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的治台之策

刘铭传

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法战争结束后，统治者认识到了台湾的重要性，于是在左宗棠等人的建议下设立台湾行省。此后，刘铭传被清政府任命为台湾首任巡抚。在治理台湾的过程中，刘铭传进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改革，这对于清政府加强对台湾治理和促进台湾经济发展具重要作用。深入分析刘铭传治台之策，对于当今我国加强对台工作仍有参考价值。

刘铭传（1836年-1896年），字省三，号大潜山人，安徽合肥人。刘铭传早年与母相依为命，后在家乡办团练。1862年，李鸿章将刘铭传招致麾下，从此开始其军旅和官宦生涯。1864年，刘铭传被清政府授予直隶提督，后因跟随李鸿章剿灭捻军而晋封一等男，1885年，刘铭传就任台湾第一任巡抚。在台湾任职期间，刘铭传试图进行系统而有深远影响的改革，以实现“以一岛之富强、一隅之设施为全国之范”。刘铭传治台策略促进了台湾发展，为台湾现代化奠定了深远基础，也巩固了清政府对台湾统治，“溯其功业，足与台湾不朽”。客观地说，刘铭传治台措施是清朝统治台湾两百年中最重要，也是最成功的方略，因为刘铭传的做法“使台地之财足供台地之用，不须取给内地，而后处常处变，均可自全。”

重划台湾行政区并加强与大陆联系

清政府统一台湾后，于1684年设立一府三县，到1875年，台湾共有二府八县。由于台湾开发较晚，以前设置的彰化、嘉义等县厅都过于宽广，有的地方甚至还没有专门驻扎官员，而有的县与县之间相距较远，往返需要数日，这些因素导致清政府难以实现有效统治。于是，刘铭传在给清政府的奏折中建议重划台湾行政区域，“嘉义辖地，南至曾文溪，北至虎尾溪，均与台，彰两县分管亘长百30里。”后来，清政府同意重新调整方案，改台湾省下辖三府一直隶州十一县五厅。即台湾府辖台湾县、云林县、苗栗县、彰化县及埔里社厅；台北府下辖宜兰县、淡水县、新竹县及南雅厅、基隆厅；台南府下辖凤山县、恒春县、安平县、嘉义县及澎湖厅；升置台东直隶州并下隶花莲港厅。行政区域的调整使得清政府能够更有效地加强对台湾的实际控制。在此基础上，刘铭传还注重整理台湾的户口和实行保甲制度，并由各县选派绅民会同保甲编查户口、清丈田地。

台湾孤悬海外，与大陆有台湾海峡相隔，一直以来联系不是很方便，也不利于国家治理。当时，台湾本籍官员大都通过科举走上仕途，他们往往务实不足，喜欢营生于小圈子，以致台湾的开发落后于时代。刘铭传担任巡抚后深感台湾与大陆相隔甚远，往来较少。于是，他向清政府建议派遣部分候补官员，特别是具有开眼看世界或精通洋务的人来台交流或任职，这样既缓和诸多候补官员无官可做，又可促进台湾治理的近代化发展。刘铭传还重视台湾与大陆人员往来，并官派一大批台湾人到大陆求学和游历，以此增加对大陆的认识。与此同时，刘铭传也积极吸引浙江、福建沿海渔民到台湾定居，以实现民族融合和本地发展。鉴于台湾与大陆现代化沟通技术少，刘铭传于1887年和1888年架设水陆电报线3条，即陆路自基隆、淡水经台北到达台南，纵贯全岛；水路一条经淡水到达福州，另一条则由澎湖到达安平，此举极大方便了台湾、澎湖与福州乃至整个大陆的联系。1888年，刘铭传还在台北成立邮政局，购置邮船用于往返台湾、福州、上海和浙江等地。在刘铭传的大力推动下，台湾与大陆的联系不断得到加强。

