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为何迁徙13次？看看他们都干什么了，专家：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殷商历史上有一个显著现象就是其都邑频繁迁徙。对此‚汉人张衡在其《西京赋》中概括道“殷人屡迁‚前八而后五。”所谓“前八”指商汤建国前之八次迁徙‚属氏族部落之流动迁移“后五”指成汤建国后之五次迁徙‚属王都之迁徙。可以说‚终商一代商人迁徙达十三次之多。专家研究后表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对于商代都城“屡迁”的原因‚学术界曾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综合起来‚有水患说、军事原因说、资源说、游农说、游牧说等等。水患说认为商代都城屡迁是由于水患所致。该说由来己久‚今人吴泽先生认为“盘庚迁殷前‚史称自汤到盘庚‚均因水灾而迁都者凡五次。”岑仲勉先生认为商人“不常厥邑”是由于水患所致。顾领刚、刘起舒等先生认为商代都城屡迁的原因是由于黄河经常出问题“终是水涝给旧地造成了祸患‚引起了经济的、社会的问题‚不得不迁。

史念海先生认为‚三代都邑的频繁迁徙除了政治、经济等诸多因素外‚还与第四纪全新世以来的新构造运动导致黄河下游主河道及其支流水系的决口改道、泛滥成灾有着更加密切的因果联系。张国硕先生在其《夏商时代都城制度研究》一书中认为“商代主都由毫郑州商城迁殷安阳殷墟的原因‚可能与水灾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有直接关系。有迹象表明‚盘庚之前一段时期有频仍的洪水灾害发生。

至少在祖乙时‚当时的黄河流域己进入多雨时期‚以至于‘祖乙纪于耿’。盘庚迁殷之时‚史载‘殷降大虐’‚民众‘荡析离居‚阁有定极’‚此‘大虐’应指洪水灾害。”军事原因说认为商代都城“屡迁”是由于军事战争的原因所致。邹衡先生认为“在奴隶社会中‚战争是经常发生的……因此‚当时选择王都的地点‚不能不考虑作战的方便‚就是说‚不能不从军事的角度考虑迁都的问题。

杨升南先生认为“国力强盛的国都‚常在与敌方相对的国防第一线‚以便于战争调度‚且不示弱于敌人。”王冠英先生认为盘庚迁殷的原因‚“虽不是迫于眉睫的兵火‚但也是以军事战略为出发点的”‚“有据险守御之意”。资源说认为商代都城屡迁与矿产资源有关。张光直先生认为“三代都城之迁徙与追逐铜矿资源有密切关系”‚还认为商代都城迁徙“从采矿的决角度来说‚也可以说是便于采矿‚也便于为采矿而从事的战争。

游牧说”认为商代经济在盘庚之前尚处于“游牧经济”阶段‚因而不断迁徙至盘庚迁殷后‚农业发展了‚社会经济生活已进入以农业为主的阶段‚因而定居下来‚不再迁徙。此外‚关于殷都屡迁的原因还有“去奢行俭说”、“阶级斗争说”等等。对于商代都城“屡迁”的原因‚上述每一种说法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又不能尽善其说。

可以说‚不同时期商都的迁徙可能有不同的原因‚而商都的每一次迁徙可能不只一种原因所致‚正如郭沫若在其《中国史稿》第一册‚对殷都屡迁作了如下解释“这样迁来迁去‚一方面是由于阶级斗争的发展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纷争‚同时也是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威胁。”虽然商都的每次迁徙有不同的原因所致‚但是通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无论军事斗争说、去奢行俭说‚还是水患说、游农说等等‚都夹杂有生态环境的因素。

盘庚迁殷是商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目前流传下来关于盘庚迁都的文献以《尚书》中《盘庚》三篇为主。《盘庚》虽然屏杂有后代的成份‚但其作为商代遗文‚史料价值之高也是世所公认的。通过对《盘庚》等历史文献分析‚我们可对此次迁都略有所知。自古以来我们的先王都是保护民众的‚很少有逆天时而动的。当殷国遭到大灾大难时‚先王心中不定‚便会为民众的利益而迁徙。

又载“汝不谋长‚以思乃灾‚汝诞劝忧。盘庚迁都是因殷人遇到了大灾难‚是视民众利益而迁徙的。今我荡析离居‚阁有定极。”意思是说我们的先王为了广大殷人的事业‚迁到山地以避灾难。到了现在‚民众遭到了大灾‚流离失所‚过不了安定的日子。可见‚盘庚道出了这次大灾难是“荡析离居‚周有定极”。像这样的，在古文上有认为，说是因为水患泛滥导致不能生存，然后才会有频繁迁徙的现象出现。

盘庚迁殷是由于自然灾害‚水泉沉溺‚河水泛滥成灾造成的‚这实质上是与当时生态环境的破坏有关。吾师李民先生在《殷墟的生态环境与盘庚迁殷》一文中还认为“盘庚这次迁都的重要原因是由于人为的因素影响了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的破坏又反过来加重了社会因素。如此恶性循环‚才迫使盘庚迁殷。

