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入明朝时候，宣城的贡氏是怎样的

众所周知，以贡性之为代表的宣城贡氏第九世，是由元入明的一代人。祖、父两辈的辉煌为这一代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们多数在元末步入仕途，但元末的战乱毁坏了宣城的家园。入明之后，贡氏子弟或仕或隐，掀开了家族新的一页。

元至正二年二月，丹阳贡谊到宣城南湖拜会族人，合观家谱。由宣城返丹阳时，贡氏兄弟子侄纷纷题诗赠别，贡氏第九世之贡自诚、贡自强、贡继之等均有诗作，后收入丹阳《贡氏家谱》。除贡性之、贡自诚、贡颖之另有诗作传世外。

贡自强，歙县知县。有《送别宗长宜仲会谱还丹阳》七律二首，首联写丹阳、宣城两贡氏之血脉渊源，次联述会谱之事，第三联写欢聚之乐，尾联则为离别之语，末句以景语作结，有烟云迷蒙之致。但二、三联结构相似，缺少参差变化。首联写血脉渊源与会谱之事；颌联写欢聚之乐，侧重写人事；颈联亦写乐景，重在景物，上承颔联而意境、句法均有变化；尾联则转写哀情，“声断水连天”有人已去、情未了之韵味。整首诗清丽婉转，可以看出作者的诗学素养。

贡清之，字有源，至正四年为深阳州学教授，可知贡清之为贡士濬四世孙，为学官时颇有政绩。宋裝有《送江东贡有源》诗，题下有注，言其“以著书除学官”。所著何书概不可考。贡清之初授奉化州学正，历溧阳州教授，转处州路总管府照磨。可见贡清之家居之风雅，诗中多写相聚之乐，而少有离别之哀伤，是比较清俊飘逸的一首诗。

贡岩之，字友瞻（有瞻），初授徽州路紫阳书院直学，历广德路学录、湖州归安县教谕、广源路杜州书院山长，该诗主要写欢聚之乐，末句隐含别离之意，以诗中情调而言，该诗首句写亭上看花饮酒，二句则移景换情，三四句化用前人名句，而顺承第二句，营造出别后清冷的氛围，“谢家春草”一句还隐喻家族之繁荣。

贡继之，明初以人才征授司库，擢池州府青阳县知县。该诗首联写贡谊来宣之事，颔联写贡谊之为教官以及两家之渊源，颈联转入景语，尾联写离别，末句寓情于景。整首诗句法井然，但少深挚之情，亦无警句。这是为贡谊送别诗作中唯一一首七古，其中已可看出贡性之诗风之清丽。贡性之是同辈兄弟中惟一一个有别集传世者，也是元末明初很有特点的诗人。

待到元末时期，战乱纷绘，贡氏所居之宣城屡遭战火。据《元史纳麟传》所记，至正十二年宣城便面临兵，这次战乱很快平息，但三年过后，宣城又遇战事，曾经编辑《宛陵群英集》的汪泽民便死于乱事，贡氏纷纷逃离宣城，当在此时。年，朱元璋占据宣城。年，明军攻入大都，元顺帝退出中原。

明朝政权逐步稳固，朱元琼对士人的态度也有了变化。在群雄纷争之时，朱元琼对士人礼敬有加，如他给刘基的信中便有“元障顿首奉书伯温老先生阁下。但大权在握之后，他开始消除异己，如赵翼所说：“武臣被戮者，固不具论，即文人学士，一授官职，亦罕有善终者。”许多曾经倚重的文士陆续遭排挤、打压、诛杀。

除了稳固政权的需要，朱元障打击文士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其自信的不断膨胀以及对文士的逐渐鄙夷。洪武七年（初，朱元璋命文臣们作《阅江楼记》，众人所作无一当意，朱元琼自己做了两篇，并在第二篇的序言中责斥众人之作，“及至以记来献，节奏虽有不同，大意比比皆然，终无超者”。同年秋，朱元璃的一位贵妃去世，翰林诸儒引用《周礼》、《仪礼》，认为“庶母则无服”，反对皇子们为其服丧，朱元璋在《孝慈录序》中对这些儒士大加申斥：“朕思之再三，迂儒俗士果不识时务……迂儒止知其一，并对儒士大加讽刺：“朕观宫生之君，好内山林之士，任为股胺爪牙，暴贵其身，致君牵制文义，其丧礼之论，时文之变态，儒乃不能审势而制宜，是古非今，灼见其情，甚不难矣。”

洪武十八年（起，朱元障亲自指导编辑《大诰》，其中三编：“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其文化的宽容度还不如元朝。但是这时还有贡性之这样的隐士，应该说是比较难得的，但他为了避免做官，不得不改名贡悦。

