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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如今，我国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制，夫妻之间，除了常见的婆媳关系、夫妻矛盾外，没有太多的人事纠缠，但在实行一夫一妻多妾制度的古代，除了这些问题之外，正妻与小妾、甚至小妾之间，也是各种利益纠缠，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对于拥有一众妻妾的古人来说，如何平衡各方关系，堪称一大难事，一旦处理不公，妻妾关系必然失和，而唐代时期盛行的妒妇之风，便在这种背景下诞生并蔓延成风。

一、唐朝时期妒妇现象盛行的原因

妒妇，其实可以看做古代特殊婚姻制度下的特定产物，狭义上的妒妇，特指嫉妒丈夫接纳其他小妾或者妒忌丈夫生活不轨的妇女，一般是富贵人家的正房夫人。这样的妇女多出生于名门贵族，或者家庭条件较好，自小的生活就比较富足，从小就接受了比较好的教育，思想的觉醒更为彻底，希望在封建专制传统礼教的压迫下，与丈夫平等相处，但是个人的意愿，在时代的压迫下，是很难有影响的。

而唐代妒妇现象的火热，与唐朝的制度有很大关系。

大唐盛世，国力和经济的高度发展，带动了大唐子民物质方面的满足，自然开始追求精神方面的发展。李唐王室本身便具有鲜卑血统，受鲜卑遗风的影响，唐朝的社会风气较为开放，魏晋时期的传统封建礼教思想，失去了主导一切的统治地位，成为妒妇现象得以盛行的重要根基。

也正是由于儒家礼教思想影响力的持续削弱，唐朝时期的女性地位得到空前提升，男尊女卑的观念甚至一度成为封建王朝的理念装饰，武瞾称帝、韦后听政、公主从政，一时无二。

在儒家日渐式微的情况下，唐朝统治者更是提倡三教并立，即儒、释、道共存于世，圣历元年朝廷就曾下诏：

“佛道二教，同归于善，无为究竟皆生一宗”

儒家讲究男尊女卑，但影响力式微，而佛家讲究众生平等，道家讲究阴阳和谐，在多元化的宗教信仰影响下，女性社会地位终于日渐稳固，直至宋朝三教融合，程朱理学兴起，妇女的意识形态重受桎梏。

在唐代妇女地位大幅提升的情况下，唐朝的婚姻制度也为妒妇的产生提供了沃土。

唐朝时期的婚姻，逐渐开始讲究门当户对，崇尚门第，世族通婚渐成常态，甚至出现皇族想与名门贵族通婚却被拒绝的情况，当时社会流传着“李郑崔卢，姓之名器。千古推高，九流仰视”的说法，李自然是指李唐王室，其余几大姓，也都是当时的一方贵族，就连唐文宗在联姻被拒后都感叹：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

当时社会，崔、卢、李、郑、王，此五大姓家族中的女性地位相当之高，这些世家出身的女性，尽管颇为知书达礼，但在婚姻中，其对爱情的占有欲及排他性，也尤为突出，甚至出现了凭借自家威望，凌驾于公婆丈夫之上的悍妇，而世族通婚，又关系到两大家族的多方利益，不能轻易的休妻，无疑成为妒妇的法律背书。

二、唐朝时期的妒妇现象愈演愈烈

唐朝的律法是允许纳妾的，尤其是正房多年未育的情况下，丈夫纳妾是较为平常的一件事，因为尽管唐朝的礼教观念没有那么严苛，但是“无后即为不孝”的儒家思想，却深入人心，也有不少人，利用开枝散叶的借口，将此作为满足自己欲望的借口，从而广为纳妾，纵情声色，而且，唐朝对于纳妾的数量，也没有做出严格的限制，导致唐朝时期纳妾也是非常普遍的事。

既然子嗣多数成为借口，享乐成为首位，那么纳妾首重的要求便是年轻漂亮，“纳异宠而薄糟糠，凡今众矣”，当时的史籍，也印证了正妻被冷落是普遍的社会现象，那么，妒妇的产生，在这种环境下，便不可避免。

从丈夫的那一面来说，妾意味着传宗接代与鱼水之欢，但对于正妻而言，妾却意味着夺取，夺取丈夫的爱、夺取丈夫的财、夺取自己的名声，相比之下，弊大于利，而且，唐代的法律也明确规定了妾的法律地位远低于正妻，使得正妻在较大落差之下，很容易滋生妒忌心理。

