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亡图存！清末从公车上书到百日维新，曾给中国带来一丝新的希望

四海沸腾，耳中听到的，梦中听到的，都是隆隆的炮声，各位君子之人，岂有不为沦为外族奴隶而感到悲哀！为了避免别人闲话而沉默，那是关起门来自保的人！大家能不能一起来讨论尊王攘夷的大事？

从1894年7月开始到1895年3月结束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路标。之所以这么说，还得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江宁条约》（《南京条约》）的签订讲起。

众所周知，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清政府在这次战争中被英国侵略者打败之后，被迫于1842年8月签订了《中英江宁条约》，不久又被迫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约》（即《虎门条约》），以作为《江宁条约》的补充。

接着美国和法国也趁火打劫，于1844年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以后，许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如葡萄牙、比利时、瑞典、荷兰、西班牙等，也纷纷要求与清政府订立不平等条约，清政府也一概应允。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一方面是中国人民与西方侵略者的矛盾日趋激化；另一方面大大加剧了中国社会固有的民族和阶级矛盾，终于在1851年至1864年间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清政府又在50年代惨败于英法联军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被迫与英法侵略者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在此之前俄国和美国也胁迫清政府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俄国还和清政府签订了《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

通过上述这些不平等条约，外国侵略者迫使清政府割地、赔款，更重要的是取得了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各种特权。这些特权的范围极其广泛，主要有五个方面：

1. 协定关税和控制海关行政权。1843年签订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把中国的关税率压得很低，规定进口税大体在6％上下，比鸦片战争之前大大降低了。1858年的《中英天津条约》中，又规定了进口货“值百抽五”原则，主要进口货物税率又比1843年降低了13％到65％不等。在《中英天津条约》中，还规定洋货进入中国内地或洋商从内地收购土货出口，只需一次交纳2.5％的“子口税”，即可“遍运天下”。

而当时中国商人的商品，却必须“逢关纳税，遇卡抽厘”，遭受层层关卡的苛敛。外国侵略者还进一步攫取了中国海关的行政权和中国关税收入的支配权。1853年，上海“小刀会”起义被镇压后，英、美、法就攫取了上海的海关管理权。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根据中英、中美、中法通商章程规定，由外国人来负责中国海关。由于当时英国势力最强，所以从1859年起中国的海关税务司就由英国人担任，他们在中国设立了四十来个海关，中国海关行政权完全落入了外国人之手。

2. 沿海贸易权。根据国际惯例，任何独立的国家，外国商船只能在限定的口岸进行贸易，而不允许在沿海口岸之间进行转口贸易。但《江宁条约》签订后，我国的沿海贸易权开始丧失。首先是英国人可以在五口“贸易通商无碍”，即英国商船可自由航行于五口之间进行贸易。

以后，在中法、中美《天津条约》中又正式承认外国商船可以自由在各通商口岸转口，而不必重复课税。1861年上海税务司制定的《沿海贸易法》中，更明文规定外商在一口纳税后，即可进行沿海贸易，自由出入。而当时中国自己的商船反而不能享受此种权利。

3.内河航行权和内地通商权。内河航行权和内地通商权是一切独立国家不容侵犯的主权。但从《中英天津条约》签订后，这一主权也丧失了。英国船只可以在长江沿江各处城镇上下客货，又根据“利益均沾”的原则，未与清政府订立条约的国家，也都可享受这种特权。

4.开放商埠和领事裁判权。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对外国开放了许多商埠，沿海沿江的有：广州、汕头、琼州、福州、厦门、台湾、宁波、上海、烟台、天津、营口、镇江、九江、汉口等14个商埠；陆路则有为俄国开放的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库伦、张家口等。根据《中英天津条约》规定，外国人可以在开放的商埠内租地盖房、设立栈房、修建礼拜堂、开设医院、购买坟基等。

这些外国人的居住地，后来就成为“租界”。这不但严重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而且成为外国人的“国中之国”，他们可以从这里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干预。

