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时期，质子有什么作用？ 在文化交流中做出了哪些贡献 ?

铁木真建立大蒙古国之后,为了控制纵横千里的广袤的领土,便将占领的土地分封给了诸子诸弟或外戚贵族。这种分封体制,使得诸王“分国而治”,它助长了地方势力膨胀,帝权与王权矛盾严重,政局与社会秩序不断动荡。这就使一些野心勃勃的蒙古诸王拥兵自大,干预朝政,并逐渐滋长了与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甚至企图取而代之的倾向,并最终酿成了元代的一系列的诸王行动。

元代自世祖忽必烈即位,至其末年,蒙古诸王叛乱此伏彼起,接连不断,斗争十分激烈。首先爆发于漠北地区,至元四年,蒙古诸王叛乱的中心转向西北地区。从至元二十四年起,叛乱的中心又从西北地区转向了东北地区。从铁木真后裔之间的斗争,转向了铁木真后裔忽必烈同铁木真诸弟后裔乃颜、哈丹等人的斗争。在蒙元统治者的一系列平叛过程中,许多质子立下了赫赫战功,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阿塔赤为阿速国遣纳于蒙古的质子。阿塔赤在跟随宪宗蒙哥南征四川的宋军时,立有战功,受到奖赏。后来数次讨海都叛乱,也屡立战功,虽箭矢中其腹,仍奋勇当先。忽必烈时,阿塔赤又率阿速军从征阿里不哥、阿兰答儿及李璮等,战功卓著。其子伯答儿为阿速军千户,带领阿速军一千,身先士卒,与叛军数度激战,屡克顽敌,最终平服了失烈吉叛乱。

玉哇失,阿速质子。带领阿速军随蒙哥南征四川宋军,“战数有功”。又从忽必烈征阿里不哥、从亲王哈必失征李璮,都立有功劳。又从伯颜平南宋,战功甚著,赐2052户。此后平定只儿瓦歹的叛乱,又随皇子北安王讨平和林、及失刺等的叛乱。

玉哇失奋勇当先,直追敌至金山,获重赏,擢为定远大将军。乃颜在东北地区发动叛乱,随世祖忽必烈亲征,玉哇失为前锋,依靠玉哇失的勇猛战斗,大败叛军,并生擒乃颜。成宗铁穆耳时期,玉哇失始终率领阿速军在漠北同海都、乃颜等叛王军作战,为元王朝立下汗马功劳。又随成宗铁穆耳于金山,与海都叛军数次激战都获得胜利。海山即向诸将说“今日大丈夫之事,舍玉哇失其谁能之,纵以黄金包其身,犹未足厌联志”。

忽必烈亲征乃颜时,康里质子阿沙不花以千户率昔宝赤之众从行。乃颜叛乱,诸王纳牙等纷纷响应,阿沙不花进言先抚后剿,并奉命亲自北行劝说纳牙,成功离间了乃颜与追随者的关系,分化了其势力。

海都叛乱,阿沙不花又扈从当时以皇孙身份抚军漠北的成宗铁穆耳,屡立战功。“从行,逾金山战杭海有功”。钦察人土土哈之父班都察在蒙哥率师压境之时,“举族来归,从讨有功”。“世祖征大理,伐宋渡江,率其种百人侍左右”。班都察降服蒙古后,随忽必烈征大理、南宋,并偕土土哈参与平定阿里不哥叛乱。班都察死后,土土哈“乃袭父职,备宿卫”,并作为平定叛乱诸王的西骁勇战将频繁出现在元廷的北方前线。

至元十四年蒙哥后王昔里吉在阿里麻里前线叛乱,拘系皇子北平王那木罕和丞相安童。旋麾兵东犯和林一带,劫掠先朝武帐,严重威胁忽必烈汗对岭北根本之地的控制权。土土哈率军在纳兰不剌、土兀剌河等处屡次打败叛王昔里吉所部,夺回被掠的“祖宗所御大帐”及诸部之众。因而受到世祖的特别奖赏,被“赐以夺回所掠大帐”。

