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岁守矿人选择留在深山：矿友接连离去，他靠喝酒壮胆，月薪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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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丹寨县的深山里，有一处占地180平方公里的矿区。

这里几乎没有人烟，疯长的野草将一栋栋破旧的老厂房包围起来。

每当夜幕降临，还能听见若隐若现的铃铛声，不禁让人“毛骨悚然”......

其实以前这片矿区不是这样的，它曾是中国乃至亚洲规模最大的汞矿之一。

建国后进去的技术人员纷纷在里面成家立业，成了当地寨子中最为繁华的地带。

只不过在1991年时，因资源枯竭矿区被废为了遗址，职场工人包括家属近2万人逐渐离开了此地......

59岁的杨世贵作为第二代工人，正好赶上了转折点。

因为不了解外面的世界、难以谋生，最终他选择了留在大山深处，成为两个仅剩的“守矿人”之一。

然而废弃矿区里的生活，早已超出了他的预料，在他身上所发生的故事，也只不过是当代工人中的一个缩影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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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贵州丹寨县城往东南，顺着窄窄的石子路，经过半小时的车程，看见前方两根耸立的老烟囱和一片苏式建筑，就到了汞矿遗址。

丹寨矿区始建于20世纪40年代，南北长36公里、东西宽5公里，占地面积约180平方公里，总共有上百个矿洞。

自上世纪90年代废弃后，这里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办公室的走廊格外潮湿和昏暗，不时散发出浓烈的腐木味，59岁的杨世贵端着前天的剩饭，蹲在墙角处敲打着铁盆。

没过一会，一只灰鹅从门外走进来，垂下脖子开始进食。

去年杨世贵买了两只鹅，一只在夏天得瘟疫死了，剩下的这只成了他在矿区里少有的伙伴。

其实以前这里特别繁华，聚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技术人员和工人，最多时达到了2万人。

到了夜晚，每隔50米就有双排路灯，800人的剧院，只要有电影和表演每场都会坐满人。

不过到了90年代中后期，下岗职工问题开始突显，有些工人被迫下岗，有些分流到了别处，还有些像杨世贵一样守在了“老地方”。

一个又一个家庭聚少离多，走着走着可能就散了......

杨世贵生于矿区、长于矿区也老于矿区，他常说：“我就像那逐渐残破的厂房一样，会随着时间慢慢消逝在这里”。

杨世贵是1987年进厂的，当时23岁，算下来他已经在这里生活了36年了。

他的父亲曾是汞矿里的一名爆破工人，每天都会走几千个台阶到井下打眼泡、放炸药。

而这里80%的工人都是像他一样的矿二代，很多人是靠着父母的关系，才得以进矿区工作的。

“那时人人都想进汞矿，有城市户口，待遇好，周边寨子的姑娘都想嫁过来”。

据杨世贵所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汞矿收入最好的时期，他没赶上那个时候，22岁考试时，已经是矿里组织的最后一批。

后来他被分到了锅炉冶炼车间做锅炉工，不断往炉子里添加燃料，让温度保持在450-800℃，就这样在蒸笼一样的车间里工作8小时。

收成最好的时候，他能拿到一百块钱的工资和8毛钱的高温补贴。

“其实从那时起，资源就已经逐渐枯竭了，1991年才正式宣布了停产”。

紧接着，全矿的生产都停了，很多工人都被迫下岗了，杨世贵的车间靠着从外面进来的原材料勉强维生着，收入比之前少了一大半。

但他总觉得矿区是国家的，无论怎样都要有一份希望。

1993年，通过媒人的介绍，杨世贵和邻寨的刘阿莲结了婚。

此时的杨世贵30多岁，或许属于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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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世贵的父母退休后在汞矿附近开了一家小卖铺，母亲把它交给了儿媳妇经营，每月有不到300元的收入。

杨世贵除了留下吃饭的钱，剩下的也全都交给刘阿莲。

然而这份感情刘阿莲和她的家人并不看好，汞矿也在这个深山里失去了往日的神采。

很多矿二代离开了这里，他们散落在全国各地谋生，大部分都在广东深圳、中山、珠海落户，也有少部分留在了长三角，总之都比汞矿工人挣得多。

“刘阿莲的嫂子天天骂我没用，可我真不知道怎么才能富起来”。

有天晚上他在车间工作到很晚，回家后想让妻子买些肉回来做，妻子没有动，只告诉他没有钱了。

“昨天我刚给了你钱”，见妻子没说话，杨世贵也没再说下去，他从不跟她吵架，但也感觉得出这份感情在慢慢变淡。

没过多久，汞矿开始进行“人员分流”，大部分人会被分配到贵州省的其他矿区工作。

杨世贵说：“当时我特别想要这次机会，说不定我出去了妻子和她家人才能看得起我”。

然而结果并没有如他所愿，人员分流名单下发到车间时，他反复看了好几遍也没找到自己的名字，他去办公室问，才得知一家只有一个分流名额。

由于杨世贵的大哥资历和工龄更高，所以名额自然就给了他。

1995年，刘阿莲离开了。

她留下一张纸条，上面仅仅写了6个字：“我出去打工了”，那个时候没有电话，她走后也从未给家里写过信。

后来据杨世贵回忆说，妻子总共回来了3次。

第一次是1996年，他的父亲去世；第二次是1997年，妻子回来看孩子；第三次是1998年，妻子提出了离婚。

那天下了很大的雪，杨世贵抱着4岁的儿子站在门口：

“孩子还这么小，你真的想好了吗”？

见刘阿莲态度坚决，他只好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下了名字，从那之后家里就剩下了他和儿子。

