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全国之财力，南宋为何还是守不住襄阳

早在蒙古围困襄樊之初，南宋守将的昧于形势就显露无遗。曾于四川战场与蒙军激战多时，并在鄂州保卫战中重创忽必烈的时任京湖主帅吕文德，凭借多年的抗战经验本应对蒙古的进军动向有所察觉。

然而，狂妄自大的吕文德不仅被蒙古诱骗，致使蒙军成功将据点打入襄樊周围，更当襄阳守将吕文焕觉察到蒙军意图向其求援之时，仍自负地认为荆襄局势一切尽在掌握，吕文焕不应危言耸听动摇军心，因而向其训斥道：

“汝妄言邀功，设有之，亦假城耳。襄樊城池坚深，兵储支十年···果整妄作，春水下，吾往取之。比至，恐遁去耳。”

等到蒙军又于白鹤城继续增筑堡垒，攻灭襄樊之企图已昭然若揭之时，恍然大悟的吕文德这才感到局势危急，在不断发出“误朝廷者，我也”的感叹中惊惧而亡。

由于荆襄守将的拙于应变，使得襄樊在抵御蒙军进犯之时便丧失主动。而将帅之间的积怨甚深，则对宋军一系列的支持作战造成了极大损害。

高达与吕文德，原本同为活跃于前线的抗蒙名将。但由于对贾似道擅权弄国诸多行径的不满，高达并未如吕文德为首的吕氏诸将一般，投奔于贾氏门下。

高达的“桀骜不驯”，令贾似道深感不满，遂令吕文德罗织罪名以攻之。在贾似道的不断排挤下，高达虽侥幸免死，但已无法获得重用，而吕氏集团却因善于攀附而飞黄腾达。

因此，当咸淳五年京湖都统张世杰救援襄樊而被蒙古击败之后，鉴于襄阳收复以来高达镇守多年，熟知周边战守利弊，多数朝臣建议由高达率军援襄之时，贾似道基于个人恩怨说道：“吾用达，如吕氏何？”

对启用高达的动议表示了明确拒绝。而当镇守襄阳的吕文焕听说朝廷以高达来援的消息后，也甚为不满，遂用下三滥的手段，将俘获蒙军逻兵数人的行动谎称大捷上报，置襄阳安危于不顾，极力阻止了朝廷选用高达的计划。

咸淳六年（1270）初，朝廷以李庭芝为京湖制置大使，代替不久前病故的吕文德主持荆襄战区防务。为便于前线调度，度宗又以御笔督京湖制司前移至郢州，同时令范文虎携重兵控扼郢州周边要害去处。

本应和衷共济，共赴时艰的李、范二人，同样因为关系不协而屡误战机。统帅近卫亲军，以殿帅自居的范文虎，对于朝廷以李庭芝执掌京湖帅印的命令并不配合，以贾似道之婿的特殊关系而向其挑唆道：

“吾将兵数万入襄阳，一战可平。但无使听命于京阃，事成则功归恩相矣。

当李庭芝每每促其进兵时，范文虎便以所统之兵归朝廷遥制而使命未至为由加以推脱，导致李庭芝的指挥工作倍感掣肘。咸淳七年（1271）夏，时值汉水暴涨，蒙军由于沿江堡寨多受冲击，围困襄樊之攻势一时有所减弱。京湖制置司抓住这一有利战机，急命夏贵、呼延德携盐粮、布帛等守军急需物资赶赴襄阳。

在李庭芝的一再要求下，范文虎也在万般不愿下率一军前去支援。然而，勇于内斗的范文虎却怯于外战，当行至襄阳外围的鹿门山时，便不战先溜，致使陷入蒙军包围的其他宋军相继崩溃，襄阳形势也因援绝而再度陷入危机。

针对蒙军的围困作战，宋廷动员了大量兵马钱粮调往前线，试图缓解日益危急的襄樊局势。虽然依靠老将夏贵、义军首领张顺、张贵等少数将领的奋勇作战，曾几次对襄樊进行了成功支援。

