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合肥城大小刍议兼驳郭振扩建合肥说

杨循吉（1456-1544），字君卿，一作君谦，号南峰、雁村居士等，明苏州吴县人，成化二十年（1484）进士，文学家。正德元年（1506），杨循吉应庐州知府、同年马金之请来到合肥，准备纂修《庐州府志》，后因双方意见不合等原因以致未成。《明史》记载杨循吉“性狷隘，好持人短长，又好以学问穷人，至颊赤不顾”，甚至上疏要求释放建文帝子孙，被同乡好友吴宽（成化八年状元）得知，骂他：“汝安得为此灭族事耶？”，夺其疏止其事。可见杨循吉性格耿直，又不谙世事，与马金就编纂志书意见相左争得面红耳赤应该是家常便饭，拍屁股走人是必然结果。

杨循吉在合肥待了四个月，“由夏涉秋始归，故于风土大略颇能记忆，暇日因载之笔札，命曰庐阳客记。客者，自谓也。”《庐阳客记》内容分为郡邑、形胜、城、开初功臣、牧守题名、官箴、山、水、水利、物产及杂考等十一目，虽名为“记”，体例其实是一部志书。据杨氏自序，《客记》成书于正德三年夏五月，早于正德七年修成的《正德庐阳志》（马金倡修、徐珏接手完成），故而《客记》是现存最早的合肥志。

《客记》收录了很多明代合肥地区的史志地理资料，如“郡邑考”记载庐州辖合肥、舒城、庐江、无为州、巢县、六安州、霍山、英山，说明古庐州曾经地盘广阔，山川俊美。述及“淝水源李陵山”、“金斗河源鸡鸣山”等，对于探索南淝河的起源及水系变迁有一定参考作用。“物产”方面的内容是研究早期合肥生产经济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客记》虽然简略，仅万余言，但仍不失为一部很难得很有价值的庐州地方志。

《客记》还载有：“孝宗乾道间，郭振以奉国军承宣都统制帅淮西，始以镇大城小，开展令大，即今城是，盖已非复古遗规也。厥后守臣若王希吕、陈规、胡舜陟、杜庶相继修葺。”杨循吉说郭振因庐州地位高但合肥城池规模小，所以扩建了合肥城，这是可以查询到的郭振扩城的最早说法，也多为后世学者承继沿袭。

明代合肥高诲是弘治十四年（1501）举人，正德十二年后方出任济南府青城县（今高青县）知县。杨循吉在合肥期间，极大可能与高诲相识并研讨过合肥城池的变化。高诲未必读过成书后的《庐阳客记》，其于正德七年所作《庐州府修城记》则云：“凡奉符兹土者，有守与不守，其势在城，而其机则在人也。故張濬之筑、郭振之展、胡舜陟、杜杲之修，皆欲恃以地利，职此。”高诲观点与杨循吉同，也认为郭振扩建了合肥城，但高诲提出合肥城是张濬修筑的。唐代有宰相张濬，宿州符离（今属安徽宿州）人，其未在庐州任职过，历史上有与合肥相关的张濬吗？

《嘉庆合肥县志》卷五《营建志》引《舆地纪胜》和《天下名胜志》载：“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淮西帅郭振又拓其北，名斗梁城。”该志也认为郭振扩大合肥城。

建国后的1964年，学者刘彩玉在《历史上的合肥城》一文中讲述：“元帅郭振突破原来地形限制，扩建了新的城池，……南截唐代金斗城一半，北跨金斗河，西括九曲水，将原来在金斗城外东北角的小湖泊—‘逍遥津’和西北角的洼地——‘金斗圩’一块儿括入斗梁城内”，所以“合肥城的范围在此时扩大了几倍”。此文流播甚远，之后所有提及合肥宋代城池变化的文章著作均采纳此说，渐成信史。

细读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其在“斗梁城”条目下写道：“乾道五年，郭振筑新城，号斗梁，横截旧城之半，而阻绝旧城于斗梁城之外。”王象之表明的是郭振筑合肥新城，只用了合肥旧城的一半，看不出郭振将城池扩大。这座合肥旧城规模如何？何时建造？《舆地纪胜》没有说明。

舆地纪胜

《全唐文》中一篇隐匿久远的殷文圭《后唐张崇修庐州外罗城记》可以给我们一点启示。张崇，唐末五代庐州慎县（今属肥东）人，杨行密部下大将，天祐四年（907）至大和四年（932）一直担任庐州刺史。因为庐州为杨吴政权的龙兴之地，区位尊崇，张崇于天祐十二年（915）在唐代庐州城基础上修筑了庐州外罗城，“其城周回二十六里一百七十步，壕面阔七十丈至六十丈，深八丈，城身用瓦砌高三丈”。明代高诲所言张濬筑城，实际应为张崇筑城。

