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西川镇的节度使与文职都有哪些

众所周知，上元二年（761）二月，西川镇第一次分置。但很快又与东川合二为一。因崔宁起兵杀节度使郭英乂，在永泰二年（766）二月，唐中央再次决定将剑南一分为二，杜鸿渐被委任为西川节度使，宣告了西川的成立。唐代西川节度存在的时间以永泰二年开始，到后梁太祖开平元年（907）年九月为止。在这约一百四十年的时间里，西川共有三十五任节度使，其中段文昌和杜悰均二次出任西川节度使，实有三十三人出任过西川节度使。另外，袁滋未到任即被贬官吉州刺史，韦昭度因原藩拒代而没有上任。

在正式担任过西川节度使的33人中，文臣出身者有26人，武将出身者仅有7人，这表明唐朝在西川节度使的任用上和其他顺镇一样一般以文臣为主。但是由于西川既为边镇又为强藩的缘故，西川节度使的委任还有其独特的地方。

西川节帅即使是文臣，也应当具有将帅之才，表明西川节度使最佳人选应是文武兼备型。杜元颖不懂武略，抵抗南诏进攻不力而遭贬谪，亦有其他以文臣出任西川节度使因抵抗外族不力而受处罚者。如夏侯孜，史书虽称他“偘偘立朝，俱励风操”，但将略非其长，治蜀无方，在卸任西川节度使很久后仍被追究责任，受到贬授散秩之处罚。

接任的萧邺亦为文臣，在任仅两年，很快因“南诏内寇，不能制”，左迁山南西道观察使。咸通五年（864）到咸通七年接任西川节度使的是李福，他是大中年间“择儒臣治边”而被选拔为边镇节度使的。后也因与南诏作战败绩而被贬为蕲王傅。时人胡曾也认识到文臣节度西川的这个弊端，曰：“盖缘从前元戎，皆是儒者。有昧见机而作，但守升平之元规。虽分常忧，不教民战。是以彼国得以深入，无备故也。”

胡曾将南诏能深入进攻西川的责任归于文臣节度西川，其中有武将轻视文臣的立场，但也反映了文臣节度西川确有其不足。

文臣节帅们因抵抗外敌进攻不力而纷纷被贬之际，也是武将登场之时。在7个担任西川节度使的武将中，有3个受命于西川与南诏作战的败亡之际，分别是郭钊、吴行鲁、高骈。他们上任后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西川的防务。特别是高骈，任职期间，在边境筑城，增加戍兵，并且修筑了成都罗城，史称“自是蛮不复入寇”。

后人对高骈出镇西川的功绩评价很高，所谓“当庙社阽危之际，銮舆出狩之秋，坐制南荒，终无北寇，乃燕公之力也”。2除了为抵御外敌入侵，唐中央往往委任武将担任西川节度使外，当西川叛乱时，为鼓励平叛将领尽力，朝廷也会委任武将为节度使，如平定刘辟之乱后，即委任高崇文为节度使。

还有一种情况是当面临危机时，唐廷委任神策军将担任西川节度使，为入川避难预作准备，如唐廷委任陈敬瑄担任西川节度使就带有这个目的。当然，武臣出镇西川也有其不足。由于西川是强藩，需要节度使处理的各种往来文书繁多，此非文化程度较低的武将所能胜任。这方面高崇文最为典型，史载他在平定刘辟之乱后担任西川节度使，但他“不通文字”，“理军有法，而不知州县之政”，最终辞去西川，调任邠宁节度。担任节度使的武将还常常受到文人僚佐的轻视。

这主要是崔宁担任西川节度使时的现象。西川的财富不能为朝廷所得，这是万万不能容忍的，所以最后朝廷会想方设法将崔宁调离。当然武将掌管西川最严重的后果是拥兵割据，脱离唐朝统治。考虑到武将掌控西川的这些问题，一旦西川形势好转，唐中央就会改派文臣出任。

直到唐末，唐中央还派遣韦昭度入川，力图结束武将陈敬瑄对西川的统治。总之，武将担任西川节度具有临时性、过渡性的特点。

纯粹的文臣和武将出镇西川都有其不足之处，担任西川节度使的最佳人选就是文武兼备型节帅。这类节帅对外能有效防御南诏、吐蕃进攻，对内能注意改善民生。李德裕治蜀离任后，西川有立德政碑之请。在西川节度人选上，无论是任命文臣还是武将，唐中央考虑最多的还是看其是否对中央忠心。德宗朝，事人对韦皋的评价是“名宦最卑，特建忠义”，可见对朝廷的忠心，是其能出任西川节度使的重要原因。刘辟之乱后，顾及到任命的平叛主帅将担任西川节度使，在刘澭和高崇文两个人选之间，宪宗君臣也进行了反复权衡。考虑到刘澭“只知卢龙节制，不识朝廷宪章”，不如高崇文可靠，宪宗最终选择了高崇文。

朝廷委任西川节度使还要考虑所定人选在西川是否有影响。陈敬瑄出身微贱，依靠宦官之力当上西川节度使，当他被委任的消息传到西川，因不为当地人所知，引起西川民众的惊骇，更有青城妖人利用此机会诈称陈敬瑄赴任。这个例子也可印证唐宪宗的说法，在西川节度使人选上，“硕德名臣，方可寄任”。