但由于将帅之间龃龉不断以及墨守消极防御理念，致使宋军在反包围作战时不能发挥最强战力，在蒙军依托险要堡垒和日臻强盛水师严阵以待之下，驰援襄樊之行动以失败告终。几次成功的支援，也因整体救援的不利而失去战略价值，仅起到了精神上鼓舞襄樊守军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除将帅之间的内耗之外，南宋最高统治者的短视也是造成襄樊局势不断恶化的原因之一。虽然朝廷通过不断地调兵遣将，甚至“竭天下财力”对荆襄战区进行支援，但由于诸将矛盾重重，彼此之间并不相服，始终无法形成合力共抗蒙古。因此，贾似道向度宗奏请，希望出镇荆襄，凭借自己的威势统领战局：

诸名将器略难齐，势不相下，仓卒谋帅，复难其人。兵权不可一日无所归，边务不可一毫有所误·臣非不知曩在兵间，备尝险阻，困瘁成疾，只谋谢事，宁堪自取颠覆。诚以难平者事，所徇者国，皆不知其他。

虽然基于一直以来的传统观念，祸国殃民的贾似道是断送南宋的罪魁祸首，但他在襄樊危急之时亲赴前线的果敢倡议，以及南宋朝中的绝对威望，确是挽救荆襄战场的最佳选择。然而，蒙古南下前夕继位的宋度宗，由于能力有限，不仅无法应对蒙军狂攻之下纷繁局势，对于一手将自己送上皇位的“恩相”贾似道，更是须臾不能离左右。

对于贾似道的接连上奏，度宗一再予以拒绝。即便是在贾似道以三月为期，苦苦哀求的情况下，度宗仍然以“机务之重，虽一日不可旷”的名义断然拒绝。度宗的一己之私，不仅造成襄樊前线缺少一锤定音的主将而陷入混乱，更由于他对战况的懵然无知，使得原本令襄樊尚有一线生机的牵制作战化为泡影。

反观蒙古为攻陷襄阳，已将全国之精锐尽集于襄汉。救援作战屡遭失败的宋军，事实上已无单纯依靠荆襄战区的反击粉碎蒙军进攻的可能。借助其他战区，对蒙古因支持荆襄而造成的两河、山东等守备空虚地区的奇袭作战，成为了化解襄樊僵局为数不多的选择。

为此，士人金履祥上“牵制捣虚”之策，“请以重兵由海道直趋燕、蓟，则襄樊之师将不攻而自解”。并将沿海所经之州郡详情一并献上。咸淳八年底，眼看襄樊即将不保，贾似道再次上奏度宗，希望通过开辟淮北战场以应对危局：

来年春夏之交，则调一大将统三万兵船，直捣颖、亳，又调一大将统二万兵，直捣山东。则襄围之贼，皆河南北、山东之人，必将自顾其父母妻子，相率离叛。如是则襄围不解，臣未之信。

贾、金二人的建议合情合理，虽然缺乏严密的计划，不一定能对荆襄局势有所缓解。但是在蒙古势如破竹的攻势之下，已不存在一个能够保障南宋国防的万全之策。任何一种可能扭转局面的合理判断，南宋统治者都应该仔细推敲，迅速做出判断。然而，懦弱无能的度宗依然以国事繁忙、离不开恩相为借口，果断拒绝了贾似道再次开拔前线的请求，对于人微言轻的金履祥，自然更是置之不理了。由于南宋君臣救援行动的一拖再拖，苦守待援的襄樊最终陷入了坐以待毙的境地。

襄阳亡而南宋亡

襄樊的再次陷落，给南宋带来了无可挽回的损失。虽然端平年间趁南宋军乱，蒙古也曾占领襄阳，一度威胁南宋政权。但幸亏有孟珙、李曾伯等人深谋远虑，力挽狂澜。不仅令襄阳失而复得，更使得饱受战火涂炭的荆襄战区得以重建，进而保障了南宋国防的全局安全。

自忽必烈即位以来，由于对宋政策的转变，蒙古屯重兵于京湖，荆襄战区成为了灭宋作战的重点战场。而此时襄樊的失陷，不仅使得蒙古在经过了近四十年后终于找到了直接威胁南宋的切入点，门户洞开的长江中游，也成为日渐强大的蒙古水师不久之后挥师东南的最佳路径。

宋军在对蒙作战中原本的水军优势和善于守城的特点，也被蒙军围困襄樊期间“围点打援”战术的成功实现，以及着力增强的水军建设所破解。

在从战略、战力上使蒙古对南宋实现全面压制的同时，襄樊的易主，对宋蒙双方的军民士气也造成了极大影响。攻克襄樊，大大激发了蒙古上下平灭南宋的欲望，不少大臣都在朝廷集议中表达了对南宋势在必得的信心。

