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统勋是清代少有的汉臣首席军机大臣，乾隆皇帝对他的评价极高，说他是“真宰相”，死后追封太傅，赐谥“文正”。为人臣者能获得如此高的荣誉已经是极限了。

刘统勋在影视、文学作品中出镜率也很高，其形象刚正不阿、不畏权贵，就连自诩颇高的乾隆，也对他忌惮三分。

然而正史上，刘统勋也在乾隆的手上吃过大苦头，不仅被革职下狱，就连家产也被查抄。那么，乾隆为何对向来信任的刘统勋“痛下杀手”呢？

伴君如伴虎祸福难料

乾隆十九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乾隆皇帝力排众议，对准噶尔部发起总攻。乾隆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并非是心血来潮、好大喜功。

准噶尔部从康熙中期以后一直是大清最大的威胁，这个毒瘤一天不挤掉，大清王朝就一日不得安宁。只是准噶尔部内部团结无懈可击，来来回回打了不下十几次，依然胜负难分。

乾隆十九年，准噶尔部因政权更迭出现了内讧，极大地消耗了元气。乾隆正是看准了这一契机，决意出兵。

准噶尔部的政治中心在伊犁，距离北京有七八千里路程。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按照以往的惯例，西北一旦发生战事，接济粮草的后方基地都设在陕甘，所以乾隆一方面调兵遣将，另一方面又在考虑陕甘总督人选。

全国八个总督中，任职资格以陕甘总督最高，道光以前很少授予汉人。乾隆本意是要在旗人大员中简派一人出任，但思量再三，还是认为时任刑部尚书的刘统勋最合适。

这一年，刘统勋出任陕甘总督，全权负责西征钱粮事宜。由于准备充分，第一次征战准噶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清军三万余精锐平定伊犁，准噶尔汗达瓦齐被擒获。

乾隆闻讯大喜，下旨褒奖有功人员，刘统勋因功加太子太傅衔。伊犁地处偏远，粮饷全靠内地供应，乾隆朝即便国力强盛，也经不住每月数百万两的耗费。

故而平定伊犁后，清军主力撤回。未料回部首领阿睦尔撒纳趁清军兵力空虚之机发动叛乱。

当时阿睦尔撒纳集结了二万多兵力向伊犁发起进攻，而伊犁驻军不过一千余人。主将班第向驻师不远的定西将军永常求援。

永常也非无能之辈，但手里的兵力也仅有一千余，故而不敢冒险，实际上即便援助也是杯水车薪。

凑巧的是，此时的刘统勋虽然不知伊犁发生战事，但也意识到了仅靠班第的一千多驻军，是无法守住这片刚开拓的新疆土的。他也向乾隆上奏，建议将伊犁驻军移至巴里坤。

奏报传至京师，乾隆大怒，他认为永常、刘统勋贻误军机，有损天朝声威。下旨将二人逮至京师问罪，刘统勋家眷也受到牵连。

抄家抄出来二万两银子

刘统勋尚在途中，乾隆已经让内务府总管来保、山东巡抚等对其京师、诸城老家的住宅进行查抄。

根据汇总，京师东四牌楼的住宅共查出六千余两现银以及字画；山东诸城老家查出了一万五千余两现银及其房产、田产。

大概是从雍正执政时开得头，官员无论级别，也不论犯了什么罪，在没有定性之前，一律要抄家。抄家热的兴起也不是没有缘由的，主要是官员抄家后，一般都获得不小的利润，而这部分利润不算户部进项，而是流到了内务府广储司，成了皇帝的零花钱。

刘统勋家产二万余两，也算是一笔巨款了。毕竟刘统勋的俸禄才一百多两银子，如果不能说清楚财产的来源，恐怕要被定上贪腐的罪名。

来保等是奉旨办差，虽然平日里素来敬佩刘统勋的为人，可也不敢明着维护刘统勋。

乾隆看到抄家清单后，对着来保等人就说，他家有多少钱我不管，只是除了家产以外是否还有其他违碍的东西。所谓的“违碍之物”指的是书籍、信件一类的。

清代皇帝最忌讳汉臣背地里著书立说，以攻击清朝得国不正。刘统勋跟了乾隆这么多年，对他的脾气是了解的，自然不会去触碰这一红线，家里也就没有什么违碍之物。

至于二万多两银子，乾隆认为来路很正常，毕竟刘统勋家世代为官，这点银子还是拿得出来的。况且诸城刘氏家族的名声在外，他们家出了二百多个官员，没有一个是贪官。

刘统勋、刘墉父子在监狱里啃了一个多月的冷馒头。这段时间里，乾隆也逐渐冷静了下来，认为刘统勋建议撤兵巴里坤的建议还是可取的。

同时也意识到刘统勋及其家属的处理不妥当，不仅下令释放刘统勋及其家人，退回家产，还在谕令中公开承认刘统勋不但无罪反而有功，并赞扬他：“统勋在汉大臣当中尚奋往任事”。

不久，刘统勋开复授刑部尚书。自这件事发生以后，君臣之间的关系似乎比以前更加和谐了，刘统勋的官也是越做越大，未几年官拜大学士，并以首席军机大臣的头衔主持军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