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至汉初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关键转型期。
在这一时期,中国由封邦建国转型为封建帝国,并进入了西方所说的中华第一帝国时期。
这期间的关键在于对地方的统治力。
如果一个帝国没能建立起对地方的有效控制,那么这种统治在大多数意义上都是失败的。
只是,衡量统治力的标尺,无疑是各种标准的执行力度。
当一个帝国统治力强的时候,地方的制作工艺、规章制度、行为准则都会向中央靠齐。
反之则会自行其是。
而砖瓦的制作就是这样一种可以衡量统治力的标尺。
通过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四个典型的砖瓦建筑遗址,来衡量由封建到帝国的转型时期,国家对不同地区的统治力。
建筑的建造讲究符合实际,因地制宜。
其一般尽量从本地物产中取材。
这就导致历史上各个国家的常用建筑材料有很大的区别。
比如西方受宗教的影响,大量使用石头建造宗教建筑。
罗斯时期的俄罗斯受限于建筑材料的缺乏,大量使用整根原木建造木屋。
而中国则有使用精加工木头建造民房乃至宫殿的习惯。
中国的这种习惯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那就是,结构自由,可以大规模横向建造,非常美观。
而且整修方便、建造工期短。
但是带来的坏处也非常明显。
那就是,寿命极短,通常几百年就会达到寿命上限,要么坍塌,要么被毁,很难留存,也很难留下太多考古遗迹。
不过木质建筑上用的砖瓦就不一样了。
砖瓦属于烧制品,不怕火烧,不易降解,耐储存。
而且很多砖瓦上面都会烧制有反映当时历史的纹样、图案、文字,有非常大的历史价值。
正因如此,砖瓦一直是考古学家的宠儿。
早在宋代,就有一本名为《渑水燕谈录》的笔记记载了一块瓦当上的文字“羽阳千岁”。
很可能从这里开始,中国古代的金石学家意识到了砖瓦的历史价值。
后来“瓦当学”逐渐成为金石学这一“中国版考古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并在民国年间达到极盛,形成了一本集大成之作《秦汉瓦当文字》。
如今,金石学早已被更科学有效的现代考古学所取代。
新兴的砖瓦考古著作层出不穷。
因此,我们已经能根据现有的考古遗址发掘资料,来得出相对可靠的结论了。
今天要介绍的四个典型砖瓦遗址分别位于秦帝国的统治中心之一的雍城、旧楚国的统治中心寿春城、秦始皇的巡游休息地绥中行宫与闽越国的统治中心闽越王城。
古雍城位于现今陕西宝鸡。
它是当时秦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曾作为秦国都城长达近300年。
因此,雍城出土的文物异常丰富。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发掘至今,已经累计出土瓦类文物1200多件,砖类文物50多件。
从发掘出的文物来看,雍城的砖瓦制作工艺可以分成三个时期。
一个是春秋的初创时期。
在这一时期,雍城还是秦国的首都。
但当时秦国并没有展现出吞并天下的气势,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落后国家。
因此在这一阶段,都城雍城的砖瓦制作水平非常低下。
产出的砖瓦很难说得上是制作精良。
花纹几乎只有一种,那就是绳子的纹样。
第二个阶段是战国时期。
这一时期总体来说没什么亮点,工艺改进了,技术提高了,但是细腻程度反而下降了。
也就是说,工匠更不上心。
这和雍城失去首都地位息息相关。
这一阶段,秦国对雍城的统治力反而下降了。
第三个阶段是秦到汉初。
这一阶段的突出特点就是严格的标准化。
工艺提升的同时,细腻程度有了大幅提升。
这和秦帝国、汉帝国严格的统治息息相关。
对帝国来说,车同轨、书同文,砖瓦也要同标准,容不得马虎。
雍城遗址出土的文物能够达到一个较高的标准,说明在帝国转型期,秦汉一直对雍城有相当的掌控力。
而另一个能够达到相当高标准的是旧楚国的寿春城遗址。
寿春城又名“郢”。
郢是楚国国都的代称。
当年诸侯国联军伐秦失败,楚考烈王惊惧之下将都城从陈迁到了寿春。
此后,寿春反复易手。
它先是到秦帝国手中,成为九江郡的郡治所在地。
秦朝灭亡后,又被项羽占据。
等到汉朝建立,又转移到淮南王手中。
直到最后,才又回到汉朝中央手中。
因此,寿春城遗址是一个衡量帝国统治力的理想对象。