罗城包括庐江、潜桥、独山、瓦步、东正、崇化、怀德等城门十三所，明教、市桥、县桥、通远、西水阊门、小史、赤栏、东正门、崇化门、怀德门等桥十一所，四周挖掘护城河，肥水括在城中，穿城而过，有东西水栅，城内遍布廨舍、梵舍、神祠、儒庙等，官路纵横。赤栏桥即赤阑桥，南宋著名词人姜夔在此演绎了动人的爱情故事。

罗城的存在及规模在五代范海印的《诸山圣迹志》中得到了印证，该书称“西行七百里至庐州，其城周围卅里”。范海印对合肥城的周长是推测，大致符合《外罗城记》的记述。在唐宋时期，这样一座城池绝对是一座巨城。

清代学者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宋会要辑稿》，《宋会要辑稿·方域九》之“庐州城”条目依次记载有：隆兴二年（1164）正月二十一日，江淮都督府参议官冯方言：“庐州城围约二十里，今欲捺坝以留焦湖落水。”

乾道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诏修庐州城。明年三月二十二日兴工，四月毕，修筑军士第赏有差。是岁，诏修楚州城，役兵万人，为日六十，钱六万缗，米万五千硕。八年十二月，复给钱二万缗增修。

乾道六年正月二十四日，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奉国军承宣使、淮南西路安抚使郭振言：“庐州城围并已修筑整备，合用防城篦篱脾抱座挂塔器具等，用钱浩瀚，伏望支降度牒百道，相兼计置。”从之。

乾道九年六月十一日，建康府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郭刚言：“庐州城壁每年差拨一军五千人，欲望睿旨于诸军共差一千人前往，专一修治未备城池。每及一年，依此差人交替。”从之。

绍熙二年（1191）正月二十五日，上谓：“叶翥昨言庐州不可守，修城亦无用。”葛邲奏曰：“庐州非不可守，若有三万人即可守，而城池亦(不)可以时葺。”胡晋臣奏曰：“不可因其难守，便废边防。”上曰：“极是。若遇事遽以劳扰辄废，即是导人以苟且，恐不可。”

庆元元年（1195），暑雨暴涨，冲突城壁。帅王知新因命整治，并疎暗渠，浚长壕，修瓮城，视旧加倍。壁垒崇坚，楼橹相望，称雄淮右。复请于朝，岁遣金陵戍卒三千，以时缮治，号防城军。又奏：“郭振修筑以古城中分为二，于市河之南别筑斗梁城，横截旧城之半，而阻绝市河于斗梁之外。旧北城约七里，不复加葺。曾不知郡当西淮要冲，市河通彻巢湖，可以遭运，又有居巢、历阳、射胡关相为掎角。乞行筑修，且乞开浚城外长河三道，以增城壕之深，以壮形势。”

开禧二年（1206），帅田琳略加增修。是冬，虏果入寇，藉以捍御。然事力未备，规摹未壮。嘉定四年（1211），夏潦浸淫，城壁多圮。先是，朝廷以本州岛强勇军多减省，防城军止差千人，帅李大东复请增为二千。于是新城、古城悉加修筑，数月而就，并疏三壕，合鸡鸣山水入于市河，金汤益固，比险方汉云。古城凡九十三处，羊马墙八百八十四丈，水埧九处九十二丈，卧牛一十五处五百二十六丈。又增修古城一带女头，与内城相为雄长云。

同样据《宋会要辑稿·方域九》，南宋扬州城“周围十七里一百七十二步，计三千一百四十六丈”，又“壕深一丈至一丈五尺，阔十三丈，至有十八丈之所”。北宋潭州（今长沙）二十二里九步，南宋缩小为一十四里一百八十九步。据此推测，庐州在整个淮南地区可能是最大的城池，且护城河的宽度和深度都大得惊人。

再考虑宋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正月，金军南侵，宋廷一方面督促张俊由建康率领全军渡江迎敌，另一方面急命在太平州（今安徽当涂）的刘锜前往防守庐州。留守庐州的统制关师古仅有2000部众，认为无法守城。刘锜抵达庐州后，绕城一周，也认为无法守城。

刘锜与关师古认为无法守城的原因，之前没人深究，现在看来是合肥城池太大，没有足够军队难以防守。正如绍熙二年的枢密使、后任丞相的葛邲所言，“若有三万人即可守。”绍兴十一年，金军主力从淮西南侵，刘锜即使有3万人的军队，也难以抵挡，只能遂率军南返，后与张俊、王德等部汇合，在巢湖柘皋与金军进行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柘皋之战”。”“柘皋之战”后，金廷知晓无法消灭南宋，才有绍兴和议、岳飞被冤杀的一系列事件。

