋这边，千余艘战船捆绑在一起，看似形成了一座不动如山的巨大水上城堡，但实际上并不具备任何的攻击力。

1279年二月初六，这一日乌云密布，海浪汹涌，在历经三次劝降，均被张世杰严词拒绝后，蒙古人的总攻开始了。

元军水师兵分三路，东面在崖山上架设巨炮轰击，而南、北两面则由舰船从水路对宋军船城发起夹攻。

张世杰率众力战，从黎明时分直到黄昏降临，历经涨潮、退潮两个时段，士兵和船阵先后崩溃。关键时刻，船队中突然有一艘战船的桅顶绳断旗落，顷刻之间，许多舰船的樯旗也随之纷纷降落。

张世杰见旗倒兵散，大势已去，连忙调集亲兵砍断船缆，准备轻装冲开血路，杀出重围，只是海面已一片混乱，张世杰遥望幼帝御舰陷入重围，却无法接近，只得命轻舟驶入接赵昺突围。

但战火纷飞之中，陆秀夫疑心有诈，不敢将幼帝交出，接应者无奈，只好退走。而远处停在外围的张世杰，也只得率领十余艘战船，顺着退潮的海水扬帆远逃。

余晖散尽，暮色四合，陆秀夫举目四周，御舰被孤零零地困于战场中央，眼见今日已是无法逃脱。

南宋丞相于是盛装朝服，催促自己妻儿投海，继而又郑重其事地对幼帝赵昺说道：“国事至今一败涂地，陛下当为国而死，万勿重蹈德祐皇帝（宋恭帝）的覆辙。

随后便背负起年仅八岁的南宋末帝，走向舷边，纵身一跃投入茫茫大海。

崖山之役，南宋全军覆灭。至此，国祚三百一十九年的赵宋王朝，成为历史。

次日凌晨，硝烟散尽，“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南宋平民或者随军眷属，在陆秀夫毅然赴死之后，十余万人也跟随着他义无反顾的跳海殉国。

在国破家亡之际，这些人和陆秀夫一样选择了决绝，选择了气节，选择了用慷慨赴死来表达对外族入侵的愤恨，选择了用玉石俱焚来祭奠汉民族最后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