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为什么我们又战败了？

———从中日对比的角度

自古以来战争不仅表现为战场上的厮杀， 而其背后则更是综合国力的较量。综合国力 不仅包括表现为经济实力、军事力量等硬实力，还表现为以文化思想和价值观为内容的软实力。正如孙子兵法所言：“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意为：善于用兵的人，总是注意修明政治使上下同心协力，并且确保法令的执行，所以能掌握胜败的决定权。

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后，日本对军制实行重大改革，在废除旧的士、农、工、商差别的等级制度的基础上，贯彻“全民皆兵”的方针。1873年，明治天皇颁布“征兵令”，规定日本男性公民不论贫富贵贱，地位高低，都有为国服兵役的义务。甲午战争中，日本皇室与国民履行相同的兵役义务，多名皇室成员入伍，参加了战争。皇室的表率作用，激发了普通民众参与和支持战争的热情。

新的兵役制度为“国家军队”的建设提供了法律基础，把日本传统的尚武精神与近代“国家”和“国民”的概念相结合，形成了军、民、国一体化的极有战斗素养的“天皇的国家军队”，同时还以法国的军制对军队的后勤、教育、军事思想进行全方位的改革，整体军事实力大大提升。

战前，日本为打败北洋舰队，动员全国之力购买英国制造的最快速的铁甲巡洋舰，这就是甲午海战中给北洋舰队以重创的“吉野”号，而且针对北洋舰队的定远舰、镇远舰，专门利用法国的技术建造了三艘巡洋舰，分别命名为“松岛”“严岛”“桥立”，美其名曰“三景舰”，舰上装备的主炮的口径超过了定远和镇远两舰。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从1862年开始，清朝按照湘淮军的“营哨”整编军制，招聘西方国家的军事顾问训练军队，装备从西方购买的新式武器。同时创办近代军事学校，翻译西方军事著作，并在旅顺、大连、威海卫修建大量炮台，配备了最先进的大炮，近代化的军事建设已初具规模，两次鸦片战争所造成的屈辱一扫而光，“同光中兴”所带来的荣光洋溢在朝野上下。

但清朝进口西式武器品种繁多、五花八门，口径不一。安徽廪生朱照在给张之洞的信中写道：“炮则有格林、阿姆斯脱朗、克虏伯、开花炮等种，枪则有新旧毛瑟并中国自制之快利枪，名色繁多。……弹药或误，则与枪炮格格不入，或大或小，或长或短，或紧或松……。”这给战时补给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明显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除此之外，在后勤、医疗、食品、运输领域同样短板重重。

清朝有史以来实行的是佣兵制度，大多数士士卒服役是为了养家糊口，没有明确的服役年限，士兵的年龄参差不齐，长期的和平环境使得将士逐渐丧失了战斗精神和作战能力。同时军队设立的是文官和武官双重管理体制，一到战时，指挥体系则混乱不堪、左支右绌、疲于应付。

“兵民是胜利之本”。民众对战争的参与度与支持度对战争的胜负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甲午战争爆发以后，战争狂热首先在日本知识界蔓延，福泽喻吉著文《日清战争是文明和野蛮的战争》鼓吹：“日清战争是文明和野蛮的战争，不单纯是人与人、国与国之战……为了人类文明进步，无需讨论任何纠缠不轻的战争理由。”宗教界宣称：“这次战争是大日本帝国前进的天职使然……。”海外的日本侨民踊跃为战争捐款，学生表示随时准备回国参战。

日本国内的下层民众起初对战争并没有太多的关心，但在政府和知识界的鼓噪之下，他们，甚至连那些从事皮肉生意的女性都省吃俭用，捐款捐物；那些因伤病返回家乡的士兵，会遭到村民的谴责；民众特别关心的是战争胜利后能获得多少赔偿金？……

在愚民统治政策之下，清朝民众逆来顺受，根本就不关心政治和国家的命运。甲午战争爆发后，拥有四亿多人口的国家竟然没有支援战争的民众力量。民间的抗日热情低于官方，甚至汉系阶层对日本的进入还有某种期待。在欧美的侨民关心的只是自己眼前的生意，表示不愿意为清朝打仗。

自古以来，战争的任何一方都讲究“师出有名”，试图把自己放在道义的制高点，以取得国际舆论的支持，特别是在近现代战争中舆论宣传和外交公关显得则更加重要。

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媒体积极参与报道，日本近十家报纸纷纷派出随军记者，官方对媒体的开放态度，获得媒体的广泛配合，美化战争、美化日军成为媒体的自觉行动，有效地凝聚了民心士气。同时日本政府和军方允许外国武官随军观战；允许外国记者随军采访。“高升号”事件和旅顺大屠杀发生后，国际舆论一片谴责之声，但日本政府的外交使节积极展开外交斡旋，媒体积极配合，结果成功化解了这两次公关危机，侵略者反而得到国际舆论的支持和同情。国内外媒体的报道，塑造了日本军队“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形象。

清朝的报刊均系民间创办，政府对报刊媒体实行严格的控制。战争爆发后，清朝政府不允许报社派遣随军记者，只能从外国的报刊转载二手新闻。真实性、时效性都大打折扣。

“丰岛海战”之后，军方向朝廷传递的是击沉日本战舰的假消息，朝廷大臣弹冠相庆。结果民间以讹传讹。《上海新闻画报》刊载“倭舰摧沉图”渲染丰岛海战大捷，误导了民众对战争的认知，并被日本报刊所耻笑。这样的报道在整个甲午战争期间比比皆是。

与日本对外国记者开放相反，清朝不允许外国记者随军采访，拒绝外国武官随军观战，战争报道成了日本媒体的独角戏，使得国际舆论认为，日本出兵是致力于朝鲜的国家独立，是帮助朝鲜争取自由解放的的正义一方，日本媒体公关取得了巨大成功。

除这些之外，清朝军队的战争救护、后勤补给、对战俘的处置等等都停留在中世纪的认知上，而日本已全面进入了近代化的阶段，战争的结果可想而知。

甲午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站在这场战争结束已近130年的今天，反思这场战争仍然有其现实意义和价值。

张鸣先生在其所著《重说中国近代史》的序言中指出：我们近代史的叙事，存在“三妇”心态，即怨妇心态、泼妇心态、情妇心态，都是非理性的思维和认知。

近现代史上，中日两国恩怨纠葛，一直缠绕在国人的心中，挥之不去。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大环境之下，当今中日关系也跌宕起伏，雪珥先生在《绝版甲午》一书中满怀深情地说：了解日本、分析日本，仍然是我们需要补的一课。

前一段时间曾看到一篇报道，说的是，几年前由民间组织了一批记者到日本寻访甲午战争期间散落在日本各地的北洋舰队的遗物。当记者团到达日本冈山的时候，天正好下雨。一位女记者给镇远舰的舰锚撑起来雨伞，并说，“我来给它挡一会风雨。”当时，我的脑海里立即闪现出这个凄凉又不失温暖的画面。我想什么时候冈山下雨了，我也去给镇远舰的舰锚撑起雨伞。你去、我去、他也去，我们一起去，那就不是雨伞的海洋，而是一道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