从《虎门条约》开始，又有了所谓的“领事裁判权”，即英国侨民与中国人的诉讼交涉，英国领事有权“听诉”，英国人如果在中国犯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办理，这就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后来的《中法黄埔条约》《中英天津条约》中又对领事裁判权做出了更具体的规定。

5.片面最惠国待遇。《虎门条约》中规定，中国将来与其他任何国家签订条约，英国人都可以“一体均沾”。后来的《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也有类似的条文。“最惠国待遇”的范围很广，而且一个国家取得这种特权，其他国家皆可沿用。

60年代后，这项条款的适用范围又进一步扩大，甚至荒谬地规定，中国政府如对本国商民有何优待时，外国人也要“一体均沾”，这真可谓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怪事。

总之，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外国侵略者迫使清政府签订、并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获得了种种政治和经济特权。中国开始逐渐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从而不断地半殖民 地化。

到19世纪末期，世界主要列强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也就是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阶段。垄断代替自由竞争的结果，是使得原来作为中介的银行资本变为万能的垄断者。垄断的银行资本与垄断的工业资本合而为一，就形成了金融资本。

这时西方的国内市场和投资场所也已经被完全垄断了，社会上出现了大量“过剩”资本，于是资本输出就有了特殊的意义，殖民地也有了作为商品市场、投资场所和原料产地的新的作用。当时，世界上的殖民地基本已经被列强瓜分完了，只剩下中国、波斯、土耳其等几个大国，还没有被帝国主义独占或瓜分。其中尤其是中国，幅员广阔，物产丰富，而政治、经济、军事上又十分落后，因此就成为列强的主要“猎物”。

从这一时期起，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政策开始从商品倾销进而直接控制中国领土，以保证其资本输出得到最大的利益，它们的势力也开始从中国沿海向内地及边疆渗透。

如1871年俄国占领伊犁（1881年由清政府出价900万卢布赎回）；英国把长江流域各省作为其势力范围，1876年又强迫中国签订了《烟台条约》，取得了派员驻云南、甘肃、青海、西藏等地的权利。

除了英、德、法、俄之外，日本和美国属于两个后起的列强国家。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开始发展起来。此时，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开始向垄断阶段过渡，而日本的资本主义又与其封建经济的残余及天皇制国家结构交错在一起，所以它一走上近代国际舞台就带有强烈的军事侵略性，其侵略目标首先就对准了中国。

美国的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是在其南北战争以后，19世纪后期，美国的工业产值已经超过了英国，因此也开始走上垄断阶段。但美国对殖民地的控制，因其后起而不能与英国相比，所以它也想急起直追，向远东和中国扩张势力，以获取市场。

日本早在明治时代就制定了所谓的“大陆政策”，其基本内容是：首先征服台湾，然后征服朝鲜，以朝鲜为跳板征服满蒙，然后进一步征服全中国和全世界。按照这个计划，1874年，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进犯台湾，虽然没能达到侵占的目的，但却吞并了琉球。

接着，又在美国的支持下人侵朝鲜。当时的国际形势是，沙俄也想把东北地区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并且也想插足朝鲜半岛，在那里占领一些通向太平洋的港湾。英国则要阻止沙俄势力的南下。

这样，远东的国际矛盾就集中在了朝鲜半岛问题上，而朝鲜在当时又是中国的藩属国，受到清朝政府的保护。为了共同对付沙俄，英美取得了一致意见，决定利用对它们还不足以构成威胁的日本来对付沙俄。而日本则乐得利用英美对它的支持来实现自己的既定侵略政策。在这种形势下，日本终于发动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

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的惨败而告终。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有五点：

1.清政府承认朝鲜的“独立”，即承认日本对朝鲜的全面控制；

2.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

3.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白银；

4.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承认日本在华享有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5.日本人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任意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可将机器任意装运进口，日本在中国制造的货物与进口货物一样免收一切杂捐，并准许在中国内地设栈寄存。