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帝国对非本土战略要地的统治力。
从寿春城发掘的120件砖瓦文物来看,帝国转型期对寿春的统治还是很成功的。
如果将雍城遗址中出现的砖瓦工艺看作秦汉帝国工艺,将寿春遗址中独特的砖瓦工艺看作本土工艺。
那么,这两种工艺存在明显的分期。
即本土工艺从春秋即有,但在发展到战国后文物逐渐减少。
而在同一时期,帝国工艺所占的比重逐渐上升,并在秦与汉初达到了一个小高峰。
不过,无论是本土工艺还是帝国工艺,其制作标准都有了显著的提升,产品的质量越来越高。
这种情况反映了秦汉两帝国对寿阳城掌控力的逐步提升。
事实上,寿阳城也确实在这一时间段中逐步中央化,并成为秦汉时期中央在地方的重要据点之一。
不过有掌控成功的地区,就有掌控失败的地区。
而绥中就是其中之一。
在秦汉时期,沿海地区“盛产”方士。
这些方士欺骗皇帝,对他们说海上有仙人,也有长生不老药。
只要派他们前往寻访或者亲自前去祭拜,就能长生不老,安享万年统治。
很多皇帝对方士的说法深信不疑,尤其是秦始皇。
因此秦始皇在绥中建立了行宫,作为他前往渤海寻访仙人的落脚点。
秦始皇死后,秦绥中行宫毁于大火。
但是不久之后,汉初的皇帝们也想要寻仙问药,便又重建汉绥中行宫。
上世纪八十年代,绥中行宫遗址被发现,并被命名为姜女石遗址。
截至目前,已经发现了砖瓦文物530多件。
绥中行宫的砖瓦文物总体就只有两个特点。
一个是“杂”,一个是“劣”。
说姜女石遗址出土的砖瓦“杂”,是因为出土的砖瓦所用的工艺非常杂乱,根本看不出来这些工匠的工艺有什么统一性。
有关中的工艺,有山东、辽宁的本地工艺。
甚至还有长江中下游的工艺
而说他“劣”是因为根据出土的文物来看,这些砖瓦的质量、标准不仅比不上雍城遗址。
甚至也比不上寿春遗址。
质量低劣到能够用肉眼看出砖瓦有大小上的差距。
要知道,这可是皇帝行宫。
绥中行宫“做工”这么敷衍,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秦汉帝国对这种边疆地区统治力的不足。
这些砖瓦工匠,大多数都是从全国各地被强行征发去修建绥中行宫的。
帝国肯定没有对这些工匠进行严格培训的,更不用说制定严格的标准。
因此,总的来说,这个行宫的建造全靠自觉。
帝国似乎很难严格掌控这些地区的砖瓦制造。
这也是帝国面临的困境之一。
不过,和接下来的闽越王城相比,绥中已经算是统治力不错的地区了。
很多人都听过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但对越国灭吴之后的历史并不了解,往往认为越国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完全被消灭了。
但实际上,楚国吞并越国后,越人逃亡南方,在福建与当地闽人融合,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闽越。
闽越历史悠久,但闽越王城是汉初才开始修建的。
因此闽越王城遗迹中出土的砖瓦文物几乎全部是在汉初生产建造的。
闽越王城的砖瓦文物也有两个特点。
一个是“落后”,一个是“本土”。
闽越王城的砖瓦制造工艺不太符合他那个时代的技术水平。
换句话说,汉代的闽越王城,用的其实是秦代甚至更早时期的工艺。
一种可能的猜想是,帝国工艺其实是独立缓慢传播到闽越的,而不是帝国统治下全国工艺趋同的结果。
而且闽越的砖瓦文物有秦的特色,也有楚的特色,但就是不像是中原砖瓦,具有很强的闽越特色,或者说本土特色。
综合这两个特点,闽越似乎是一个独立王国。
其实根据现有的史料,也确实如此。
在闽越,帝国几乎没有什么统治力可言,基本全靠闽越王的自觉。
这反映了汉朝在面对半藩属诸侯国的困境。
从小小的砖瓦中,不难分析出秦汉两帝国在不同地区的统治力大小。
秦汉对京畿地区拥有极强的统治力。
因此雍城的砖瓦工艺帝国化、标准严格化。
而到了寿春这种外地的战略要地,只能做到相对帝国化,相对严格化了。
再往外,到了边缘统治区,甚至已经没有统治力去做出什么严苛的标准化规定了。
更不用说闽越这种半藩属诸侯国了。
对秦汉而言,这些地区不发生叛乱已经是谢天谢地了,哪敢去奢求有什么统治力呢?
参考文献
《史记》
《资治通鉴》
《考古学报》
《文物》
《考古与文物》
页面更新:2024-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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