作为南征主帅，在襄樊与南宋交战多年的阿术对于宋军逐渐衰退的情况可谓了然于胸，因而建议忽必烈对南宋乘胜追击：“久在行间，备见宋人兵弱于昔，削平之期，正在今日···释乱朝不取，臣恐后日又难于今日。

因朝野内外的一致支持，蒙古也在一年的部署修整后，于至元十一年（1274）再度南下伐宋。

因襄樊失陷，郢州便成为抵御蒙军南下的前哨阵地。为阻止蒙军沿汉水南下，郢州宋军将大量战船以铁索相连，横陈江上，并对险要各处皆尽布防。

正当蒙军因守军的严防死守无法从正面突破郢州防线而一筹莫展之时，熟悉荆襄地势的降将吕文焕侦知旁有一湖，可通往汉江下流，遂引导蒙军绕过郢州继续南进。在成功压制复州之后，蒙军再次陈兵江北，对鄂州形成威胁。

为了守住荆襄战区阻挡蒙军沿江东下的最后壁垒，南宋将沿江上下之兵力尽集于鄂州，并重点设防于长江一线，试图阻止蒙军渡江：以夏贵率淮西水军及战船万艘，驻防鄂州附近要害各处；朱禩孙以江陵之兵游击策应；王达领兵八千，负责江北要塞阳逻堡的防卫；王仪扼守汉阳，阻止蒙军由汉水入江。

面对宋军的严密守备，蒙军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以张弘范、阿里海牙等对阳逻堡、汉口等地发动持续进攻，等到宋军误以为蒙军将由此地强渡而集结重兵进行防守之时，再令阿术于上游沙芜口抢渡过江。

蒙军的成功渡江，不仅通过对沿江宋军形成包夹之势而使其防御无效化，更对守军之士气造成严重打击。在蒙军的强攻下，阳逻堡守将王达战死，王仪以汉阳降蒙。眼见势不可支，朱禩孙、夏贵分别向江陵、淮西逃窜，无险无兵可守的鄂州也随即投降。

鄂州的攻克，是蒙古自夺取襄樊以来最具战略价值的一场胜利，不仅切断了荆襄战区乃至长江上游与东南腹地之联系，更由于此战对荆襄兵力的扫荡，致使南宋“中流荡然全无备御”。通过对中路的成功压制，蒙古终于打通了由西面进入江南的道路。

在蒙军利用吕氏人脉兵不血刃占领蕲、黄、安庆等沿江要地，并经过丁家洲之战重创宋军，取得淮西地区主导权，最终对临安形成包围。

这个对战果对南宋来说简直是天崩地裂，意味着依托襄阳、鄂州、江陵为支点，以襄汉、长江为主线的荆襄防御体系的彻底崩溃。而对蒙古来说，荆襄地区的彻底平定，彻底瓦解了南宋借助四川、京湖残存力量对蒙军进行反击的可能，解除了蒙军进军临安的后顾之忧。因此，得知江陵平定，忽必烈兴奋地说道：

伯颜东兵，阿里海牙孤军戍鄂，朕尝深忧。或荆蜀连兵，顺流而东，人心未牢，必翻城为应，根本斯蹶。孰谓吾北庭人能覆全荆，江浙闻是，肝胆落矣，而吾东兵可无后虞！

作为荆襄战区门户的襄樊，对于长江中上游，乃至南宋整体国防的重要性毋庸赘言，作为宋蒙鏖战多年主要战场，襄樊的沦陷，犹如敲响了南宋覆灭的丧钟。

由于荆襄战区的全面平定，蒙军得以安全地由中游进入长江，并借助强大的水军对宋军实施反封锁。分散于两淮的宋军，因蒙军对长江的控制而无法支援江南。

坐困江南的守军，也在蒙军的蚕食下逐渐瓦解。因荆襄地区的丧失而对南宋国祚带来的严重威胁，南宋时人便已有清楚的认识。雪上加霜的是，一场焦山之战又全歼南宋水师，蒙古扫清了进军临安的最后障碍。

在伯颜等人的三路围攻下，险要尽失、兵力不及的南宋政权已回天乏力。德祐二年（1276）二月，随着太皇太后谢氏与恭帝的出降，立国一百五十年的南宋王朝也迎来了它的最后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