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名军统特务，留守大陆64年后一聚首

国民党败退台湾的时候，留在大陆的潜伏特务上万人。经过新中国50年代的抓特务、60年代的大浪淘沙，到70年代阶级斗争的弦还绷得紧紧的，再加上岁月不饶人，到2000年之后，估计没有谁还认为我们生活里还有当年潜伏的特务。

今天翻看旧报纸，看到一张拍摄于2013年的照片，照片上是三位满脸皱纹的老人，笑容里透着岁月的沧桑。这些老人曾经有一个相同的身份——1949年留在大陆的国民党军统特务。

照片上的女性，名叫王庆莲。王庆莲1928年生于浙江省江山市，4岁父亲就死了，母亲改嫁，她的童年十分艰难。为了将来有出路，15岁就在军统“招募工作人员”时应征入伍，当了军统局的“译电员”。抗战时上过前线，因为和和戴笠是同乡，还受过上重用。戴笠飞机失事突然死了，新头目毛人凤歧视戴笠的老部下，王庆莲受到排挤，就请长假回老家照顾母亲了。

1949年的5月，军统来人要王庆莲一道去台湾，王庆莲以老母须要奉养为由拒绝了。就这样，王庆莲被留在了大陆，她没任务，也没有资金，心底里藏着自己的“特务身份”，在新中国 提心吊胆地生活，直到八十年代后才放下心来。

2013年，王庆莲突然接到了一个邀请，对方自称是两个“国民党在大陆的留守人员”，而且他们也跟王庆莲一样，在“情报部门”工作过。

发去邀请的人，一个叫戴以谦。他也是浙江江山人，与王庆莲是同乡，还是戴笠的同宗侄孙。抗日战争爆发初，戴以谦加入了“特务部队”。他做事狠辣，杀过不少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1943年，戴以谦从一线岗位退出，被戴笠提拔为军统办公机关的机要秘书。戴笠回浙江老家时，总把他带在身边。不久，在戴笠的主导下，戴以谦升为“军统”在浙江地区的主要负责人。戴笠出事后，他受到冷落，被调到了一个没有实权的岗位。

1948年底，有人来劝戴以谦去台湾，他借故拒绝。因为他知道去了也没有自己的便宜，倒不如待在老家安静生活。来者见劝不动他，就让他潜伏，还给他布置了任务。戴以谦表面答应了，但他根本不打算执行什么任务。解放后，戴以谦搬出老家，隐藏身份，结婚生子，在大陆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

也是运气好，他的历史一直没被揭穿。到了晚年，他不想把秘密带进棺材，就主动向当地政府坦白了自己的历史问题。政府考虑到戴以谦认罪态度好，也没有继续作恶，就决定对他不作处罚了。从此，戴以谦在共产党的宽容下获得了新生。

2013年，戴以谦听说浙江还有两个“国民党在大陆地区的留守人员”，他觉得是时候为过去的那段历史做个了结了。于是，他从上海请来了祝仁波，跟他一起向王庆莲发出了“聚会邀请”。

祝仁波是一个孤儿，从小流落上海的街头。为了生存，进入浙江警官学校系统性地学习无线电知识。他后来才知道，这里是为军统专门培养无线电技术员的“秘密场所”。 毕业后，祝仁波被安排到浙江当地的军统机关担任修理无线电的技术员。他干的就是爬高上低辛苦劳作的活儿，基本上没干过打打杀杀的事儿。

1949年，在军统工作过的同事因为害怕共产党清算，纷纷逃到了台湾。祝仁波觉得自己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就没有逃跑。 新中国成立后，祝仁波主动向政府交代了自己的历史问题。人民政府考虑到他没有做过坏事，而且懂无线电技术，就给了他一份相关的工作。祝仁波感恩党和政府，积极从事无线电网络修缮工作，为新中国的建设发挥了很大作用。

几个月后，戴以谦、王庆莲、祝仁波三个当年的“军统特务”见面了。此时距离他们撇开特务身份已经六十多年，二十来岁的年轻人都变成年逾八十的老人。他们感慨当年曾经走错的路，庆幸自己能活到共产党把国家建设得这么富强的伟大时代！

随后，他们三人一起合影留念，是告别历史，也是欣慰余生。如今的他们，和中国许多与 “普通”老人一样， 生活得平淡安逸。如今，照片上三位老人也许都已作古，但是他们应该是没有遗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