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安：为生计求日本人，变卖鲁迅遗物被阻后，曾用7字评价许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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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浙江绍兴。

家道中落、时运不济的朱家，终于迎来一件大喜事。

已经23岁的女儿朱安，就要订婚了！

早年，始终把女儿视为掌上明珠的朱家父母，挑选女婿的标准很是苛刻；因为总觉得没有看上眼的，便将女儿的婚事拖到23岁。

“再嫁不出去就成老姑娘了…”

出于对女儿婚姻大事的日夜忧心，朱家父母在择婿这件事上，也逐渐放低标准：并不一定门当户对，但要是个读书人家。

恰是这个时候，绍兴城内东昌坊的周家，也就是鲁迅的母亲上门提亲。

同为家世没落的读书人家，朱家父母与周母一拍即合。

而两个从未谋面的年轻人，就这样被父母安排好了婚事；如此匆忙的包办婚姻，似乎也决定了鲁迅一生的冷漠，更决定了朱安被人遗忘的悲凉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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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时代，对鲁迅的作品《祝福》印象深刻：

“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被人们舍弃在尘芥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先前还将形骸露在尘芥里，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灵魂的有无，我不知道；然而在现世，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

随着“朱安”这个被世人忽略和遗忘的名字，逐渐重新浮出历史的水面，才恍然发现：

鲁迅笔下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又何曾不是他对发妻朱安的评价。

朱安的家庭传统保守，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所以朱安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并不是读书识字，而是将所有时间都用来学习女红家务，以便将来在夫家受到重视。

可这份教育方式，恰成为她一生的劫！

对于这桩亲事，鲁迅内心十分抗拒，因为当时在日本留学，婚期也一拖再拖。

期间，鲁迅曾给母亲写过无数次信，希望让朱安另嫁他人，但鲁母并未答应。

毕竟，悔婚在当时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于周家朱家名誉都不好。

直到1906年7月，也就是两人订婚的第7年。

远在日本的鲁迅在母亲多次催促下，才终于回到绍兴家中。

他心里清楚：这次回家很有可能会成亲；但为了母亲的心愿和心中坚守的孝道，他无法拒绝。

见到朱安的那刻，鲁迅是极为失望的！

这个裹着小脚、低眉顺眼的传统女子，似乎囊括了他所憎恨的一切腐朽和封建的事物。

所以在喜庆的新婚夜，作为新郎官的鲁迅选择了逃避，两人没有入洞房。

第二天晚上，鲁迅依旧在母亲房间里看书；第三天晚上，鲁迅还是在母亲房间里看书…

朱安是遵循封建礼教的传统女子，但却不是情商愚钝之人，对于鲁迅这接二连三的逃避，她似乎也明白了些什么！

可即便认识到丈夫对自己的厌恶和疏离，作为妻子的她又能做些什么呢！

嫁入周家后，朱安的世界变得更小了。

丈夫鲁迅有他的理想和抱负，有他要践行的事业和信仰；可这个裹着小脚的女子，却没有太多的悲欢离合，更没有无以计数的经历去讲；自从23岁订下婚约，她唯一可说的事情，就是她的丈夫鲁迅。

出于对这门婚姻的反抗和厌恶，新婚第四天，鲁迅便和二弟周作人去了日本，并把这个母亲安排的妻子远远留在故乡，也留在了自己的生命之外。

房间里的大红喜烛尚未燃完，自己却要面对与丈夫的异国分离。

这样的婚姻，朱安不是不委屈的；可纵观这漫长一生的孤独和凄凉，这次的离别与等待，对她来说，却只是人生痛苦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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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鲁迅回国先是在杭州任教，第二年又回到绍兴，担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

本以为这次回国可以与朱安的感情增进，但是鲁迅却似乎有意避开般很少回家；即便有空余时间也是用来加班和看书，基本不搭理朱安。

1912年，鲁迅又去北京工作，而作为妻子的朱安依旧留在老家，负责照顾婆婆和家庭，直到1919年，鲁迅在北京八道湾买了宅子，带一家人到北京团聚，已经结婚13年的朱安才真正有机会和丈夫生活在一起。

同样，这场背井离乡的选择，也让朱安穷尽一生，再也没有回到江南故土。

在北京不大的四合院里，两人依旧是分居状态，可她对鲁迅衣食住行的照顾，几乎是无可挑剔。

朱安天真的以为：只要自己服侍好丈夫、孝敬婆婆，终有一天，鲁迅会发现以前错待了她。

但她却不知道：这一生做的再多，鲁迅对她只要义务，没有情爱。

就如鲁迅曾对好友许寿裳所说：

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也是这句话，似乎注定他只能给朱安夫妻之名，却无法给她夫妻之实。

她就这样在等待和期盼中守了一辈子活寡，也彻底活成了一个苦行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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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溘然长逝。

噩耗传到西三条胡同时，悲痛的朱安想去上海打理丧事；即便与鲁迅分居半生，可她毕竟还是鲁迅的原配。

但已经80岁的婆婆身体也不容乐观，为了照顾婆婆的身体，朱安只能在北平为鲁迅搭设灵堂。

作为明媒正娶的发妻，却连见丈夫最后一眼的资格和机会也没有…说起来，这是何等的无助和悲哀。

鲁迅去世后，朱安和婆婆的生活得到周作人、许广平等人的救济。

但婆婆去世后，随着战火不断、物价飞涨，他们的帮助对于朱安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

