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历史文化名城西安，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当然，很多人更爱西安的故称“长安”，相信一听到“长安”，有更多小伙伴脑海中会开始浮现各种诗词。“长安一片月”、“未解忆长安”、“长安不见使人愁”等等脍炙人口的诗句说的都是它。

长安，与意大利的罗马、埃及的开罗、希腊的雅典并称的世界级古都。作为周、秦、汉、隋、唐等强盛王朝的首都时，长安更是盛极一时。

历史大浪淘沙，自唐以后，长安却从此与都城无缘。宋朝的都城开封（故称汴京）和杭州（故称临安）、元明清三朝的都城北京（故称大都、燕京等）都渐渐离长安远去。

古都西安为什么从唐以后都与都城无缘？要了解古城长安作为首都的兴衰，咱们要先看看作为“天选之城”的长安为什么会成为十三朝古都。

天选长安

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可谓是“天选之城”。在先秦时期，长安的气候和现在有很大区别。当时的长安更像现在的江南地区，降水量和平均气温都比现在的关中地区要高得多，温暖湿润、适宜居住。

除了气候上的优势，长安的地形地势也很优越。长安北临黄土高原，背靠秦岭，处于黄河中游的一片盆地上。渭河、洛河等河流的经过带来了丰厚的沉淀，让这一带土壤肥沃、水分充足。

这样的地形地势不仅适宜居住，也有一定的军事优势。在古代，行军打仗依靠自然屏障是很常见的。往往一道山脉、一条大河就是天堑，让敌军难以跨越。长安附近的环境也是如此。

长安地处群山之间的一片平地，周围都是较为崎岖的地貌。这样的地形天然就是一道屏障，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年代可以有效抵御外敌入侵。

李白在《蜀道难》中曾经说到峥嵘崔巍的山间城市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长安正是这样易守难攻的地形。

长安只有地理优势可不够，倘若其他地区的优势比长安明显，那先民们一定是会选择更加卓越的生存环境。事实是当时的南方地区降水过于充足，这也导致了南方的土壤水分很大，肥沃的同时也很黏重。比起关中，南方土壤严重影响耕种。

在那个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的年代，生产工具并不先进。当时的生产工具只有简单的耒、耜等，铁器也比较少，以先民们微薄的人力去耕种南方这样黏重的土质显然并不合理。

此外，南方的气候环境也并不适合那个时候的人居住。当时南方植被茂盛，野生动物很多，林中也多瘴气。南方的潮湿温暖还会滋生很多毒虫，虫虺蛇蜥等等爬虫在那个感冒都会死的年代对先民们来说都是致命的威胁。

在这样的对比下，显然长安是作为都城的不二选择。当然，在后续的历史发展中，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进步，生产工具得到改进、医疗卫生水平显著提高，再加上气候的变化，南方的这些问题在先民们看来也不是难题。

这样，南方的温暖湿润反而成为宜居的条件。随着西安附近资源的枯竭，南方的树林和海洋也为生产生活提供了更多的资料。这些在后续的分析中我们都会陆续提到，在此就不多赘述。

了解过长安作为天选之城的优势，我们就再来看看长安究竟是怎样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逐渐失去国都的地位的。

人口压力

西汉的后期，长安的气候就从先秦时的温暖湿润开始渐渐变冷，地球进入间冰期。降水量逐渐减少，气温也慢慢降低，开始越来越像现在的关中地区。

温暖湿润的环境显然更加适合作物生长，长安的气候变化对当时的农业是一个挑战。加上那个年代的生产力并不发达，对于土地资源的利用也不成熟，导致很多土壤被经年累月的无休止耕种，逐渐贫瘠，农作物产量更加有限。

这时，可能就有小伙伴要问了。既然土地贫瘠，那为什么不去开垦别的土地。其实，这也跟长安的地形有关。前文我们分析过，长安的地形四面环山，北边就是黄土高原。这样的地形固然易守难攻，也会让足以耕种的土地十分狭小。

《新唐书》就曾经这样记载：“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长安所在的关中确实是土地曾经非常肥沃，只是肥沃的土地很狭窄，面积并不大。在人比较少的时候还足以供给，人一旦变多就难以维系。

作为当时的国都所在，长安又聚集了许多百姓。我们通过很多诗词都可以看到当时长安的人烟阜盛，如李白“万户捣衣声”、元稹“长安千万门”都极言在长安居住的百姓之多，千千万万、数不胜数。