柘皋古镇

《宋会要辑稿》明确记载郭振于市河之南别筑斗梁城，放弃了市河以北的旧北城约七里。市河即古肥水，后称金斗河，旧河道自旧水西门处进入城内，基本沿今淮河路略南一线贯穿合肥城，在城东注入东壕。《舆地纪胜》虽然记载简略，实际与《宋会要辑稿》相类，郭振没有扩城，而是缩城。

南宋袁燮为宋宁宗嘉定年间庐州知州赵伸夫撰写的《秘阁修撰赵君墓志铭》记载：“（庐州）东西有两栅，肥水贯焉。开禧用兵，敌攻东栅，军民悉力捍御。敌退之后，帅臣田琳匝环甃之，西栅未及也。公帅将佐登陴览观，具见其疎漏，敌所必攻，爰请于朝，建三洪巨门，以杀水势。楼橹壮伟，横跨门上，视东栅有加焉，复建议包筑故城，为以远规。故城者，唐张崇所筑，广十九里有奇，然兴兵祸，夷为丘墟。乾道中，郭亲军振请城之，亟欲就功，缩旧址三之二，创筑新城十五里，俗呼为月城。此城既筑，而合肥县及市北居民皆隔于外，耆老有弃而不顾之怨。郭遂于斗门外筑纒堡以护之，其状如月，故亦谓之月城。”

以上无论是《舆地纪胜》和《宋会要辑稿》的“横截旧城之半”，抑或是《秘阁修撰赵君墓志铭》的“缩旧址三之二，创筑新城十五里”，虽然对城池周长估约不准有一定差别，却都明确指出郭振是缩小城池，放弃了市河以外的旧合肥北城，推测应是沿市河以南新建了城墙，与原张崇外罗城南部形成了新的“斗梁城。”因城池形状如月，故称为“月城”。有兴趣的合肥人，可以看看地图，这一片区域是不是有那么点形如月钩？

《宋会要辑稿》说“旧北城约七里，不复加葺”，旧北城当指市河以北的宋合肥城，城墙走向大致是今天亳州路交环城路至淮河路交环城路略南边一点。按唐宋时的度量衡，一里的长度有今天的530米和442.5米二种说法。如按442.5米计算，七里即有3.1公里，与现今距离相差不大。

《外罗城记》估计出自《永乐大典》，加之战乱导致合肥本地文献缺失，杨循吉、刘彩玉应该无缘得见这些合肥城的早期资料，所以才会误作判断。杨循吉提到“厥后守臣若王希吕、陈规、胡舜陟、杜庶相继修葺”也是错的，胡舜陟和陈规分别在南宋建炎时和绍兴初知庐州，早于郭振数十年，不可能在郭振之后修葺合肥城。

之所以追根溯源郭振是扩建还是缩小了合肥城，是因为合肥作为整个宋代淮南西路的路治，其城池的大小完全体现了其在中国版图之中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的重要性；纠正几百年来对于郭振扩城的误解误认，可以还原基本史实，重新审视合肥非同寻常的历史地位。

鉴于合肥地位的重要，嘉定四年，夏季洪水侵蚀冲刷，导致斗梁城的城墙多处损毁倒塌，重新修建合肥城，形成以罗城、斗梁城两道城墙的守护必然更有利于防御北方金军的入侵，在安抚使兼知州李大东的带领下，新城（斗梁城）、古城（罗城）悉加修筑，历经数月完工，并疏通三壕（护城河），将鸡鸣山水引入市河，使市河畅通，便于南来的物资运进城内。

张崇的外罗城从五代一直沿用至南宋乾道年间，郭振于乾道六年修建斗梁城之后，仅过40余年，因为不适用，在嘉定四年经李大东重修，大致恢复原状。外罗城周长二十六里一百七十步，如按442.5米/里计算是11.7公里，较现环城路一圈多出接近3公里，外罗城城址何在，这座巨城到底是怎么样的？合肥文史工作者需要为之继续努力。

合肥环城公园

世事之多变，沧海又桑田，不可否认的是外罗城奠定了今天合肥老城区的基本范围，明清以后的合肥城原则上没有超过外罗城的范围，明清以后的合肥城没有大过1000多年前的外罗城，是否令你吃惊加感慨！

本文写作之前与萧寒、张彦峰、束文杰等师友进行了沟通，感谢他们对此文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