注重发展教育

人才是发展的第一要素，台湾建省后人才极度匮乏，大陆有才华之士见台湾贫穷落后，也都不愿意前往谋生。当然，台湾人才短缺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台湾教育“学校不振、文风日衰”。为此，刘铭传上任不久就把教育的发展作为治理台湾的重要内容。基于此，刘铭传一方面鼓励大陆移民赴台，如此不仅带去了祖国大陆的技术和先进理念，还带去了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这就使得中华文化的精髓得以在台湾地区迅速扩张。与此同时，刘铭传十分注重学校教育，他在台湾各地设立学校和书院，并推广民众教育。在课程设置上，刘铭传加强了国情教育，借此希望加深学生对祖国的了解。在大力发展基础教育的同时，刘铭传鼓励台湾学生参加科举考试。当时台湾全省的童试及岁、科两试皆在台湾举行，乡试则设在福州举行。台湾学子赴大陆应试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两岸之间联系，他们在应试之余游历祖国山川大河，写下诸多佳篇诗文，抒发对祖国最真挚的感情。

另一方面，刘铭传积极倡导和推动新式教育在台湾发展。鸦片战争后，有识之士开始实施洋务运动以振兴国家，而教育作为其中的一部分自然也被上升到了新的高度。作为开明派官僚的刘铭传同样重视教育，1887 年3月，其在台北的大稻埕六馆街设台北西学堂，聘请张尔诚担任总监，延聘辖冶臣和布茂林担任洋教习，主要教授外文，并派两名汉人教授中华传统文化知识。学生所学的西学主要有图算、测量、天文和制造等。当年，西学堂首批招收了20余名年轻而富有朝气的学生，他们在学校受到非常严格的训练，“日以巳、午、未、申四时专心西学，早晚则由汉教习督课。”与此同时，台北西学堂还经常对学生所学知识进行严格考核，“每届三个月，委员会同洋教习考校一次。”学校根据考试成绩的优劣分别予以奖励或申戒，对于特别差的学生则予以淘汰。学生生活方面，西学堂规定凡学生由附生考入的每月给银两，由文童考入的每月也给予一定补贴，而学生所需外文教材等均由学堂“据实开支”。刘铭传还重视在全台湾各个地区推广新式教育，重点加强对基础薄弱地区的办学经费资助，同时给予办学有成就的地方官员优先向清政府推荐，或就地委以重任。1890年3月，刘铭传又在台北设立“番学堂”，主要招收年龄不等的少数民族学生，学堂配备教师、通事多人，实行半封闭化管理，开设汉文、算学、闽南语及中华礼仪等课程。

加强台湾的防务建设

中法战争中，台湾的战略地位为清政府所重视。鉴于当时台湾防务薄弱，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决意台湾建省，以加强海防和巩固统治。1885年刘铭传上奏清政府认为，“澎湖不独为全台之门户，亦为南北洋之关键”“欲守台湾必先守澎湖，欲保南北洋亦必先保澎湖”。于是，清政府要求刘铭传统筹谋划台湾的防务事宜，而刘铭传也尽心尽力地去推动。到1888年7月，刘铭传在台湾共修筑新式炮台10余座，从国外购得先进后膛炮30余尊，并以澎湖作为海防建设的支点，派水师驻扎澎湖。鉴于台湾军备废弛已久，“将贪卒惰，虚名空额，习为故，竟成积重难返之势”，大多数将士“无事非烟即赌，有事非溃即逃”。刘铭传精简士兵，仅保留35营，还聘请外国教习加强士兵的训练。在此基础上，刘铭传重新部署全台湾的兵力，如以定海4营驻北路，铭字4营驻基隆，镇海8营驻后山。此外，刘铭传还在台北设团练总局，在各府、县设分局，各乡设民团，分级自卫以维持治安和增强国防力量。刘铭传考虑到台湾孤悬海外，如遇外敌挑衅与大陆联系被切断，军火供应势必无法接济。于是，刘铭传创办一批军事工业，如军械局、兵工厂和火药局等，这些工厂既能制造弹药，又能修理枪械。

