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的国教化

儒家自身的特点，则契合了武帝的需要”。儒家的代表人物诸如孔子、孟子还有提出“独尊儒术”的董仲舒等，他们的主要思想是广施仁政，为君当贤。

儒家主张“仁义礼智信”，核心思想是“忠”和“孝”，这有助于统治者教化百姓，稳定社会秩序并巩固统治基础。儒家在汉武帝时期融合百家思想而有了新的发展，宣扬的道为王道，政为仁政，天人合一，君权神授。

暂不说治国的具体办法，单以儒家意识形态外衣的包装，便轻易能获取百姓的认可，上层社会的接受、世人的满足和皇帝的喜爱。因为这为下到一家之主上到皇帝施政做事提供了无限的空间和容错率，“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君主的所作所为在不触犯礼制的情况下就永远都是对的。哪怕触犯了礼制的后果，大部分时间中也要看皇帝的态度而定。将儒学定位官教显学之后，忠孝及三纲五常便成为了帝国的核心价值观来教化百姓。

除去儒家自身的特点契合统治的需要以及人尽皆知的儒家有群众基础、得人心之外，儒家的当选还有一种原因。孔老夫子使六艺几乎成为儒家代名词，在教义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但六艺本身却不都是儒家的思想学说，里面包含了很多主流或亚主流思想的萌芽。这就为诸子百家在汉帝国的统治中都提供了机会”。

如果说法家过于强硬而道家过于“佛系”的话，儒家就代表了“中庸”，能进能退。将儒教定位国教后，其他诸家可以在六艺中找到自身还能继续存在的现实基础和合法性证明。正是儒家的这种兼容的特点和可进可退的弹性，使他在成为国教的进程中没有得到各派士人的强烈反对。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真相

我们在历史课本上读到过太多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自独尊儒术后汉帝国的治国方案却没那么简单。董仲舒在其文章《举贤良对策》中提出的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意思并非我们现在所了解的“罢黜”和“独尊”。而流传千古的《史记》从头至尾也没下过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论断。

这是一个牵扯较多历史原因的问题。但由于与本文行文逻辑关联不大，笔者在此不再以史实具体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只需要明白汉代的意识形态是否真的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好了，因为这关系着儒家作为当时国教的正当性。

笔者的看法是不完全是。并非模棱两可，而是只能得出这样的论断。汉武帝需要统一思想，而儒家被推上官教显学之位，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百家被罢黜了吗？这个论断显然不准确，或者说，在当时可以这么说，但是后世从我们评述这段历史的角度来看明显是不准确的。

在汉武帝的统治时期，帝国确有明确的针对其他思想学说的史料：“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者。在明确的治理对象中，申不害、商鞅、韩非，皆为法家出身；苏秦、张仪，则是纵横家。也就是说，只有法家和纵横家被明文禁止了。而其余学说并未有此遭遇。法家和纵横家真的在帝国中消失了吗？答案当时是否定的。汉代只是由于儒教已被定位官教，故禁止法家和纵横家为外人使用。

因为法家是与儒家相悖的治国学说，也是有力的思想武器，而纵横家诡计权谋，帝国担心不明令禁止会在社会阶层惹出祸端。汉武帝是标准的“外儒内法”治国思路，而纵横家的思想必然在皇室内部如鱼得水。由此可见，“罢黜百家”只是我们对这段历史的一个误解，起码是要打上一个问号的”。汉朝的统治阶段，道家思想依然存在，法家思想则被汉武帝拿来大用特用。刘彻的统治掺杂了儒家的德治、法家的刑治和墨家的人治。尽管战术上明确以儒家为根基，但战略上部局限于儒教一家。

这么做便于更好地教化百姓、加强中央集权和稳定统治。在汉武帝的支持下，儒教成为官学显学，在为了缓和汉帝国高层和下层农民的阶级矛盾的目标下，汉武帝不单单采用一种思想治理国家，采取了百家众长的维护统治的思想，儒家思想的外壳下是各学说的融合，达到让百姓变得仁和，对高层的统治和地主的剥削变得逆来顺受的目的。随着汉代的仅仅是刚刚开始进行儒术的熏陶，而且汉武帝并没有像后来明清那样，独尊儒家，反而不对民间的其他思想活动进行管制，无论以后的隋唐王朝还是后来的元清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都把儒家当成官方的思想。

汉代武帝虽然独尊儒术但是并没有阉割汉人的尚武精神，反而使得汉文化内涵浓厚了，在春秋战乱世之后，汉民族没有衰落也没有像古代匈奴，鲜卑那样尚武不懂教育而灭亡同化，就像中国古代历史，末代皇帝的王朝都是因为弱小而灭亡，东汉分为三国，曹孙刘三家保持优势，可以说汉朝的儒学文化并没有弱化当时中国人的思想，反而使得人民在经历战争后很快放下了刀枪武器，儒者真正的把孔子所阐述的儒者修为以及思想达到了。

君子六艺让儒者成为文武兼备，终汉一朝，儒官儒将都活跃在历史的舞台上，用最纯正的儒术做最有利于社会的事情其实，汉武帝的统治思路是外儒内法，这也基本被后世朝代沿袭。但是，儒学起码是堂堂正正的“独尊”，是当时名正言顺的显学。它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从事儒学研究的学者队伍极其庞大，有一批在全社会有影响的学者，群星灿烂。同时儒学的理论掌握了较多的群众，它的主张大多被群众接受。对社会的价值观机当权者的政策取向都有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