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三月,身为集贤学士的程钜夫,以本职拜侍御史,行御史台事,奉特旨赴江南搜罗人才。程钜夫在至元十九年,对江南官吏的贪残读职、违法不公都作了揭露。所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为维护元朝对江南统治,但从客观上对于江南地区的稳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至元二十四年,乃颜叛,土土哈未请于朝,先发制敌,“急趋七昼夜”,使其党羽也不干“仅以身免”,在关键时刻将东道乃颜与漠北叛军策应联军的图谋扼杀在摇篮里,很大程度上影响或改变了元廷平叛乃颜之乱中双方力量的消长和战争的走向。从《世绩碑》和《元史》所载土土哈中统初从讨阿里不哥至大德元年卒约37年间,明确记载其父子参与征战或戊守北边的年份就达27年之多,足见土土哈父子在漠北平叛中所扮演角色的突出和重要。

在蒙元帝国的肇建过程之中,一些质子为蒙元统治的建立及稳定做出了很大贡献。岳璘贴木儿从太宗窝阔台平河南时,“徙酂县民万余户于乐安。俄授河南等处都达鲁花赤,佩金虎符,赐宫女四人。岳璘贴木儿所得赏赉,悉散于亲旧,所过榛莽又乏水,为之凿井置堠,戍行旅称便。”

畏兀儿人撒吉思,为斡赤斤国王必阁赤,领王傅。李璮叛,撒吉思从宗王不者克率兵讨平。不者克以益都民众从李璮叛乱想杀戮其民,撒吉思争曰“王者之师,诛止元恶,协从周治。”不者克从之,“众情大说”。平定李璮叛乱之后,撒吉思从又约束蒙古军将游猎害民和占民田为牧地,并贩灾减租,抚恤百姓,取得了一定成效。

撒吉思在居职治理民众期间,“有统军抄不花者,田游无度,害稼病民,元帅野速塔儿据民田为牧地,撒吉思随事表闻”。忽必烈遂即下诏敕杖抄不花,并令野速答儿还田予民。蒙元名臣廉希宪“早以门阀之贤入膺。”后成为元一世祖忽必烈的重要谋臣。当时人言,廉希宪局职期间,“西靖秦蜀,东极青齐,北清辽碣,南镇荆湖”,为维护蒙元王朝的统治以及在匡世济民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康里名臣阿沙不花为官之时体恤名众,爱民无私。忽必烈平定乃颜之乱后,在车驾返归途中需迁移居民,阿沙不花妥善安置了被迁徙的民户,使民众深为感激。御史台罚没赃钞五百万缉,脱脱请求以之赈济孤寡老疾,使“诸穷而无告者莫不举手加额”。在处理安西王余党时,阿沙不花秉公执法从宽处理释放了本该连坐的囊加真等三十余人。

阿沙不花的做法从其主观上看是出于维护蒙元王朝统治阶级的利益考虑。但在客观上,也使人民得到了宽恤,有利于维护了元朝统治秩序的稳定。成宗即位,阿沙不花曾处理过几件贪污案,得“赐宅一区,钞万五千绢,兼两城兵马都指挥使”。在武宗、仁宗为帝位争持不下时,阿沙不花兄弟又运用政治手段解决皇位纷争,使武宗海山荣登皇位,史称“三宫协和,脱脱兄弟之力为多”。从而避免了一场宫廷斗争和流血冲突。

金山大雪,帖木儿达识奉命前往贩济。他不顾及疾病缠身,领命立刻前往。顺帝在举行祭祀时,帖木儿达识进言“大祀竣事,必有实惠及民,以当天心”。京师大饥,帖木儿达识又奏请以赃罚钞买米,于近郊寺观施粥贩济,“所活不可数记”。其在任御史大夫时,鉴于大臣“获罪重者族灭,轻者犹籍其妻奴”,以“祖宗圣训,父子罪不相及,'奏请废除了这项苛法。元廷下诏修辽、金宋三史,帖木儿达识作为总裁官,“多所协赞”,在三史的编修过程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在蒙古的征伐过程之中,畏兀儿军队无疑是蒙古人所倚重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蒙古军队在西征以及征服西夏、金、大理、南宋等国之时,畏兀儿亦都护八儿出阿儿忒及其子孙都随蒙古军参战。他们历经战阵,披坚执锐,为蒙古人效命疆场。在忽必烈时代的征讨阿里不哥、平定李璮叛乱、抗击海都等西北诸王的历次战事中,畏兀儿军也效力尤多。他们或出谋划策,运筹帷幄或出生入死,转战于疆场,为蒙古统治者统一全国,立下了赫赫战功。