《马关条约》是继《江宁条约》之后又一个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后来虽然在俄、法、德3国的干涉下，清政府以3000万两白银的代价“赎回”了辽东半岛，但中国还是丧失了台湾和澎湖列岛（一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收回）；巨额的赔款则相当于清政府3年的全部财政收入；允许日本在中国设厂制造，则列强纷纷援引“利益均沾”的片面最惠国待遇，又开了外国资本输入的方便之门。

总之，《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在半殖民地的道路上更快、更深地沦陷了下去。

随着《马关条约》而来的，出现了一股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列强们纷纷以“租借”的名义，强占中国的沿海城市，并在中国的领土上划分其“势力范围”：长江流域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长城以北成为沙俄的势力范围，两广和云南成为法国的势力范围，山东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日本占领台湾和澎湖列岛后又把福建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美国当时正忙于夺取原来西班牙的殖民地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所以晚了一步，后来就提出了所谓的“门户开放”政策。

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加深，亡国灭种的阴影沉重地压在了每个清醒的中国人的心头。在甲午战争以前，许多昧于形势而又颇为自傲的中国人一向以为：中国地大人多物博，虽说自鸦片战争爆发的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与英法列强屡战屡败，但对付地狭人稀、维新不久的岛国日本还是绰有余力的。

更何况，中国已经学到了西洋的坚船利炮，拥有一支相比日本海军毫不逊色的北洋海军。然而，战争的结局竟然是被向来为国人看不起的“蕞尔东洋”打得落花流水，战败签订的条约又是如此的苛刻。

这个严峻的事实，一方面证明了追求船坚炮利的洋务运动的最终失败；另一方面也逼迫不少梦中的中国人清醒了：所谓的“天朝上国”原来比想象的还远要腐败和落后；而甲午战败的后患也绝不止于一纸《马关条约》，虎视鹰睇的帝国主义列强，必然会援引“最惠国”条款争夺其在华利益，中国被瓜分的危机迫在眉睫！

这时，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已趋成熟，并得到迅速的发展，许多中国人不约而同地得出中国必须维新变法的结论。于是，救亡图存的变法成了当时中国人民的强烈呼声，进而演变成为一场政治运动，即1898年爆发的戊戌维新运动。

1895年春，清政府准备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开了。当时，正值又一轮的举人会试，各省的举人云集北京。他们得知此事后非常愤慨，尤其是台湾籍的举人听到自己的家乡将被出卖，更是义愤填膺，人们反抗的情绪一下子高涨起来。

这时，早已有改革主张的康有为和梁启超等正好也在北京参加会试，于是他们四处联络，约集18省的举人在松筠庵开会。开会那天盛况空前，到会的举人多达一千多名，他们公推康有为起草奏疏。康有为奋笔疾书，花了一天两夜的时间，写成了1.8万余言的《万言书》。

在《万言书》中，康有为慷慨陈词，提出了“拒约、迁都、变法”等主张。指出如果割让台湾，就势必会引起列强瓜分中国，因此必须拒绝在条约上签字。他要求皇帝亲下诏书，检讨国家政策得失，提拔人才，迁都长安，训练军队，准备长期抗战。

康有为强调，以上措施仅是暂时的应敌办法，而要从根本上使中国强盛起来，那就必须实行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变法。在这份上呈皇帝的《万言书》上签名的举人，据说有一千三百多人。

1895年5月2日（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八），举人们把这份《万言书》送到清政府的最高监察机关都察院，希望都察院的官员能把它上呈皇帝。但是，都察院官员推说皇帝已经在条约上盖了印，因此拒绝将《万言书》进呈。

举人在当时被誉称为“公车”，这是因为汉朝时地方上向中央政府举荐人才，是由公家备车送往京城的，后来“公车”就成了进京赶考的举人的代名词。所以，这次举人的联名上书，在历史上就被称作“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虽然未能阻止《马关条约》的签订，《万言书》也未能到达光绪皇帝的手中，但却在举人中间广泛地辗转传抄，因而在社会上迅速地传播开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康有为也成为全国瞩目的改良派的领袖人物。“公车上书”之后，康有为等在北京组织了“强学会”，并在上海等地成立了分会，又在北京发行《中外纪闻》，宣传其变法维新思想。以此为开端，各种报刊、学会、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各地先后建立和创办起来，据统计，到1898年，全国有学会、学堂、报馆三百多所。