后来，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许广平的救济被迫中断了。

为了活下去，她只能写信求助鲁迅的日本好友内山完造，希望对方施以援手！

“先生如肯仗义执言使我债务得以清理，生活不致断绝，那时不但我感激您的心，无法用笔墨形容，就是鲁迅先生在天之灵，也要感激老朋友的爱护！”

古稀之年，老而不死，毫无生活能力，尚需摇尾乞怜……

从这封信中不难看出：已经面临断粮的朱安，再也顾不得传统女子秉承的克制和尊严，因为饥饿与窘困早已让她无路可走。

只是遗憾：这份怀揣着忐忑写下的书信，却因为战争原因，没有送到内山完造的手中。

误以为被拒绝的朱安，只能听从周作人的建议，决定出售鲁迅的藏书。

当售卖鲁迅遗物和藏书的消息，通过报纸传遍大江南北后；远在上海的许广平和鲁迅的友人们，立刻写信阻止。

刚刚解脱牢狱之灾的许广平在信中坚定表示：

只要朱安打消售卖鲁迅遗物的念头，自己会尽最大的努力来帮助她。

为了留住这些宝贵的藏书，许广平又托付上海文化界的朋友们去北京亲自劝说。

门庭若市，吵闹不绝！

但大多数人的劝阻言辞都是“先生遗物如何珍贵”“所有藏书必须妥善保存”……

自始至终，没有人问过她：是否吃得饱穿得暖，身体可否康健？

她的一生都在被忽视，没有人关心她的内心世界，没有人足够体谅她……每个人都在向她索取，对她要求，让她牺牲，她的婚姻从来不由自己做主，她的命运也对她如此捉弄。

沉默一生的朱安，终于怒了，她全身颤抖地说道：

“我也是鲁迅的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啊！”

说完，悲痛地大哭起来，这一哭，哭尽了她一生的卑微与苦楚，哭尽了一生的无能为力。

如果不是迫不得已，她又怎会卖书，她比别人更想保护好鲁迅的遗物。

而这句用尽一生才换来的一句呐喊，也着实让人心疼。

但即便生活困难，她还是选择了妥协，不再出售藏书。

抗战结束后，朱安的境遇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同情，大家纷纷登门来看望她，并送上钱款。

但大部分都被她辞谢了，她说：宁自苦，不愿苟取。

她知道，鲁迅一生清高，再苦再累，她也不愿意丢了鲁迅的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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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6月29日，朱安在孤独和凄凉中，走完了这一生。

就在去世的前一天，回忆平生种种经历和往事，她仍旧对记者感叹：

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并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

而提到许广平时，朱安的评价更是令人动容。

对于这个“抢走”自己丈夫的新时代女子，朱安从不曾有过怨恨，直至临终前，仍旧温和从容道：

“许先生待我极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肯维持我，不断寄钱来……她的确是个好人。”

你看，即便渺小如蝼蚁的她，即使走到生命的尽头，心里念的还是别人的好。

作为恪守三从四德的旧式女子，善良陪伴了她一生；即便苦守无爱无性的婚姻整整41年，却从不曾怨恨任何人，也不曾挑剔任何人。

甚至得知鲁迅和许广平走到一起，两人生下周海婴后，朱安仍旧释怀欢喜道：“大先生的儿子也是我的儿子。”

但这种善良，给予她安身立命、知足常乐的豁达和释然时，同时也像一把锁，困囿了她余生的所有尝试和可能性，而因善良衍生的顺从和妥协，也是她一生悲剧的起因。

就像是被人钉在墙上的钉子，屈服于命运的安排，最初被钉在那，一生就都在那…

朱安去世时，唯一的遗愿是能够葬在鲁迅的旁边，但这个遗愿终究被许广平拒绝。

她一生认海婴为自己的孩子，临终也曾想让海婴送葬；可这个从未见过朱安的男孩，自然对她也没有浓厚的情感。

所以没有任何人送行的她，最终被葬到西直门外的保福寺。

那座孤零零的坟墓前，也没有任何标记，只插着一支朱安生前用过的黄竹镶铜的水烟袋。

那是她一生孤冷的见证，也是她一生唯一的温暖。

或许会有人说：朱安过得如此悲惨，鲁迅有着不可推脱的责任。

或许也有人说：朱安的悲剧在于她不懂得反抗，不懂得重新开始！

可在那个有着浓厚悲凉底蕴的时代里，属于旧式女子的出路，又有多少呢！

不是所有人都拥有张幼仪涅槃重生的资本，不是所有人都拥有董竹君破釜沉舟的勇气，更不是所有人都拥有江冬秀杀伐决断的凛然…

对于朱安来讲，身处这冷漠孤寂的婚姻围城，封建制度教会她的，只能是无穷无尽的隐忍和沉默。

而这种不被我们理解和接纳的忍受，更是那个年代里大多数女子的悲凉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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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初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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