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上与政治关联起来的文人士大夫们，他们对政治的思考，多围绕着“党争”展开。南宋文人士大夫对当时“党争”政治的关注和反省，正是他们“究治乱之源”的体现。

陆游一生高扬爱国旗帜，颠踬于宦海风波之中，但其政治热情和现实关怀却始终如一，不过随着人生轨迹的变迁而或隐或显罢了。两宋突出的党争现象引起他巨大的精神疼痛，“党祸本从名辈出，弊端常向盛时生”，认识是很深刻的，看到了党祸的产生根源和其在士大夫群体中的普遍性，以及对两宋良好政体的巨大破坏性。

一、“党祸相仍”：陆游对两宋“党争”现实的反思

有宋一代，党争迭起，而以“元祐党籍”事件、绍兴党祸、庆元党禁为三个主要节点连串起来。在党争中，君臣上下互为掣肘、互致意气，即便确抱真才实学者也难免失足其中。

于是为觊觎权势、心胸狭隘、伺机而动的忮刻“小人”提供了树立党羽、倾轧异己的机会，党争遂变为党祸。党祸的一再出现，严重地冲溃了原本比较良好稳定的政治生态，其结果便是玉石俱焚、国势大衰；承担最终结果的是整个国家民族。

南宋的有识之士多能注意到这个政治生态问题，如杨万里就对党争的危害做了深度的剖析：“盖欲激人主之怒莫如党论；欲尽逐天下之君子，莫如党论。欲尽逐天下之人才莫如党论。”这种“株连”式的迫害方式无疑会给政治建设带来巨大的消极影响。

朱熹则按照儒家传统的“君子小人”说来评论党争，朱熹对党争的看法与欧阳修在《朋党论》中的观点一致，两人所反对的都是所谓“小人”之党。

如果说欧阳修的“君子小人”之辨还具有某种超越政治的淳朴性，也即对君子有道、小人讲利的古典观点的某种继承性的话，那么朱熹的“君子小人”之辨就完全是从与政治紧密关联的道学上去立论的：道学内部为君子，道学外部则为小人。反映出了朱熹偏狭的朋党观：道学内部与“我”学术观点相左者也可视为“邪祟”“小人”。

杨万里、朱熹的观点基本上代表当时士大夫对党争的两大类意见，前者反对党争，主张建设和平的政治生态；而后者则认为党争所以有危害是因为所谓的小人之党存在的缘故，故而主张辨别君子小人、亲君子而远小人，这种观点无疑是变相地支持了党争。

陆游对党争的看法是与杨万里的观点相近的。他总是以十分理性的头脑反思着两宋恶劣的党争现实。陆游前期就曾表达过对党争现实的忧虑之情：“俗坏久矣！上下相戾，后先相倾者，天下皆是也。”后期创作中对党争的反思就更加集中和深刻了。

对北宋忠臣义士遭受党派倾轧的历史的回溯，是陆游反思的一项重要内容。国家执政大臣皆具不世之才，但党争却在他们手里滋长蔓延了开来，这是多大的一个反讽！陆游疑惑了。

《跋<东坡谏疏草>》对比了天下人和新党之人对待苏轼的不同态度和做法，进而以匕首投枪的方式深刻批判了党争政治。苏轼是陆游钦佩的一代贤士，《跋东坡帖》中称赞其“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忠臣烈士，所当取法也”。但这样一位贤能大才却被投放到“岭海必死之地”，这令陆游感到极度地愤愤不平。

值得注意的是，苏轼本来遭受了元丰年间的“乌台诗案”和绍圣年间的远贬儋州两次重大政治灾难，但陆游在这里只提到了后一次政治灾难，并把王安石和绍圣诸人区分开来，其叙事目的显然是在于把矛头指向党争。

对南宋党争现实的回顾主要集中在“绍兴党祸”，笔锋所指为党祸的制造者秦桧。对秦桧绍兴期间大兴党狱、迫害忠良的无耻行径，《渭南文集》和《老学庵笔记》中做了大量的记述，可见陆游是在有意识地反思这次浩大的政治灾难。

两宋党争本是单纯的政治上的论争，但发展到后来，却掺入了非政治的因素，政治家的私心，于是其性质恶化了，变而为意气之争。陆游对士大夫之间的意气之争是十分抵斥的，他看到了陷入其中的士大夫已丧失了公心和理性。

常夷甫因与欧阳修有嫌隙，竟然在欧死后也不忘报复，在拟定欧阳修的谥号时便有意地予以了贬抑。绍圣新党在贬逐旧党人士之时，竟将被贬之人名字的偏旁作为贬谪地的选择标准，明显有意地表现出了对旧党人士的侮辱；他们的这种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正常的政治行为，是对政治和国家权力的神圣性的巨大践踏。