阿沙不花作为康里质子,在蒙古的征服战争中,攻城夺池,拼搏疆场,为元帝国大一统的形成,建立了不朽的功绩。《金华集》卷《敕赐康里氏先茔碑》称阿沙不花“被坚执锐,出从抚军,佩玉琼据,入侍岩宸”,深得元世祖忽必烈的欢心和赏识。

畏兀儿人阿里海牙,为武宗、仁宗怯薛宿卫,“入侍帷幄,出践省闼。”岳璘贴木儿,“初奉亦都护命来朝,后为质子,从太祖征讨有功。”阿的迷失帖木儿入觐世祖忽必烈时,忽必烈诏阿的迷失帖木儿“入宿卫为必闍赤,命从安西王忙哥剌出镇六盘。”依蒙古惯例,凡归附者,当蒙古出征时,必须发兵助战。

而当时降附蒙古的西域诸族首领,多是西域地区握有重兵、或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物。他们一经降附,从附者常以千百计。这无疑极大的增强了蒙古的军事力量。宋将领投降蒙古后,南宋降将的作用是十分重要和独特的。他们促使蒙元最高统治者作出适当、有效的战略调整,并在战争过程中通过自己的军事活动具体地实施这种战略,心甘情愿为蒙元王朝输心效力。他们在整个宋元战争中发挥了充分的作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大理旧主”段兴智降蒙后,两度入勤蒙哥汗,“献地图,请悉平诸部,并条奏治民立赋之法。”并与其叔父“率军两万为前锋,导大将兀良合台讨平诸郡之未附者,攻降交趾。”而且随从兀良合台出征南宋,直抵鄂州,为蒙古军充向导,献计谋,效尽犬马之劳。

契丹族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发展之后,接受了中原高度发达的封建文化,因而许多契丹族质子在蒙古军中就表现出较高的素质,提出了许多具有远见卓识的谋略,参与了很多重大决策,他们在蒙元时代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耶律阿海兄弟投降蒙古后,耶律阿海常“参预机谋,出入战阵,常在左右。”

1211年,铁木真在野狐岭大败金军,“死者蔽野塞川”,“金人精锐尽没于此。”在哲别攻下紫金关时,先锋耶律阿海上奏太祖说“好生乃圣人之大德也。兴创之始,愿止杀掠,以应天心。”铁木真听后,立即采纳了耶律阿海的建议。1211年10月,耶律阿海之弟耶律统灰随蒙古“大军入金境,为向导,获所牧马甚众。”此战蒙古缴获牧马近百万匹。后耶律统灰又从木华黎收山东、河北有功,拜太傅、总领也可那颜,成为木华黎麾下主帅。至元年十三年,预平宋功,进阶武义将军、中卫亲军总管,佩金虎符。”

蒙元时期,随着对内外征质范围的扩大以及纳质对象的增加,使得蒙元的质子人数得到了空前的激增。各国族质子在入质于蒙元的同时,也将本民族的文化传播到了中原地区,并与中原文化互通有无,进一步促进了蒙元与各国族文化的交流、发展。质子在民族文化交流传播方面贡献颇丰。

铁木真降服畏兀儿之后,为数众多与文明发达的畏兀儿人为蒙古人提供了一批熟练的行政管理和办事人员,畏兀儿人成为了“蒙古人最初的老师,也是蒙古帝国最初的官员”。畏兀儿人被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重用,蒙古人对畏兀儿人的任用和依赖也使得蒙古人在官职设置、则政制度和政治原则上受到了畏兀儿人很深的影响。畏兀儿人佖理伽普华纳其弟岳璘贴穆尔为质质。铁木真以岳璘贴木儿为皇弟贴木格斡赤斤的老师,岳璘贴木儿“以孝弟、仁厚为先,帝闻而嘉之。”

