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微镜下的大明》丝绢案的来龙去脉，以及主角帅嘉谟的最后结局

大明天下分为十三个承宣布政使司，以及一南一北两个直隶。南直隶下辖有个徽州府，徽州府共辖六县：歙（she）、黟（yi）、休宁、婺（wu）源、祁门、绩溪。其中歙县最大，同时还是徽州府衙所在地。

府县同城，很多府一级的文书档案，自然存放在县城的阁架之上，以便随时调取勘合。这些关于税粮户籍的案牍，全是各种枯燥的数字罗列，长年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隆庆三年（1569年），有个歙县人忽然对这些档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此人名叫帅嘉谟，嘉谟即佳谋。此君八股文写的稀烂，考科举绝对没希望，却有一个特长，就是对数字天生敏感，是个学霸级的数学天才，人送绰号“算呆子”。大明王朝选拔人才有三途：科考，举贡，吏员。吏员包括“承差、知印、书算、篆书、译字、通事诸杂流”。

帅嘉谟最好的就业方向，就是进州府当个算账的小吏。而要想胜任这个职务，就得熟悉钱粮税赋的计算，做大量应用题来练习，以便通过州县的招聘考核，于是他托人进入歙县架阁库。

某日，帅嘉谟正在高高兴兴地做题，忽然注意到徽州历年税赋里有个疑点：徽州府每年向南京承运库缴纳的税粮中，除正税之外，还有一笔科目叫作“人丁丝绢”，每年要缴8780匹生绢。帅嘉谟再查徽州府下属诸县的分账，发现其他五县都没有“人丁丝绢”这么一笔支出，只有歙县的账簿上有记录，数字与徽州府上缴南京承运库的等同。

也就是说，徽州府每年8780匹生绢的这笔税支，是由歙县单独负担的。

帅嘉谟心想，这件事关乎一县之民生，可不能这么糊涂下去，必须挖个水落石出。这一查发现端倪：原来在开国之初，这笔钱是由六县共同承担的，但是不知为何，后来却变成歙县单独缴纳。更可怕的是：徽州并不养蚕，歙县的老百姓必须先把粮食卖成银子，拿银子去买生丝，再缴给官府。周转两次，负担更重，这笔冤枉税足足交了两百年。

查到这里，帅嘉谟侠气陡生，于是做出一个并不艰难的决定：他要向上面呈文，为歙县讨个公平。

隆庆四年（1570年）年初，帅嘉谟撰写了一份呈文，详细地写明自己的查考过程，提交给应天巡抚。呈文写得有理有据，声情并茂，目的只有一个，便是希望这笔税能够六县平摊，不能单薅歙县的羊毛。他说：“天下之道，贵乎均平，故物有不得其平则鸣。”

帅嘉谟这一“鸣”果然惊人。这任应天巡抚不是别人，正是以痛骂嘉靖皇帝声闻天下的清官海瑞。隆庆四年二月初十，海瑞给出批示：“仰府查议报夺。”意思我很重视，希望你们好好查清楚，尽快弄个方案报给我。

徽州知府段朝宗接到文书，一看海刚峰大名，没敢耽搁，立刻发牌催促六县派员商议。谁知就在批示发出后的第十五天，海瑞突然调职，改任南京粮储。海瑞一走，事情立马朝着不可预料的方向发展起来。

五县拖了足足两个月，直到四月十八日，绩溪县才慢吞吞回了一封申文，至于其他四县，干脆连回应都没有。这份申文是以本县教谕杨存礼的名义提交的，杨教谕说，这笔税从国初就是由歙县单独缴纳的，一直交了二百年，没出啥疑问，现在忽然让六县平摊，没这个道理。现在大家都过得好好的，各安本分，要是一下子强制摊派这笔钱，只怕闹出麻烦。

段知府一看，还真是这么回事，再说海瑞已经调走了，这事就不用那么着急了，于是也用拖字诀，不再催促合议。在几方心照不宣的默契中，这事慢慢不再有人提起，眼看要黄。

帅嘉谟左等右等没有消息，一下急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但从杨教谕的答复来看，便是由六县均摊证据不足。这笔税根本和其他五县没关系，是帅嘉谟没事找事，故意碰瓷。于是他继续投入浩如烟海的档案中查找资料，整整持续了好几个月，终于找到了关键证据。