在各地的报刊中，梁启超、汪康年在上海办的《时务报》，严复、夏曾佑等在天津办的《国闻报》，康广仁、徐勤等在澳门办的《知新报》，江标、唐才常等在长沙办的《湘学报》是当时最著名的几种。其中又以上海的《时务报》影响最大，“江淮河汉之间，爱其文字奇诡，争传诵之，行销至万七千余册”。

在各地的学会、学堂中，有李锐等发起组织的“蜀学会”、杨深秀发起组织的“陕学会”、林旭发起组织的“闽学会”等等，而以湖南维新派人士创办的“南学会”和“时务学堂”最有生气、影响最大。

这一切为戊戌变法的出现准备了条件，“天下人士咸知变法，风气大开矣”。1897年11月，德国强占了胶州湾，康有为再次上书光绪，提出亡国之祸即在眼前，鼓动光绪实行变法。1898年春，又值举人会考之期，康有为与李盛铎等人在北京发起组织了“保国会”，提出“保国、保种、保民、保教”的宗旨，参加的士大夫很多，从而直接推动了变法活动的出现。

当时，清朝统治集团中存在着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和以光绪皇帝为首的“帝党”两大派，后党掌握着国家的实权，主要是由顽固派和洋务派大臣构成，他们极力反对变法维新；帝党并无实际权力，而光绪皇帝本人又“不甘作亡国之君”，很想有所作为，他读了康有为的上书后很感动，对维新变法的主张表示赞同。

当然，从另一方面讲，帝党也是为了壮大自己的声势，以捞取政治资本，决定对维新派给予一定的支持。1898年6月11日，光绪下诏“定国是”。从这一天起，光绪依据维新派的建议，颁布了一系列维新变法的诏令，其中最主要的内容可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1.在政治军事方面:精简机构，裁撤冗官，允许士民上书言事；以新法训练军队，筹造兵船，添设海军。

2.在经济方面:设立矿务铁路总局、农工商总局、中国银行；奖励制作新法，允许专利；提倡实业，发展、保护农工商业。

3.在文化教育方面: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兴办新式学堂，筹办京师大学堂；翻译西书；准许自由开设报馆、成立学会。

从以上这些变法的内容来看，实际谈不上是什么根本性变革。但它的意义在于，它毕竟是一次正式的官方行动，这些措施都是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有利于西学在中国传播的，因此也是有利于中国社会进步的举措。

所以，尽管戊戌变法的动作并不大，却具有十分明显的进步意义。在1898年夏天的几个月里，中国社会曾经出现过一片新气象，给中国人带来了一线新的希望。

但可惜的是，光绪皇帝是一个没有实权的“光杆皇帝”，他所支持的维新变法引来了众多的反对者。

除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集团之外，各省握有军政实权的地方大吏也多是守旧派官僚，他们依仗着慈禧太后这个靠山，根本不理睬光绪帝如雪片似的颁布下来的变法诏令。

再加上那成千上万盼着“金榜题名”升官发财的秀才、举人，那遍布全国的反对一切变革的乡绅地主，那些被裁撤的衙门中的大小官吏等所有反对新事物的守旧势力，由于各自的既得利益，而形成了反对维新变法的联合阵线。

于是，9月21目，慈禧太后轻而易举地就发动了政变。首先把光绪帝软禁起来，囚在中南海中四面环水的瀛台，与外界隔绝往来，接着废除了所颁布的一切新政法令，并把参与维新的人士谭嗣同、康广仁、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等“六君子”在北京菜市口杀害。康有为、梁启超预先得到消息，逃亡海外。这场维新变法运动存在了仅仅103天便宣告彻底失败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百日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