布鲁海牙,畏兀儿人。据《元史布鲁海牙传》称“布鲁海牙善其国书,尤精骑射。年十八岁,随其主内附,充宿卫。”铁木真西征时,布鲁海牙因启从不避劳苦,受到铁木真的嘉奖。阿里海牙,为武宗、仁宗怯薛宿卫,“入侍帷幄,出践省闼,廷无间言。”亦黑迷失,畏吾儿人,早年入备宿卫。是元代初期杰出的航海家、绝域使者。

《元史·亦黑迷失传》记载自世祖至元九年开始到以后的二十几年中,曾五次奉诏出使东南亚和南亚诸国,特别是对印度和斯里兰卡等佛教国家的出使,加强了元朝与他们在政治、经济上的联系,扩大了元朝在海外的影响。揭开了元朝同南亚、东南亚各国之间密切交往关系的序幕。

他不仅是一位航海家,同时也是一位文化交流使者,促进了元代中外文化的交流,对元朝德海外贸易特别是我国航海事业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中国航海事业的起到了不容忽视的贡献。曾奉世祖之命出使海外八罗孛国,与其国师以名药来献；使海外僧迎剌国观佛钵舍利；至马八儿国取佛钵舍利。常年经营海外,多负劳苦。“尝侍帝于浴室,问曰`汝逾海者凡几'对曰`臣四逾海矣。'”帝悯其劳,给予赏赐。亦黑迷失足迹遍及今东南亚各国及印度等地,收获珍宝颇多。至元二十九年,被召入朝,“尽献其所有珍异之物。”

西夏灭亡之后,遗族李桢被蒙元招入宫廷,“入为质子,以文学得近侍,太宗嘉之,赐名玉出干必阇赤”。回回人撒吉思“为太祖弟斡真必阇赤,领王傅。”

高丽王朝世子入质于蒙元虽是蒙古军事高压强权下的结果,但高丽王朝与元朝之间的关系则更多的是两国文化交流中的所带来的学术思想、文化风俗的发展变化。有元一代,高丽王朝与元朝文化交流十分频繁。其中儒学在高丽王朝的传入和发展,对高丽王朝文化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影响。高丽王朝自古以来就有不断学习、吸取中国的先进文化的传统。

高丽王朝自太祖王建开始,就确立了“惟我东方,旧慕唐风,文物礼制,悉遵其制”的基本国策。高丽王朝,从文化、官职、典制等许多方面向中原王朝学习。学习、借鉴当时世界上先进的中华文明以发展本国的民族文化,是他们向往和追求的目标。蒙古与高丽王朝种族之间的融合不仅表现在蒙古与高丽王朝上层之间,而且还表现在普通民众之间。

高丽王朝忠宣王为质之时,筑“万春堂”,广泛收集中国典籍,一心从事文化活动,并“招致大儒阎复、姚隧、赵孟颊、虞集等与之从游,以考究自娱”还将高丽王朝著名文人李济贤召来,陪伴自己,与自己共同学习中原的先进文化。忠宣王获知元朝《授时历》精确、先进,以重金资助高丽王朝学者崔诚之来元朝“求师授业,尽得《授时历》术”,东传高丽王朝,使高丽历法得以改进,并长期使用。

高丽王朝忠宣王在元丽文化的交流过程中做出了重耍贡献。高丽王朝还常到元朝买书、索书。安晌、白颐正、李谷、权溥、李济贤等名士在元朝无不积极从事这项活动,特别是收集朱子学书籍。又多次派专人来元朝购书,博士金文鼎、柳衍等先后承担这个专项任务。太子府参军洪渝在元朝“购得经籍一万八千卷而还”。

延佑元年,元仁宗赐高丽王忠素王书4371册,共17000卷。高丽王朝入元太子与蒙古公主之间的联姻不仅促进了两国人员之间的交往而且对元朝与高丽王朝的文化交流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忠烈王十年四月,太子公主入元,“扈从臣僚一千二百余人”。在高丽王朝太子回国即位时,往往都有大批人员随行。其中有就有贵族、官员、著名学者和各种各样的人才。

元代作为疆域广阔、对外交流频繁开放的历史时期,使得内属各民族和国家的质子在元代杂居共处,相互融合,极大的促进了各种文化的繁荣和交流。作为一种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质子对蒙元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多民族融合以及文化交流等方面都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