那就是历代户部给徽州的勘合——类似于收据，上面写得明白：“坐取徽州人丁丝绢。”就是说，南京承运库给徽州写的收据里，并没有指定由歙县单独缴纳，一般默认六县均摊。但是徽州府发给六县的催缴文书，只有歙县的交税科目多出这一项。

但要查出到底哪年搞错了，也是不可能的事，毕竟都过去二百年了。诚所谓“既往不咎”，过去就不说了，关键是眼下，要把以前搞错的东西纠正过来。所以在隆庆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也就是年底，帅嘉谟又给徽州府写了一篇呈文，满怀期待能够得到回应。可是报告递上去，毫无动静。徽州府这次连回复都没有，置若罔闻。

帅嘉谟一看没人理，怒了，马上跑到南京告状。明朝有两个京城，一个北京，一个南京，徽州府归南京管。南京除了没皇帝，其他部门跟北京一模一样。帅嘉谟的状子主要涉及钱粮税收方面的业务，归户部管。但他没有直接去户部递交呈文，因为身份太低，连个秀才都不是，且不说递不进去，即使递进去，也没人理。

几经辗转，他认识了一位姓宋的御史，御史任职都察院，负责监察百官得失。隆庆五年六月初二，宋御史终于把呈文递给本部门领导，领导很快把呈文转发给户部，并且作了批语：“典有所遵，赋当均派，合从抄出酌行。”意思既然帅嘉谟说得有理有据，就应该遵守法典，均摊赋税至六县，请户部酌情办理。户部接到文书，加了一句“候本处巡按衙门题”，转发给应天巡抚，让他们酌情办理。

与此同时，户部还直接给徽州府发了一份咨文，特别指出：“转行该府从公查勘，前项人丁丝绢起自何年，因何专派歙县。其各县有无别项钱粮相抵，如无相抵，今应作何议处。”意思是说，徽州六县，只有歙县缴纳这笔税，其他五县不交，其中肯定有问题。希望徽州府把这事搞清楚，到底是从哪一年搞错的。如果确实搞错了，就该及时纠正，让六县平摊。

获得了户部支持，帅嘉谟高高兴兴离开南京城，踏上了返乡之旅。没想到南京城也有其他五县的人，他们把这个消息传了回去，五县的人大怒，这个帅嘉谟上蹿下跳，为了自己出风头，尽给大家找麻烦，必须给他一个教训，绝不能让他回到歙县。于是派人候在帅嘉谟的必经之路上，狠狠收拾了一顿。帅嘉谟被吓破了胆，不敢回徽州，携带家人逃到江夏县避祸。

随着帅嘉谟在徽州的消失，这事也就沉寂下来，无人问津。

整整过了四年，也就是万历三年（1575年）四月初十，徽州知府崔孔昕忽然接到一封呈文，署名正是帅嘉谟。帅嘉谟先把丝绢税前因后果陈述一遍，然后提出一项新证据：顺天八府也有这笔税，皆为诸县分摊，没有例外。这是一个强而有力的旁证。同样的税种，为啥顺天府能分摊解决，怎么就你徽州府特殊？

顺天府就是北京，可见这几年帅嘉谟根本没闲着，而是东奔西走，收集了很多证据。北京离江夏数千里之遥，帅嘉谟根本拿不出这么多费用，显而易见身后有人支持，这个支持者就是歙县的乡绅。帅嘉谟为了歙县利益四处奔走，几乎冒了生命危险，过着背井离乡的日子，歙县乡绅心知肚明，因此出手相助。

这次呈文，歙县许多乡绅都在上面签了名，包括但不限于：汪尚宁，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汪道昆，官至兵部左侍郎。此人文名极盛，和王世贞并称南北两司马，后人猜测《金瓶梅》的作者便是他；江珍，官至贵州左布政使；方弘静，官至南京户部右侍郎；程大宾，官至贵州按察使；曹楼，官至江西右参政......