此后的3个月里，汞矿的分流人员也逐渐搬离了矿区，很多工友离开前都去车间给杨世贵打了招呼。

后来矿区里剩下的人也都搬去了县城，喧嚣了半个世纪的丹寨汞矿，终于在1998年陷入了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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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私人企业开始兴起，高炉冶炼车间承包给了私人，但承包条件为：“必须用矿区的老工人”，于是汞矿保留了杨世贵的工作关系。

直到2013年，车间因经营不当再次停产，杨世贵才被迫下岗。

9月份，他终于像其他工友那样走出了大山，去贵州的一家矿区当工人，一个月工资60，但因为他操作失误弄坏了机器，干了两个月就被辞退了。

丹寨汞矿的领导知道后，把他调了回来，让他留在矿区当“守矿人”。

守矿工作就像“隐居修行”，时间自由，任务不重，每天做好“防火防盗”就可以，但无尽的孤独感可能随时会让人“窒息”。

杨世贵倒很看得开，他说自己不擅长社交，而且除了守矿也不会干别的了。

最终“守矿人”定了两个：一个是杨世贵，一个是偶尔来替他的其他工人。

大多数时候，矿区寂静无声，有时他也害怕，还会偷偷喝酒壮胆。

他所住的地方是办公室改建的，30㎡的住处既阴暗又潮湿，老式办公桌上摆着一台旧电视机，成了他消磨时间的唯一工具。

杨世贵不会玩微信，手机联系人名单上仅有十几个电话号码，分别为：

儿子、母亲、大哥一家人，以及以前一起工作但如今不会再联系的矿友。

其实他也曾主动给矿友打过电话，接听电话的是矿友的女儿，至今杨世贵还记得，女孩颤巍巍的回应道：

“抱歉叔叔，我爸已经去世了.......”

到了这个年纪，经历了这些事情，他再也不敢随便给矿友打电话了，生怕在汞矿车间的那次告别，成为他们的永别。

2020年年初，他的工资涨到了3000元，除了回家看看老母亲，他从未想过离开这里。

除夕节刚过，他花100块钱托人买来了一只小狗，为了让生活多一些响声，他给它系上了铃铛，小狗一跑，就叮叮当当响。

灰鹅有了伴，他也多了些盼头。

他的床边放着一辆摩托车，那是杨世贵最值钱的家当，是儿子买来让他骑着巡逻的，但他除了骑着回家，平日里根本不舍得碰。

“骑着车回家”也成了他另一个盼头。

儿子2017年时本科毕业，在县城一所初中学校里当数学老师，工作两年后又考上了研究生，杨世贵打算把这些年在汞矿里赚得钱全都给儿子买房。

“以前我忙于工作很少管他，他是跟着奶奶长大的，也算是给孩子的一些补偿”。

后来他听说儿子想去深圳发展，他半辈子都在深山里，深知还是在外面见识多，他舍不得儿子，但也不好劝他回丹寨。

前不久，有从深圳自驾旅行的一家三口经过这里，杨世贵聊起来才知道，原来在深圳买房光首付就需要上百万。

那晚他望着办公楼前的树沉默了好久：“这哪能买得起呢”？

杨世贵总觉得和儿子不太亲密，他不太会表达，儿子也是，有时打电话说不上两句就聊不下去了。

“我知道我们都很在意彼此，只是他习惯了灯红酒绿的城市生活，我习惯了孤独无边的深山矿区”。

杨世贵依然过着精打细算的生活，他在办公楼后面建了一片菜区，还在废弃的水槽里养了几条鱼，闲来无事就去邻寨逛逛，去熟人家讨点酒喝。

可是在5年前，他查出了高血压，喝点酒就会头疼，有时视线还会变得模糊，他索性戒了酒：

“我感觉自己就像矿区的老房子一样，一天比一天脆弱了”。

现在杨世贵依然孤独的守在矿区里，与灰鹅和小狗为伴，与日月星辰共眠。

他时常坐在小板凳上发呆，不停的问自己：

“如果分流名单上有我的名字，刘阿莲会不会留下来？如果我没选择当矿二代，我会不会也在灯红酒绿的城市里？”

有些问题，就像再也没机会见到的矿友一样，是无解的、也是未知的。

最近，杨世贵听说汞矿的遗址要交给政府做旅游开发，他高兴了好一阵子：

“开发后这里就不冷清了，我也不会再孤单了，可汞矿没了我得想想该去哪了，人老了就与社会脱节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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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世贵至今还记得，五六年前的那个下午，他在办公楼前遇到了女演员汤唯。

他并不认识汤唯，也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但他乐于聊天：

“你们要在这里拍电影吗？什么时候能看”？

汤唯说：“不知道，拍完要过审，过审可能需要半年，也可能需要一两年”。

“到时候能在电影频道看到吗”？

“当然能”。

汤唯也问了杨世贵很多关于矿区的生活：

“您在这里一个人守矿区还习惯吗？这里好玩吗”？

“不好玩”。

“为什么”？

“哪里都好，就是太孤单了”。

当时，汤唯在拍《地球最后的夜晚》，剧组在矿区驻扎了3个月。

那段时间杨世贵每天都在期盼：“电影里的汞矿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2019年春节，儿子带着他去丹寨县城的电影院，他无意间看到了《地球最后的夜晚》，但他没有看成，因为儿子想看《流浪地球》。

有人问杨世贵：“你后悔在深山守矿吗”？

他说：“我为什么要后悔？我应该感到骄傲才对”。

职工下岗是改革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没有这个过程，国有企业就无法摆脱困难，更无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虽然分流会给部分职工带来暂时的困难，但从根本上来说，这是前进中的问题，是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

而像杨世贵一样，为国家政策作出“牺牲”，又默默守在“老地方”的工人，又何尝不是为国家守住一方回忆的净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