这样多的人都需要吃饭，粮食问题是根本性的。可诚如上文，长安附近的地又种不出来太多粮食。随着人越来越多地聚集在都城，长安附近的土地越来越贫瘠，气候也越来越干燥。

这样的情况愈演愈烈，到唐朝时长安早已不堪重负。满目繁华之下潜藏着巨大的危机。这一年，在人口压力之下，长安终于爆发了大饥荒，饿殍满地、民不聊生。

据史料记载，当时皇帝还要带着妃嫔去洛阳吃饭。由于行动匆忙、出发太过仓促，在路上甚至还有随从饿死的现象。作为一国政治首脑的皇帝居然需要去别的地方“就食”，这是多匪夷所思的一件事，这也是“逐饭皇帝”这一词的由来。

人口压力是迫使长安不再作为都城的一个重要原因。试问倘若原来的都城的资源已经不能够发挥作为一个国家都城的作用，还有哪个糊涂皇帝愿意把都城再放在那里？

当然，人口压力导致都城资源供给难以维系只是长安不再作为首都的众多原因之一。除了人口，经济重心的南移及其带来的人口迁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经济重心的南移

前面我们说到，南方的土壤黏重、潮湿，不利于耕作。随着气候的变化，南方的降水量逐渐变少，气温也有所下降。这时的南方气候渐渐宜居，不再像先秦时期一样瘴气遍地、毒虫肆虐而不适宜人类居住。

随着曲辕犁的发明、耕耙技术的成熟、水利工程的发展，隋唐时期农业生产也得到很大突破。生产工具的改进和技术的成熟让农民能够适应不同土壤和田块的耕作要求，于是南方的土壤和多雨也不再是不能耕种的难题。

反之，南方的温暖湿润更加适合农作物的生长。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充足的降水、温暖的气温吸引了很多劳动人民前去定居。

南方有了适宜耕种的条件还远远不够，如果北方还能够生存，安土重迁的老百姓也不会随意迁徙。事实却是唐朝安史之乱后，关中附近连年战乱、社会动荡不安。

这样的环境想也知道并不适宜农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唐末时火药开始用于战争。火药硝石会让土壤板结、难以耕种，战火更是会破坏农民四季辛勤种植的作物，还会危及百姓的生命安全。比起战火连连的北方，南方的社会环境相对安定。

在这样的环境下，大量的百姓从长安所在的关中迁往南方。这些百姓带来了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本身又作为劳动力，加快了南方地区的开发。

我国古代小农经济的一个特点就是男耕女织，农业和手工业在南方发展。迁移过去的人口又会带动消费，于是南方的商业也得到发展。再加上当时南方的统治者重视农业生产，南方的经济开始迅速发展。

安史之乱是经济重心南移的开始，到南宋时，都城设立在南方的临安，经济重心南移也正式完成。在当时有句俗语非常形象地说明了这一情况：“苏湖熟，天下足” ，这说明了当时南方在粮食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之大。

经济重心南移导致南方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上升，还让人才教育中心也不断南移。于是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百姓在南方定居，又再次促进南方的发展。

经济重心的南移使得南方在全国的粮食生产中占有相当比重，当时的运输效率又不高。据史料记载，原价150文的米粮从南方运到长安就要花费近200文，运输成本的增加让长安的米价攀升。

这时的长安作为一国首都已经不太合适了。当然，除了经济上的问题，当时长安还面临军事上的威胁。

外敌环伺

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转衰，各地藩镇割据不断，大大削弱了唐朝的国力，这也让曾经在唐朝附近虎视眈眈的少数民族看到了“机会”。

东北契丹崛起，还有北方的女真族、党项族等少数民族，都让长安受到威胁。在宋朝以后，这些少数民族更是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辽朝、金朝、西夏等等，不一而足。

这些逐水而居的少数民族擅骑射，骁勇善战，军事力量雄厚。他们所建立的政权大多也在北方，强敌环伺的情况让长安偏北方的地理位置不再安全，出于稳定考量，长安也不再适宜作为一个国家的国都。

后代政权的性质

长安不再作为首都，除了与它自己有关，还和唐宋以后朝代的性质有关。唐宋以后的元明清三代，少数民族政权就占两代。

元代的蒙古族和清代的满族都是发源于北方，当时的统治者也担心深入南方会导致发生动乱时撤退困难。于是将首都设置在了距离大本营更近的北方地区，在发生动乱时不至于腹背受敌、四面楚歌。

后代政权出于自己的考量也不会将首都设置在千里之外的长安，后来新中国成立、王朝覆灭。长安自此无缘首都，作为陕西省的省会而存在。

总结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它在人类文明诞生之初选择了西安。然而盛极必衰，随着文明的继续发展、生产力的空前进步，历史又将西安抛弃。

只是人类曾经创造的文明并不会被历史磨灭，西安就承载着这些璀璨的文明成果，见证着中华民族的千年光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