第二、在受镇原因方面，考察担任过西川节帅的33人，其中拥兵据位者只有崔宁、刘辟和王建三人，崔宁虽以拥兵据位方式上任，但上任后的第二年就到长安朝见皇帝，表现相当恭顺；刘辟也靠拥兵据位上任，但据一些学者研究，他并非真心反叛朝廷，只是按照德宗年间的藩镇继承方式行事，与朝廷决心建立新的规则发生了冲突，导致朝廷讨伐；唯有王建以拥兵据位方式上任，就任后不服从朝廷，最终割据建国。

他们三人控制西川的时间达三十年。接受朝命而上任者有三十人，虽均云“朝命”，但这些节度使的受镇还包含有其他因素。在唐末西川节度使的委任上，宦官所起作用越来越凸显出来。如吴行鲁靠侍奉宦官西门思恭得军职，后一直在西川任职，最终被委任为西川节度使。前述曾谈到文人轻视他，这不仅因为他为武夫，亦有他依附宦官的缘故。

第三、从所列的三十五任节度使的去镇原因来看，有2人被擒杀，,3人死于任上，有1人因唐亡而建国，其余29任受朝命去任。35任节度使在对中央态度上，有4任节度使在任期间对中央态度“跋扈”，其余31人对中央恭顺。结合两者，可以看出，在大部分时间里，西川节度使都能听从中央安排，中央牢牢控制着西川。

第四、因西川在唐代被誉为“宰相回翔地”，或曰“成都皆旧相临镇”，以担任西川节度使者有一突出特点，即有不少人曾担任过宰相。据上表的统计，在西川35任节度使中，有14人在担任西川节度使前担任过宰相，有11人在任后入朝担任过宰相。此外，任内兼带使相的也有17人。这个特点表明了西川在唐代的重要地位。

还需要注意的是，因为西川节度使一般由宰相出任或入为宰相，所以他们在西川的任职经验及人事关系往往会对其入朝后的政治活动产生影响。首先是宰相在西川的任职经验会影响到中央政策的制定。

考虑到了他曾在蜀地生活过的经历。果然，段文昌在任西川节度使期间，这种优势得到了发挥。他注重宽政，妥善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使西川出现了安定局面。除段文昌外，有游蜀经历的西川节度使还有韦皋、李德裕、李固言等3人。另外，张延赏之父张嘉贞和崔安潜父崔从都曾任职蜀地，他们是否曾随父入蜀，情况还不是很清楚。总之，唐中央在委任西川节度使时，备选者是否有任职西川或在西川生活过的经历往往是朝廷考虑的重要因素。

西川节度使兼带的云南安抚使亦有僚佐，主要有安抚副使、安抚判官、安抚巡官等。史籍所见会昌前担任过安抚副使的仅有房。冯涓为王建僚佐，可见安抚副使在会昌年间省去，后又曾重新设立。今能见到记载的安抚判官、安抚巡官较多。如安抚判官有卢商、张道古等。安抚巡官有任职于武元衡幕的邢君牙、杨嗣复幕的韦某、杜悰幕的陈威和柳珪、萧邺幕府的崔蔚等。西川节度使所带的支度使也设有僚佐，主要有支度副使、支度判官等。

史籍所见西川使府支度副使有于邵、刘辟、房式等。1其中刘辟由此职自为留后，进而升任西川节度使，可见其地位异常重要。支度判官有高正平、韦乾度、崔备。

另外，西川节度使兼带的营田使亦有僚佐，所见仅有营田副使，韦皋幕中有王纬担任过此职。元和年间亦曾担任过营田副使的有柳公绰、崔备。

综上，会昌前，西川使府的文职僚佐曾设有观察判官、观察支使、观察推官、观察巡官、节度副使、行军司马、节度判官、节度掌书记、节度推官、节度巡官、馆驿巡官、节度衙推、节度参谋、孔目官、节度逐要、安抚副使、安抚判官、安抚巡官、支度副使、支度判官、营田副使等，共计20多职。在会昌后西川使府新出现的有同节度副使，但一些会昌五年及之前废止的僚职也重新出现，如行军司马、节度衙推、节度参谋、安抚副使，其中行军司马、节度参谋已经由武人担任。会昌五年后，西川节度使新兼带的使职目前未见有僚佐的记载，极有可能未有僚佐的设置。

综上，会昌前，西川使府的文职僚佐曾设有观察判官、观察支使、观察推官、观察巡官、节度副使、行军司马、节度判官、节度掌书记、节度推官、节度巡官、馆驿巡官、节度衙推、节度参谋、孔目官、节度逐要、安抚副使、安抚判官、安抚巡官、支度副使、支度判官、营田副使等，共计20多职。在会昌后西川使府新出现的有同节度副使，但一些会昌五年及之前废止的僚职也重新出现，如行军司马、节度衙推、节度参谋、安抚副使，其中行军司马、节度参谋已经由武人担任。会昌五年后，西川节度使新兼带的使职目前未见有僚佐的记载，极有可能未有僚佐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