其实，早在春秋时期，已经有过妒妇的记载，比如《左传》所载：

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

其中，妬同妒，即妒忌的意思。

当然，唐朝之前典籍中所载的妒妇，多是妒忌他人美貌，而唐朝时期的妒妇，多以家庭关系为主。上至帝王后宫，下至平民之家，妒妇现象层出不穷，甚至一度改变朝堂政局，李白便由此而感，写出“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妬杀人"这样的诗句。

自小深受宫斗的影响，唐朝的公主也多泼辣之徒，甚至《新唐书》记载了唐宜城公主因驸马私养小妾，心生妒忌，竟枉顾律法，对小妾私用重刑并杀害的悲惨事件，而这也成为上述所说不少名门望族拒绝皇室联姻的原因之一，甚至连后世传说中八仙的原型之一——张果，也感叹娶到公主，是可怕的一件事，并因此拒绝了唐玄宗将玉真公主赐嫁于他的圣意。

名门贵族、皇室宗亲尚且如此，普通官员家中也是妒妇多多。

《北梦琐言》记载，黄巢起义时，中书令王铎奉命前往镇压，事出紧急， 王铎此行仅带小妾一同前行，照顾日常起居，但王铎妻子却妒忌异常，责怪丈夫只携小妾却不带自己，竟也一路追赶而至， 王铎对随从说：夫人从北边来，黄巢从南边来，两面夹击，该怎么办？随从开玩笑说，那还不如投降黄巢！可见妒妇之可怕，妒忌心一旦滋生，想平复却是难上加难。

唐代妒妇现象之严重，出乎统治者的意料，毕竟，相对于延续多年的传统礼法，妒妇现象的突出无疑是对旧秩序的挑战，而且并非一家一户，而是成为了一种常态，唐代统治阶级为此在各个方面规范社会秩序，提倡贤妻良母的女性形象，力图消除妒妇现象。

三、唐朝统治者从多方着手治理妒妇现象

唐朝统治者发现了妒妇现象的日益严峻，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进行防微杜渐，整体而言，依然是从伦理和律法方面同时着手，比如伦理方面的女德教育、提升丈夫地位，律法方面则直接出台相关的惩治措施。

古时社会的三从四德，堪称是压迫妇女思想的顽石，但是唐朝为了治理妒妇现象，依然是把女德放在首位的，比如长孙皇后就尤其重视女德教育，“尝撰古妇人善事，勒成十卷，名日女则，自为之序" ，唐太宗称可以成为后世女德的典范。唐朝时期，关于女德方面的著作足有三百多卷，相比于女性更被压迫的宋朝及元朝，数量方面遥遥领先，而且其中有许多内容是专为妒妇现象所设立的，比如《女孝经·五刑章》中载：

“五刑之属三十而罪莫大于妬忌 ”

从此也可以看出唐朝统治者治理妒妇现象的决心。

唐朝提高丈夫的家庭地位，尽管以如今的眼光来看，是对女权的践踏和迫害，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却是不得已而为之，唐律法甚至将“夫者，妇之天”作为制定相关律法的理论根基，希望丈夫在家顶天立地，妻子更多的展现柔顺和美的一面。

唐朝律法更是规定了家庭中妻妾的严格等级划分，希望家庭内的女性都能安守本分，构成尊卑有序的传统礼教秩序。

种种举措的施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的遏制了妒妇现象的进一步扩张，及至宋代程朱理学兴起，妒妇现象虽偶有听闻，但也仅是浮光掠影，并非主流形态。

结语

唐代妒妇的盛行，更多是封建社会下不平等的婚姻关系造就的恶果，封建社会男权至上，却因其弊端在女性方面显现，导致社会一致的认为错误便是那时期的女性，却完全不能也无法打破时代的局限去追根溯源，导致女性成为了背锅。

正如鲁迅先生在《关于女人》一文中写道：“其实那不是女人的罪状，正是她们的可怜。这社会制度把她挤成了各种各样的奴隶，还要把种种罪名加在她头上。’’ 妒妇现象，也是如此！封建思想的枷锁，一日不开，便一向如此。

参考文献

《旧唐书》

《资治通鉴》

《新五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