有这帮大佬背书，这份申文的分量之重，可想而知。

崔知府接到呈文，高度重视，马上转发给五县，催促他们前来合议，不得拖延。而且一封接一封地催促他们准备申文。这回，五县不能像上次一样装聋作哑了，必须有所表示。但五县也不是吃素的，以前不回应，是没把这当回事，没把帅嘉谟当回事。一个神经病，折腾几天就没事了，犯不着跟他一般计较，现在不计较不行了。

首先作出反应的是婺源县，知县吴琯说，既然帅嘉谟在州县档案库查到了资料，那么国家档案库肯定也有备份，为了防止州县的档案资料被人篡改，我建议去国家档案库查一查黄册，看看是不是跟帅嘉谟说的一样。吴琯此举独辟蹊径，给解决纷争提供了一个新思路。除此之外，他也效仿歙县，拉来本县一批乡宦助威，虽然阵势不如歙县，却也有四位进士出身的高官压阵。

紧接着，绩溪县也反应过来，知县陈嘉策选择了另外一个辩驳策略，把突破口放在了给歙县单独收税上。帅嘉谟当初有一个质疑：徽州一共六县，为何独独向歙县收税？这根本不合理，所以一定是六县均输。

陈嘉策针对这个质疑，罗列了一大堆反例：松江府的绿豆，只由华亭一县征收，上海县就不必去管；淮安府的药材，只由山阳县征收，睢宁、赣榆两县不用交；金华府的麻地，只征武义县，至于丝、纱二项，则从汤溪征发，其他县不必缴纳。

列完这一大堆，陈嘉策表示，一府独征一类物资于某县实属平常，帅嘉谟的质疑纯属见识太少，毫无道理。

休宁的知县陈履更是找出一些关键证据，直指要害。他说，最早歙县是种桑养蚕的，其他五县却不种桑养蚕，所以朝廷只向歙县征收丝绢税，而不向其他五县征收。显然，丝绢是歙县的特产土贡。随着时移世易，歙县虽然不种桑养蚕了，但是这笔税却顺延了下来。

有了前面三个县冲锋陷阵，后面两个县就轻松多了，无非重复前面两个县的观点而已。黟县知县陈正谟还说了几句风凉话：歙县是大县，就算减了丝绢税，也不过是大江之上去掉一条船而已；黟县是小县，再加哪怕一点点赋税，也就如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很可能会被压垮，根本扛不住啊。

五县一出手，帅嘉谟看似毫无破绽的呈文就显得漏洞百出，毫无招架之力。整整过了八个月，直到年底，也就是万历三年十二月初一，嘉谟终于再度出手。这次也并没有什么新证据，而是讲了一个新故事。

在这个故事里，国初朝廷向徽州征派丝绢税，均摊六县。结果徽州府以其他五县不种桑养蚕为由，让歙县先垫上，其他五县以夏麦补偿。等到歙县应承下来，时间一长，这笔税就成了歙县独缴，五县夏麦也不给了。对于吴琯、陈嘉策、陈履三个人的反驳，帅嘉谟却未置一词。

徽州府转发帅嘉谟呈文行到五县，五县立刻跳了起来，合着我们的质疑他一条没答，现在又编故事玩哄我们啊。于是一起呈文，只说一条，既然咱们谁都不信谁，那就查黄册，看看到底这笔税该谁缴。既然打官司，就要讲证据。

眼看胜利的天平逐渐向五县倾斜，歙县也急了。知县姚学闵开始打感情牌，我们歙县负担了徽州税收的三分之一，实在太沉重了。兄弟县给我们分担一些，也在情理之中吧。这就变相承认了这笔税该由歙县独缴，其实官司已经输了。

但是徽州知府也不敢判歙县输了，因为当时南京的户部尚书殷正茂是歙县人，于是提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就是查黄册。只要黄册上写着这笔税是歙县独缴的特贡税，就跟其他五县没有一毛钱关系。

于是徽州府组织了一支调查团，六县县衙各出一人，加上此案始作俑者帅嘉谟，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纠纷，还从其他州府请了几个人，作为第三方公证，浩浩荡荡来到南京。户部尚书殷正茂亲自接待，并且说，大家放心吧，黄册上的记录绝对是正确的，也没人能够改动。你们慢慢查，不着急。然后派了两个办事人员协助。

万历四年八月初二，调查团终于进入档案库，见到了梦寐以求的黄册，不由得眼前一黑。

黄册十年一造。从洪武十四年到万历四年，一共造了十九批，积攒起来的黄册数量，可谓浩如烟海。单是徽州府相关的黄册就装满足足二十个架子。光是搬运工人，就得临时雇用一百五十人。