在筹备全台湾的防务过程中，刘铭传将炮台和兵力重点部署在北部地区，因为北部战略地位更加明显，一旦被攻破全台湾将岌岌可危，更重要的是台湾北部与日本隔海相望，而日本又一直虎视眈眈。1891年，告病还乡的刘铭传乘船即将离开台湾时，看到不少日籍船只往来台北，刘铭传感慨万千地说：“他日祸台者，必倭也！”重视交通设施建设借以加强防务，也是刘铭传台湾防务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早在1880年，刘铭传就向清政府上奏《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从防务出发提出修筑铁路的重要性。刘铭传认为练兵、制造军事器械可以使国家强盛，但关键需要建造铁路，这样才能方便军事行动，如果铁路造成“十八省连为一气，一兵可抵十兵之用”。1886年10月，刘铭传拒绝了英国旗昌洋行想窃取铁路的要求，并委派官员招股集资以建铁路，刘铭传始终认为铁路是国家命脉，绝不可轻易落入外国人手中。1887年，刘铭传在台湾设立铁路总局，聘用外国技术人员担任设计和测量工作，经过近四年的不懈努力，台北至基隆段于1891年竣工通车。这条铁路是中国自行投资、兴建和控制的，具有里程碑意义。

发展工商经济

由于离大陆较远、自身条件束缚了经济的发展，当时，台湾的经济一直落后于大陆大部分省份。刘铭传在任台湾巡抚期间意识到，如果不发展台湾的经济，台湾就只能继续落后，“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先经商。”于是，刘铭传制定“台湾近代产业计划”。为发展经济，刘铭传下令清理田赋，承认小租户的土地所有权，减少农民的赋税水平。租佃关系的调节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原有依附关系，使得农村劳动力得到释放，士绅也有资本从事新型的商业运营。在劳动力得到解放的情况下，刘铭传招募南洋华侨投资，奖励对外贸易，并把大量产权让与民众，由其自行经营。如在建铁路时，刘铭传主张由商人承建并作出“所有钢质铁路并火车、客车、货车以及一路桥梁，统归商人承办”的决定。1885年，刘铭传邀请周学熙商办在中法战争时被破坏的基隆煤矿，但由于煤矿破坏严重，所需资本巨大，张学熙不久即退办。于是，刘铭传将其改为官商合办，但后来商人也相继退出，基隆煤矿改造再次成为难题。为使煤矿摆脱困境，刘铭传在对煤矿进行整顿的同时又准备把煤矿交由商办为主，借以振兴该煤矿。1890年商人蔡应维、煤矿职员林元胜等人表示希望以官商合办形式，承包基隆煤矿，最终双方议定“矿务一切事宜，由商经营，官不过问，将来无论盈亏，按照成本分三股匀算。”这实质上是使煤矿打着官商合办旗号进行商办的尝试。

为统一管理经济起见，1886年刘铭传还在台北设立商务局，并要求全台各地区成立相关的经济事务衙门。与此同时，刘铭传还委派张鸿禄、李彤恩到南洋各岛考察商务，并在新加坡设商务局分支机构进行招商引资，努力向华侨商人推销台湾商业机遇。此外，刘铭传还注重加强台湾的基础设施建设，以便提供更为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如设立通商局、清道局、兴市公司、建造半机械化供水设备和建设集贸中心等。刘铭传的工商举措为台湾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此后台湾的崛起创造了条件。在刘铭传的大力推动下，台湾省财政收入从其抚台前白银90万两增至抚台后399万两，特别是台湾贸易额出现高速增长，1890年出超额竟达363万两。对此，后人言“盖自刘铭传巡抚以来，垦田治产，茶脑大兴，运至欧美各埠……出入足以相抵，且有溢过，故能百事俱举，民户殷庶，使长此以往，台湾之富未可量也。”

刘铭传在台湾任巡抚的6年中，实施的政策不限于上述方面，还包括了其他内涵丰富的举措。不可否认的是，很多措施因种种原因的限制未能成功实施，但是刘铭传治台是以加强国家对台湾统治为根本前提，其目的是让台湾人民参与到祖国的近代化进程中来，并在此基础上增强台湾人民的家国情怀，加深他们对祖国的认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祖国大陆与台湾省是休戚与共的不可分割体，“两岸同胞同祖同根，血脉相连，文化相通，没有任何理由不携手发展、融合发展。”因此，对于当今我国的对台工作，刘铭传担任台湾巡抚期间的某些治台方略仍然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黄 伟，作者单位：安徽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