从另一方面讲，这未尝不是好事，因为在独夫暴政下，降臣也往往不得善终，至少贡性之避免了危素泛死于临緣的厄运。贡时之和贡颖之都出仕明朝，显然他们己经没有“当胜国时，法网宽，人不必仕宦”的自由了，但对在元朝颇负盛名的贡氏而言，这是保全家族的必然选择。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朱元捧用士的另一面，确实有借贡氏以励臣节的一面，或许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是朱元璋对于“义门”的偏爱，就像他优待浦江郑氏那样，有“矜式天下”的意味在。

宣城贡氏由元入明的一代人中，诗名最著者为贡性之，他曾任职元朝，入明后更名隐逸。朱彝尊谓其诗“滑而不徑、纵而不控”，得自“家法”，但就所存作品看，其诗作清丽跳脱，与贡奎、贡师泰并不相似。

在贡性之《南湖集》中，关于梅花的题诗最多，今检集中，其咏梅、题梅、画梅诗多达七十佘首。其中《题画梅》十首，其十云：“王郎日日写梅花，写遍杭州百万家。向我题诗如索债，诗成赢得世人夸。咏梅诗共约六百首。根据统计，有诗文别集存世的遗民诗人中，只有七人没有咏梅诗，可见其人数之多与诗作之广。元遗民诗人给咏梅诗注入了新的精神内涵，赋予其新的表现手法。

有研究者将梅花意象分为体物、比德与好情三个阶段、三种形式，认为他们在元遗民诗歌中都有丰富具体的表现。而贡性之之题梅咏梅，与其人格精神追求有关，这也是其诗作被认可的一个原因。但贡性之之题梅诗并非全是佳作，像《题翠竹红梅》之类诗作，多以美人喻红梅，如“美人燕罢酒初消”等句，乃俗尘之梅，属应酬之作，精神寄托较少。能够表达贡性之遗民情怀的，是以梅花气节喻君子情怀的诗作。诗人本色与梅花高洁交汇，形成了出尘高远的境界。因为对俗世的厌倦，贡性之更有以梅为知己的心理诉求。

其深沉的遗民气节、高尚的道德操守与孤傲耿介的性情，只有梅花才堪比拟。梅花不仅寄托了他的才子性情，也隐含着他无尽的遗民之哀。可以说，贡性之入明之后的诗作和梅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思想、气节也借梅花得以行发。这种气节与人格的外化才是其咏梅诗倍受欢迎的根本原因。

贡性之爱梅，亦善咏梅，但表达其情怀的物象不止梅花一种。带有君子意象的梅兰竹菊，在贡性之的诗作中都很常见，其中寄托的君子情怀不言而喻。如咏《墨菊》五绝有“莫惊颜色改，不是义熙年。”淡然自处之意，安闲雍容。七绝有“柴桑生事日萧然，解印归来只自怜。醉眼不知秋色改，看花浑似隔轻烟。”同咏菊花，而寓隐逸之思，正是对陶渊明高标气节的追慕，其有题《陶靖节像》诗，中有“一生心事无人识，刚道逢迎愧督邮”之句，不但是自我心怀写照，还有“风尘吹满故园秋”的家国之思。

为追求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其君子情怀投射到诗中，除了选择梅兰竹菊等具有君子意象的载体外，其诗风也有清丽的意旨风格。

如《东坡竹》有“坐到夜深清不寐”，《题画竹》有“清思满怀无着处”。所谓“清丽”，是意象与音律之清与辞藻华丽的结合。其诗作流传最广者为《涌金门见柳》：涌金门外柳垂金，淡雅，意味幽深。

四库馆臣在《南湖集》提要中也赞许这一类作品：集中《题画马》诗云：记得曾陪仙仗立，五云深处隔花看。”《题葡萄》诗云：‘‘忆骑官马过碟阳，马乳累累压架香。”盖眷眷不忘故国。《题陶猜节像》曰：“解印归来尚黑头，风尘吹满故园秋。一生心事无人识，刚道逢迎愧督邮。”其不事二姓之意，尤灼然可见也。

这类充满君子意象的诗作多用比德手法，写得太多也有冗滥之嫌。田汝成对评价贡性之诗作，认为“诗才清丽，但纤秣乏骨”，其主要印象应该就是来自贡性之的这些诗作。可以说，这类咏物类诗作是最能体现贡性之个性的，但绝非其最好的诗。明代万历年间凌迪知所撰的《万姓统谱》，性之辞以诗，有云游丝落絮都成恨，社燕秋鸿各自飞。杜宇叫残孤馆梦，西风吹老故山蔽每有所感。则法然泣下，形而为诗。劝之仕者，即默不应。

这样的诗句，更具有感动人心的力量。逢人尽说官如水，老我相看已霜。此去莫教音问断，雁飞今喜过衡阳。这种相对沉郁而寄托颇深的诗，在田汝成看来，“叙事委曲而感慨系之，出诸作之上”气这也展现出清丽之外，贡性之寄托遥深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