调查团有资格查阅卷册的，加上帅嘉谟一共四个人。更为关键的是，黄册库的规矩，外人不得入库，以防有篡改涂抹的情形。如果想查，得由黄册库的办事人员找到相关档案，先抄一遍，再把抄件发给他们。

这么做很安全，很负责，就是效率极其低下。可是又能怎么办呢？调查团的几个倒霉蛋一撸袖子，开始吭哧吭哧地翻起故纸堆来。

直到九月中旬，调查团终于完成了工作，整理出一份从洪武十四年到隆庆六年的黄册抄件。随之而来的，还有帅嘉谟的一份报告。在报告里，帅嘉谟说，洪武十四年造的黄册，缺损甚多，尤其是最关键的最早征收徽州府丝绢税的记录，完全丢失。

所有人听到这个消息，都傻眼了。六县人民望眼欲穿，指望着黄册主持公道。之前说得那么热闹，现在告诉我，档案丢失，死无对证，那怎么办？

办法总比困难多，徽州府很快出了一版方案，就是：丝绢税继续由歙县独交，但歙县在四司银、砖料银、军需银等杂派均平银中减去一半，分摊给其他五县。

大明百姓除了缴纳田赋，还要负担徭役，徭役种类繁多，老百姓苦不堪言。均平银，就是让官府计算每年需要的徭役总数，把人力成本折算成银两，分摊到每亩地里，让老百姓按亩缴均平银。换句话说，老百姓不必亲自去服徭役，交钱就行了。

对于这个方案，户部尚书殷正茂十分赞同，连批了三句话：“其名尤正，其言尤顺，其事尤易。”满意之情，溢于言表。他把这个方案上报朝廷，很快得到万历皇帝的批准，下发圣旨。其时万历帝还未亲政，这基本可以视为首辅张居正的意见。

对于这份圣旨，六县反应截然不同。歙县人民欣喜若狂，其他五县呆若木鸡，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们抗辩白说了？黄册白查了？道理白讲了？歙县每一条主张，都被我们驳得体无完肤，结果户部一句“均平”，就全给抹掉了？婺源一位知名乡宦如此讥讽道：“这是朝三暮四之术，拿咱们当猴子耍呢。”

五县不敢违抗圣旨，继续跟徽州府纠缠，几经周折，万历七年（1579年）三月，最终解决方案出炉：丝绢税仍由歙县承担，但他们负担的均平银，则减少三分之一，由徽州府军需银和池州府兵饷银转入均平银账目冲抵。这样一来，歙县少交了2000多两银子，心满意足；五县一点负担不加，也心满意足；徽州府和兵备道略微吃了点亏，但消弭了纷争，杜绝了隐患，也合算。

那么帅嘉谟最后什么结局呢？由于所有事情都是因他而起，最终给他的处罚是“杖一百流三千里，遣边戍军”。歙县民众没有忘记这位帮他们减赋的英雄，在《歙县志》里专门记载了他的事迹，并且给了一段评语：“以匹夫而尘万乘之览，以一朝而翻百年之案。虽遭谪戍，而歙人视若壮夫侠士。”

得了一个“侠士”的名声。

殷商末年有兄弟二人，一名伯夷，一名叔齐，父亲是一名国王，他们为了得到仁义的名声，先后推辞了继承王位的机会，跑到西周养老。武王伐纣，兄弟二人为了维护自己仁义的名声，不仅劝阻武王起兵，大骂武王不忠不孝，而且“义不食周粟”，跑到首阳山上挖野菜吃。到了冬天，野菜没了，二人冻饿而死，临终留下一首充满幽怨的诗。几百年后，孔子的学生子贡问老师，伯夷叔齐心怀幽怨，做得对吗？孔老师说，他们追求的就是仁义的名声，当时后世也给了他们仁义的名声，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帅嘉谟一开始做这件事，就是为了得到侠义的名声，歙县人也给了他这个名声，所以当他在官差的押解下离开徽州，踏上漫漫的戍边之路时，心情是喜悦快乐的。至于他后来客死异乡还是落叶归根，这就不得而知了。不过既然身怀一技之长，即使戍边，境遇也不会差到哪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