因为盘庚时期‚殷人的社会矛盾己日趋激化‚贵族夺取了大量的土地‚聚敛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但他们只知奢侈淫乐‚不管民众死活‚人民厌倦生产‚从而造成了土地肥力失效‚土质变坏‚生态环境恶化‚使得民众的生产、生活、居住等条件恶劣‚以致在当时频乃的水灾包括久雨积水和河水泛滥面前逐渐丧失了起码的抵御能力。关于社会因素和生态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说法‚我们在历史文献中也可以找到这样的痕迹‚汉末郑玄早就提出“祖乙居耿‚后奢侈逾礼‚土地迫近‚山川常纪焉。

晋人王肃认为“自祖乙五世至盘庚元兄阳甲‚宫室奢侈‚下民邑居垫隘‚水泉泻卤‚不可行政化‚故徙都。”清人王鸣盛也指出“其实所以迁都之故‚兼为奢侈及河纪二事‚故郑兼而言之。既然生态环境在旧都的恶化迫使盘庚实施了迁都之举‚那么新都的生态环境应该优于旧都‚否则新都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为此‚盘庚对新都的作用也作了简单的描述，联及笃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可见‚在盘庚的心目中‚这个“新邑”是可以长久住下去的‚其所期望的生态环境的优越性可想而知。从现有的历史文献、考古资料及甲骨卜辞等来看‚盘庚所迁之殷地较之旧都有着更为优越的生态环境‚更适合商人的生存和发展。从历史文献来看‚盘庚迁都在某种程度上与旧都的水患存在着一定联系‚那么所迁新都必须避开水患。

但是社会的发展越是处于早期阶段‚人们对生态环境尤其是对水资源的依赖越是明显‚特别是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其不但要满足人们的生活用水‚还要满足人们的水上交通、军事防御等多重需要。因而盘庚所迁新都应在最大程度上地利用江河湖泊之水‚但又要在最大程度上地防止水患‚而殷地正具备这样的条件。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也常见垣水、滴水等河流。可以说‚殷墟西有巍巍太行‚东有滔滔黄河‚北有漳澄‚南有滴水、淇水等流过‚而垣水蜿蜒穿过。因而‚从军事防御而言‚拥有险要之利‚形成一幅天然的环形防御。从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来看‚当时的黄河距殷墟只有五十华里‚北面的漳水、淡水距殷墟也不超过四五十华里‚可以说殷都当时的水上交通相当便利。

此外‚殷墟地势西高东低‚仅东边的大河虽然常有泛滥之虞‚但殷墟居于由西向东的缓慢倾斜地带‚可处大河之利‚而无大河造成的洪水灾害。从甲骨卜辞记载我们可知殷墟的洪涝灾害主要来自垣水‚但殷墟大壕沟的发现则证明殷人己经能够对恒水进行有效控制‚比如分流和防洪。‘正如张国硕先生所言‚都城在具体位置的选择上‚一要遵循适宜城内居民生活的原则‚二要遵循适宜城市发展的原则。殷墟也是如此。

殷墟位于安阳盆地‚而安阳盆地位于太行山东麓‚其最高峰海拔高米‚南北两侧是海拔的米以下的低丘，东部与华北平原相接‚这在某程度上说构成了又一幅田然屏障。盆地地势西高东低‚海拔由米逐渐降至米左右。可以说‚安阳盆地这种地势稍高‚范围较广的平坦之地‚为建造大规模的都城提供了充足的空间。殷都温暖的气候‚充沛的降水‚密集的水网‚肥沃的土壤等等对农业的发展十分有利。在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社会‚农业是立国之本。可以说‚发达的农业为殷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本。

此外‚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为殷都手工业的长远发展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原料之需。历史证明‚盘庚迁都择殷是一项正确的历史选择。因为有史为证“自盘庚徙殷‚至封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殷墟近百年的考古发掘也证明了这一历史影响‚在殷墟的考古发掘中‚人们发现殷墟中心区的殷代文化遗存远远多于边缘区域殷墟边缘区的殷代文化遗存‚早期的少‚而晚期的多‚可见殷都的发展是由中心向四边辐射延伸的‚是经过多年的经营而不断扩充发展的。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殷都的生态环境是适宜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不仅盘庚迁殷时对殷都的生态环境比较关注‚中国古代历代王朝在选择新都时都是如此。如周人在选择成周洛邑时‚对生态环境也是经过了反复考察、慎重考虑。《逸周书·度邑解》记载周人在营建洛邑时‚武王说“我南望过于三涂‚我北望过于有岳‚一王颐瞻过于河‚宛瞻于洛、伊‚无远天室。其曰兹曰”李后来‚周公又对洛邑的地望及其周围的自然环境进行了反复的占卜和《尚书·洛浩》载‚周公说“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

我国城邑起源甚早。《轩辕本纪》载“黄帝筑邑造五城。”《史记·封禅书》也载“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汉书·郊祀志》也记载“黄帝为五城十二楼。”结合考古发掘资料‚我们可知早在仰韶文化时期‚人们己知道了城的概念并掌握了筑城技术。郑州西山城址、湖南遭县南岳村城头山城址等的发现便是证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历了仰韶、龙山和夏等时期的发展‚到了商代后期对都城的规划和布局更日趋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