宋代“朋党之兴，始于君子，而终不胜于小人”，演变而为激烈残酷、毫无意义的意气之争，其结果只能导致“害乃及于宗社生民，不亡而不息”。

陆游已注意到了两宋朋党之争的这种恶化倾向，他在《老学庵笔记》中以幽默的小说笔法予以了含而不露的痛斥，正是对两宋党争的社会危害性有着理性而清醒的认识，陆游认识到了政治清明的重要性和可贵性。由此出发，他提出了不立门户、相忍为国的政治观，坚决与党争相对抗，这是一种把国家前途摆在最重要位置的政治表现。

二、不立门户：陆游对“党争”政治的批判立场

陆游一生所处的时代里，和议是朝廷采取的主要外交政策，并一度成为朝廷钦定的“国是”：国家最高意识形态。关于“国是”，沈松勤曾做过分析：明确指出了所谓“国是”的党争性质和专制性质。而作为一个坚贞不屈、忧国忧民的正直士大夫，陆游显然与主和派拟定的“国是”龃龉不合、势难共处，于是遭受政治打击是必然的。

在陆游的政治生涯中，不仅因为“鼓唱是非”“力说用兵”被打压贬谪，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连“燕饮颓放”“嘲咏风月”的骚客风流式生活作风也被当作了政治迫害的依据。

无怪乎陆游打从步入仕途便立志为自己打造出一个“烟波州岛苍茫杳霭”的江湖境界，这是陆游为自己建造的一个精神立足之地，是为克服仕途的坎坷、人生的苦难而精心设计的。与党争的亲身接触，加深了陆游对党争的政治危害性、社会破坏性的了解，于是他坚决地持批判立场，并提出了“不立门户”的政治观。

这一观点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坚决反对党争，坚持正直立身、不立派别，拒绝恶性斗争；另一方面是在遭受到党派倾轧时，提倡忍辱负重、以气节自勉、敢于退守、待机而动，不要因仇恨而兴无谓的争斗。

陆游明确表达了自己对党争的批评。指出北宋末年之乱与大臣专权、大肆构陷党祸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用铁的事实印证了观点。陆游在诗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大事竟为朋党误，遗民空叹岁时遒”，足见其反省之深。

朋党之间互相掣肘，则国事如何能有所作为；士大夫把心思全盘放在党争之上，则如何望其能毕一功于社稷；持权者时刻担心敌对者的攻击，又如何能尽心尽力于国计民生，则国势如何能不败。党争已超越了单纯的政见之争，已经演变为一种纷乱驳杂、人事错出的无谓之争。这样的争斗对社会发展毫无价值，反而只能危及国计民生。

尤其可贵的是，看到了所谓党争的自私性：丧失公心的士大夫们为争权夺利而采取的毫不顾及国家社稷，纯粹出于一己私心的专制政治手段。

宋代的“台谏”制度本是十分有效的监察机制，但在愈演愈烈的朋党斗争中，却逐渐沦为了争权者借以排陷打压政敌的恶劣手段。同时，由士人气格支撑起来的“民主”型政治格局也面临着被瓦解的危机。党祸的出现、“国是”的专制执行，便是铁证。

掌握朝政大权的忮刻官员，常常将本来用于制衡宰执势力的台谏体系变而为其爪牙，用来稳固自己的既得利益，向下实施高压统治，于是使得一批又一批的贤能之士只能承受迫害、抱恨而终。

且这样的打击不仅仅是针对个体，更是针对群体，最后，不幸便蔓延到了整个社会、国家的身上。当大批的人才被迫下野，被迫放弃济世之想时，就真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悲伤，更是“天下之不幸”了。

严酷的党争给士人心理留下的阴影是难以估量的，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来形容毫不为过。谁承想，令两宋士大夫产生杯弓蛇影、噤若寒蝉的心理创伤的，不是敌国的金戈铁马，而是自己国家的政治纷争。

三、总结

对党争的反思和批判使得陆游坚持“不立门户”的立身原则。无论是道学家所谓的“君子之党”“小人之党”，还是南宋确实存在的因政见不同、学术不同而形成的复杂纠缠的各个党派，陆游均采取“和而不同”的对待方式，一切以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站位不立党，坚持正直立身、独立自主的处世原则。

对互相争斗的党派各方，陆游的意见只有一条：相忍为国。

作为一个爱国志士的主战方，陆游有自己坚持不渝的东西，但他不因此而对主和派持剑拔弩张、不共戴天的过激态度，而是与之保持和平的交往，各主其是、相忍为国。最终的敌人始终是侵略者，而不是自己人，尽管“自己人”中总难免存在一些险恶狠毒的“谗夫”，因此党派各方应求同存异、团结一致、共同对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